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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趋新学者区分国学与国故学的努力

时间:2006-11-21栏目:语文论文

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当一度风靡的整理国故开始走向衰歇之时,"国学"本身的学科定位或学术认同也产生了问题。有的学者试图用"国故学"来取代"国学",有人根本主张"国学"不是"学"。实际上,从19世纪末的甲午战争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对于久处外患压迫下的中国士人来说,20世纪20年代可能是中外"国家"实体竞争最为淡化的时段。此时与清季的最大区别是"学术"与"国家"的疏离: 对强调"国无学则不立"的清季士人来说,国学既不能"无用",也不能不是"国粹";但对提倡"科学无国界"的新文化人来说,"学术"与"国家"可以无关,至少关系不密切。1 正是在这样一种立场之上,"国学"本身成为可以比以前远更轻松地进行讨论的题目。

  拘束的减少往往伴生着随意性的增加,朱熹曾说:"屈原之赋,不甚怨君,却被后人讲坏"。章学诚以为,此语"最为知古人心"。2 与清季相类,民初反对与支持国学者多少都有从自己"成心"出发而将其"讲好"或"讲坏"的倾向,后者尤甚;不同的是,清季人如此更多是无意中受到"成心"的影响,未必出自立言者有意识的动机;民初人则更明显地是在意识层面为了某种目的将国学"讲坏"。胡适等人对整理国故态度的转变即是一例,但其转变态度的主要原因又是认为"国学"妨碍了"中国"这一国家实体的发展,即郑振铎担心的会"有阻碍于中国民族的进步与发展"、特别是阻碍"中国国力及文化的发展",无意中仍回到"国家"立场之上。3 

  结果,在较少受到外患直接压迫的情形之下,一度疏离的"学术"与"国家"再次凸显出其紧密的关联,4 体现了民初对清季的思想继承。或者说,在意识层面力图区分"学术"与"国家"的民初趋新学者在下意识层面仍相当注重"学术"与"国家"的关联,两者间显然存在着某种心态紧张。在这样的语境之中,从新文化运动后期开始,不少趋新学人对于"国学"和"国故学"的定义和学科认同产生疑义,有的学者更试图将两者区分开来,本文即简单探讨这一现象。

  晚清中西学战的结果是中学已被认为"无用",在一定程度上或可以说,国粹、国学、国故等词汇的大量引入思想言说之中,恐怕就因为"中学"已经失去吸引力和竞争力,尤其"国学"明显是"中学"的近义词。当章太炎鼓吹"以国粹激动种姓"时,他(以及主张以历史激发爱国心的梁启超等)有意无意间不过是换一个标签而试图将在时人思想言说中已经边缘化的"中学"拉回到中心来;但正由于国粹与中学的接近,这一努力的成就有限,或可说基本是不成功的。认为中国没有国粹、只有"国渣"的观念在清季已出现,到民初更越来越得到强调。

  对已经边缘化并被"证明"无用的中学来说,即使是一个中立的态度也已相当亲切。其实多数中国读书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一直动荡于胸中,"国粹"当初确曾较有吸引力,在20世纪最初几年一度风靡;惟不久即被其主要的倡导者弃用。这部分也因为他们本不认为中国传统一切皆"粹",而提倡将传统区分对待,曾重建出别于"君学"的"国学"。且其在试图区别于日本"国粹主义"之时已隐约觉察到"国粹"这一新名词有些问题,也在探索可否以其他更恰当的方式来表述"国粹"。 5

  章太炎在1906年曾提倡"以国粹激动种性",在其1908年的《规新世纪》一文中已将国粹、国学和国故三词并用,那时基本是作为互换的同义词而避免文字的重复;但一年多后他将其重要著作命名为《国故论衡》时,则意味着在意识层面对"国粹"的正式弃用,且多少隐含着"反戈一击"之意:"国故"当然比"国粹"更中性,而"论衡"则义本王充,明显有商榷批评之意。6 换言之,即使这中性的"国故"也是可以且应该商榷批评的。

  不过,对"国故"这一略偏消极的隐含之义也不能太过强调,就在出版《国故论衡》的1910年,太炎又与其弟子钱玄同等发行了面向大众的《教育今语杂志》,其宗旨便明确首列"保存国故"。7 以"保存国故"取代稍早流行的"保存国粹",似提示着对"国故"之中性意义的强调虽已到意识层面,然基本仍在较随意地替换使用,尚未严格地界定和推敲;盖"保存国粹"要"粹"者乃保存,而"保存国故"则可以是未必"粹"者也要保存,实隐喻着凡国之故皆当保存,倒更像张之洞提倡的存古取向,对即使"不尽适用者,亦必存而传之,断不肯听其澌灭"。8 

  傅斯年在1928年即明言,"国故本来即是国粹,不过说来客气一点儿;而所谓国学院也恐怕是一个改良的存古学堂"。9 他到1940年更总结说:"'国学'一词,本与国医同其不通。清季有所谓存古学堂,本是呫哔咿唔之化身,不待论矣。以后章太炎谈国故,似胜于前矣。然国故一词,本为习用,即国朝之掌故也。乃太炎尽改其旧义,大无谓也。清末民初,人以国学二字为不妥,遂用国故;自国学专修馆之势力膨胀,此名词[指国学]更通行,然此馆者,私塾之放大也。" 10 

  无论如何,相对比较中性的"国故"在民初得到采用,部分即因为"国粹"不能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可。傅斯年自己在1919年的态度便稍缓和,他那时以为"国粹不成一个名词(请问国而且粹的有几?),实在不如国故妥协。至于保存国粹,尤其可笑。凡是一件事物,讲到了保存两字,就把往博物院去的命运和盘托出了。我们若真要做古人的肖子,也当创造国粹(就是我们自己发明点新事物),不当保存国粹。天地间事,不进就退,没有可以保存得住的。"11 问题在于,即使这更"妥协"的"国故",在很大程度上仍不过是一个涵盖宽泛的虚悬名号而已,使用这一名词的各类人等其实未必具有共识。

  毛子水当时就置疑道,"什么是国故呢? 我们倘若把这个问题问起那些讲国故的人,所得的回答恐怕没有相同的。有些必定说国故就是'三纲五常';有些必定说国故就是'四书五经';有些必定说'学海堂经解'是国故;更有些必把'骈体文钞''古文辞类纂''钟鼎款识'……等东西当作国故。"可知"国故这个名词,没有很清楚很一定的意义"。他根据章太炎《国故论衡》的内容,以为"国故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并增加章氏此书未专门论及的"历史",提出"国故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若"不把学术史从民族的历史里分出来,我们简直可以用'中国过去历史的材料'代替国故这个名词"。12 

  他特别解释"国故的大部分是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的材料"一点说:"国故的大部分,实在就是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但是从前人所做的从前人的历史,我们现在不能用他;因为现在人的历史的眼光,十分之八九不应当和从前人的相同,所以我们现在的历史,大部分都应当从我们自己的历史的眼光新做出来,方能合用。因此,我们把国故的这一大部分,不看作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看作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的材料。"这里所说的"历史",主要是"历史学"的意思;因前人眼光不同而做出的历史便可以"不看作历史",正是清季中国"无史"论的"现代表述"。惟"国故"既然是历史的材料,则治此材料的"

国故学"自然便成为历史学了。

  几年后胡适整合并进一步系统阐发傅斯年和毛子水的观念说,"'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但他又包含'国渣'。我们若不了解'国渣',如何懂得'国粹'?"可知胡适对"国故"这一词汇的选择正因为它不含褒贬的中立性。他进而明确提出"要扩充国学的领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过去文化,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 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13 

  不过,胡适注意到的,在以北大为中心的整理国故运动开始之前,已有类似的"运动"出现: 古学界青黄不接造成的学术寂寞使许多人产生古学将要沦亡的悲观,结果"很自然的发出一种没气力的反动的运动来",包括梦想孔教复兴者、试图通过保存古文古诗以达到古学保存者、甚至静坐扶乩者。胡适宣布,"在我们看起来,这些反动都只是旧式学者破产的铁证;这些行为,不但不能挽救他们所忧虑的国学之沦亡,反可以增加国中少年人对于古学的藐视"。正因此,整理国故运动的推动者总思有别于已"破产"的旧式学者,"国学"/"国故学"正是他们区别于破产的"古学"的新认同,而"国学的将来"也因此充满希望。

  胡适对国故学这一"领域"做出了更具体的界定:"国故学包括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历史是多方面的: 单记朝代兴亡,固不是历史;单有一宗一派,也不成历史。过去种种,上自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支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而"国学的使命是要大家懂得中国的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他具体列出"中国文化史"的系统则包括民族、语言文字、经济、政治、国际交通、思想学术、宗教、文艺、风俗、制度十种史。换言之,"国学"就是系统的中国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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