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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之取向

时间:2006-11-23栏目:政治论文

【内容提要】纵观中国几千年政治文化史,和平主义始终是贯穿其中的命脉与价值取向。这亦可从马克斯·韦伯和罗素等西方大家的论著中窥见一斑。这一取向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因素共同培育与形塑的结果。
【英文摘要】A  survey  of  the  thousands  of  years  of 
  我国著名散文家余秋雨先生,在对世界四大文明的发祥地考察后曾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中华文明为什么没有像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那样,在时间和空间的无限中销声匿迹而绵延不绝、延展至今?其原因之一是整个社会没有形成一种远征的力量。[1]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海外出现了一种“中国威胁论”论调。《大国的兴衰》一书的作者保罗·肯尼迪撰文,称全球化将使中国受益,反过来威胁美国的地位,“美国现在拥有不可撼动的世界霸主地位”,但“不能在本世纪续写荣耀”,理由是中国可能赶上来。耶鲁大学商学院院长杰弗礼·加腾(Jeffrey  Garten)在《商业周刊》上撰文指出:世界经济对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依赖,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一旦中国经济受到战争、恐怖袭击、社会动乱、自然灾害的打击,美国经济的“生命线”就可能被掐断。针对这一论点,一些中国学者也纷纷撰文指出: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国势日盛,对他国的土地与资源并无染指之心,所想的只是维护本国的合法权益。而且回顾历史,中国式的战略文化和战略思维,一直是指向和平的。“亲邻善友,国之宝也。”[2]和平主义精神便显而易见。不过,这种和平主义的宣讲也招致了许多学者的反驳。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崇尚和平的事实固然很多,可相反的事实也不胜枚举。许多研究中国文化的海外学者和西方学者,可以赞扬中国人的深刻、广阔、单纯、恬静、勤俭等美德,似乎还很少承认中国是一个和平之邦。[3](P34)特别近代以来,中西双方的接触常常是通过战争形态表现出来的。义和团运动之后,中国文化在西方所得的一点“好感”,被一扫而空,很多西方学者都认为中国是一个“野蛮”、“残忍”的民族。至此,也易于得出一个结论:恐怕实在难有这样的民族和国家,天生就喜好和平。
      一
  然而近读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和英国大哲学家罗素的《中国问题》以及相关资料,然后重温了中国数千年文明史,对这一问题便有所厘清:中华民族实在是一个崇尚和平的民族,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取向,一直是和平主义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积累而沉淀下来的精神财富,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存在于民族大众的心理的、知识的、生活的结构之中,并通过人们的政治社会化过程而得以延续。尽管这种延续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和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而有所发展、嬗变,但中华民族政治文化的主流仍绵延不断地得以保持。被誉为“世纪的智者”的大哲学家罗素,曾于1920年至1921年间,在中国进行了长时间的讲学,讲学完成之后,他根据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中国问题》一书。书中说中国人向以博大的文化为荣,而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在于追求自由而非支配别人。正如罗素所言:“他们追求的只是自由,而不是支配……中国虽是两千年帝国的后裔,然而对帝国的热衷却已极其淡漠了。”[4](P154)在这种文化熏染下的中国人非常骄傲,以致骄傲到不屑于打仗的程度。诚如罗素所言,“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骄傲到不屑于打仗的民族,那就是中国”[4](P154)。按罗素先生的意思自然是中国人爱好和平已习而成瘾。中国历史上虽征战连绵,但老百姓是天生爱好和平的。罗素接着论证了这一个观点:“我不知道哪国的诗人会像白居易那样,塑造了一个自残逃避的新兵……他们和平主义扎根于深思熟虑的观点,事实上扎根于他们不愿意改变任何所见到的一切。”[4](P154)马克斯·韦伯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指出:“中国尽管战事频仍,但进入历史时代后,即逐渐成为和平化的世界帝国。”[5](P30)韦伯首先承认,中国文化的发展最初是以纯粹默武主义为标志的。但随着文官当政,意识形态自然地转向和平主义。[5](P32)因此,和平主义自有文明史以来,基本上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脉络。
  综观中国历史,除却一些失常的行为,中国政治文化之崇尚和平,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在中国与异族的战争中,多半是因异族入寇,我方才起而抗战;抗战胜利,亦能适可而止,以穷兵默武为戒。中国自秦以来屡筑长城就是明证:长城是由历史命运铸成的一座巨大的纪念碑,它代表防御和不出击,是积淀着一种内向防范型文化的深厚思想的事物。西汉时,有个叫陈汤的,他以单车之使,攻克了西域匈奴遗族这支强敌,回到朝内,不但得不到英雄式的欢迎,还受到种种责难。就是因为中国有“兴灭国,继绝世”的理想,这理想便代表一种崇高的和平精神。[6]并且,中国人至少在士人阶级,是向不崇拜英雄的。成吉思汗,曾横扫欧亚两洲,英雄气概,史无前例,然最终也落得个“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评价。同时,中国历史上的名将,立大功,建大业,但重文轻武的传统始终没变。在历史上能不朽的军事人物,也往往因其有儒将之风,国人视班超高于李广、卫青,其故在此。马克斯·韦伯也曾指出,武人在中国被鄙视,就像在英国亦受过200年的蔑视一样,一个有教养的士人是不会在社交场合中与武官平起平坐的。[5](P137)重文轻武的传统,虽曾使中国流于文弱,但正是这文弱之气,成就了中国和平主义之源。
      二
  任何精神气质的获得,都离不开具体的土壤。和平主义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神特质,更离不开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制约。
  (一)自然环境的影响
  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当然也是人类意识或精神形成的基础。地理环境对人类和人类社会有一定的决定作用,虽然这种作用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终的。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方式的多样化,人们开始能动地利用地理环境,于是地理环境对人类具体活动的决定作用就逐渐减轻。生产力越发达,人类对地理的利用能力程度越大也越深,但这一切都是以地理环境所提供的条件为前提的。
  中国的地理位置比较优越,大部分领土处于北温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为发展农业提供了最适宜的条件,我国黄河中下游很早就形成了大片的农业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黄河文明。与西方的大海文明即蓝色文明相比,黄河文明是一种大陆文明。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政治思想是建立在农业生产基础上的。农业的重要地位决定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重视。西方政治文化强调人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才能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中国古代思想家地主张“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思想的实质,就是强调人的行为与自然协调。由这种地理环境决定的思想长期实践的结果,是实现对完满和谐的和平精神的追求。
  (二)社会环境的制约
  社会环境的制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基础的制约。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比照斯密之术语“商业之系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典型的“农业之系统”[5](P39),农业民族与商业民族、游牧民族的不同,在于商业民族好竞争,游牧民族好争斗,而农业民族自耕自食所以好和平。农业民族不但要居有定所,耕种也需有定时,因此,最怕骚动和变乱。一旦战事兴起,往往流离失所,不得耕种,影响民生。因此,中国农民的最高要求就是过太平日子。金耀基在对中国人人格特征进行分析时提到农业社会对中国人性格的影响,并进而影响到中国的政治文化。他认为,古典中国是典型的传统的农业社会,这形成了中国人顺乎自然的人生观,他们把自然界和人事界的种种安排视为天经地义,很少去改变世界。金耀基借用冷纳的术语,称为“闭固性人格”,这与现代工业社会的“流动性人格”相反。[3](P36)此外,在技术尚未进步的时代,农业是靠天吃饭的,每遇丰年,农民便对上天感恩报德;遇到灾年,便要进行祈祷,这也有助于培养和平精神。马克斯·韦伯也认为,对文化的发展来说,起决定作用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即战斗君主军事上的神性和巫师的和平主义的神性是否能结合于一人之手。[3](P38)而在中国,这种决定作用却偏向于后者,诚如马克斯·韦伯随后所指出的,中国的君主是一个大祭师,是凭借古老天生的神性进行统治的。这种巫师般的神性恰恰是和平主义的。[3](P38)
  2.思想观念的提倡。人类所以不能和平,战乱连年,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权力之争及对资源的占有。权力欲是人类最常见最具潜力的动机。古人似乎很早就看到了这一点,而以权力禅让为政治崇高道德。尧舜禅让,数千年来传诵不绝,奉为圭臬。孔子也曾有言:“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孟、荀也都主张“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到了宋明理学,更主张以通过心性的工夫,彻底超化权力欲,这便为和平主义在中国的延续提供了思想上的教化。“中庸”之道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早已成了人们普遍的思维原则。由于全民族在“贵和尚中”观念上的认同,使得中国人十分注重和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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