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国的经济崩溃。
　　（3）挑战民族文化。文化是社会的黏合剂，是维持社会的基础。一定时代和一定民族的人们，都生活在一定的文化模式之中。这是人类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保障。目前，谋求霸权的国家利用其信息控制优势，贬低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并通过网络向受众连续不断地传递其文化信息，将其意识形态、价值理念强加于人，久而久之，将会使受众产生亲近感与认同感，进而依赖异邦文化，最终丧失对本民族文化的自尊心和自豪感。
　　（4）影响社会稳定。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将把社会中的人群划分为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穷者，实际上也就是将社会群体区分为经济富有者和经济贫穷者，而且这种贫富差距将越来越大。这必然影响社会公平，进而影响社会稳定。
　　　　　　3　数字鸿沟的治理对策
　　　　3.1　加强国际电信合作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实行互利互惠的电信合作，是缩小数字鸿沟的必由之路。
　　首先，广大发展中国家应立足于自身的努力，探索适合本国特点的发展模式。发达国家应将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电信基础设施和实现社会信息化作为自己的义务，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资金、人才等领域的合作，并降低对发展中国家的网络接入费用，以实际行动缩小数字鸿沟。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应致力于更加广泛的国际合作，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推进共同发展。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在缩小“数字鸿沟”方面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目前，中国已拥有一个覆盖全国、通达世界、技术先进、业务多样化的国家电信网。中国电信业已由20年前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发展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先导产业、支柱产业和战略产业。
　　其次，充分发挥国际电信联盟（ITU）在缩小“数字鸿沟”方面的主导作用。多年来，国际电信联盟为消除或缩小国与国之间的数字鸿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历届世界电信日的主题即是明证。自1992年ITU电信发展部门ITU-D成立、世界电信发展的南北差异问题提上ITU的议事日程后，四年一次的世界电信发展大会（WTDC）就成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电信领域对话的舞台。今后，ITU应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在技术合作、业务交流、人才培训及信息咨询等方面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
　　　　3.2　完善电信普遍服务政策，促进西部地区和农村通信的发展
　　“电信普遍服务”一词，最初源于美国AT&T在1908年一条事业广告的“一个政策、一个系统、普遍服务。”一般来说，电信普遍服务的含义有三点：无论住在任何地方都可得到电信服务（Availability）；任何人都可得到负担得起的电信服务（Affordability）；信息资源的普遍接入（Accessibility）。我国西部地广人稀，通信建设成本巨大。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后，国家重点支持了西部基础设施建设，但基本没有通信建设项目；加上曾经促进通信发展的初装费、入网费、附加费等政策的取消，西部通信的发展后劲明显不足。因此，国家应该通过直接投资或安排国债，对西部通信建设予以资金上的支持；同时国家应在资费制定、融资、税收等方面给西部通信业以更加灵活的优惠政策，让通信这列大开发的火车头，继续冲在西部大开发的前列。从立法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44条虽对电信普遍服务作了规定，但过于笼统，可操作性不强，尚需制定一系列细化的配套政策或法规，使其落到实处。
　　　　3.3　调动IT企业参与信息化建设的积极性
　　在跨越数字鸿沟的历史进程中，IT企业可谓责任重大。可喜的是，在“数字经济与数字生态2001年中国高层年会”上，许多IT企业都表达了消除数字鸿沟的宏愿。联想电脑公司的乔健女士说：“联想愿意和所有的有识之士，和所有中国的企业共同来致力于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也共同跨越数字时代的鸿沟。”亚信科技（中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总裁丁健说：“数字鸿沟对于我们来说，真正要做的是发现沟在哪里。也就是说我们要努力发现我们的客户在信息化过程中的沟，并帮助他们更快地将沟填平。”天极信息发展有限公司联合最高行政总裁袁超说：“天极的宗旨是普及推广IT知识。”中国资讯行有限公司总裁王稼夫说：“中国资讯行要创造一个人性化的信息界面，以便于今后让需要信息的人能够很轻松地获得他们需要的信息。这正是我们的使命所在。”更可喜的是，有些IT企业已将填平数字鸿沟的良好愿望付诸实际行动。譬如，2001年9月20日，中国长城计算机集团公司在京发布了“长城希望e站”计划，该计划是长城集团在全国范围内（主要以偏远、贫困地区的学校为主）捐建的一种以PC单点资讯平台为主要形式的简易微型站点。它主要由长城电脑、长城打印机和电话线等设备组成，并配有经过专门培训的人员进行管理、维护。建成后，会通过网络互联，形成一个与古代长城类似的新“数字长城”。
　　其实，从长远考虑，IT企业积极参与信息化建设最终也会使自身受益。因为只有帮助大多数国家、地区、群体成为网络经济和社会的正式参与者，才能拓宽公司现有的市场规模。诚如北京互联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高红冰在“数字经济与数字生态2001年中国高层年会”上所言：“数字鸿沟的问题对于企业来说，不是一个虚无的概念，从某种意义来说，弥合这种差距的过程，又恰恰给

IT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机会。”思科公司总裁钱伯斯也曾断言：“所有参与因特网革命的公司都有机会去消除这场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数字鸿沟，同时它们也会最终享受到消除数字鸿沟后所带来的市场机遇。”[10]
　　　　3.4　大力发展信息化教育，不断提高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发展信息化教育在消除数字鸿沟中占有重要地位。2000年11月，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文莱对APEC商业顾问委员会的商界领袖发表演讲时指出：“如果不发展远程教育，向乡村居民捐赠软件和廉价电脑，并教育人们使用这些工具的方法，我们就无法跨越数字鸿沟。”他同时指出：“不应该仅仅只关注电子商务，还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使学校具备上网能力并拥有合适的教育软件上；学校应具备国际通信能力，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惠普中国区副总裁舒奇认为：“解决数字鸿沟问题，提供最基本的发展条件比单纯提供技术或者资金补助更有效，因为金钱上的补助可能是最容易的，但效果却是表面、短期和有限的。真正的改革是要使每一个人获得长期发展机会，在这方面我认为最好的解决方案是教育。”[11]中国信息协会常务副会长高新民主张：“政府要注意扶持弱势人群，加强他们的教育，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目前，我国国民中科学文化素质较低者仍占较大比例，这正是造成数字鸿沟的重要因素之一。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报：祖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接受大学（指大专以上）教育的占3.61％；接受高中（含中专）教育的占11.15％；接受初中教育的占33.96％；接受小学教育的占35.70％（以上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包括各类学校的毕业生、肄业生和在校生）；文盲人口（15岁及15岁以上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为8507万人，文盲率为6.72％。从1992年到1998年，我国曾运用“米勒标准”对国民的科学素养进行过4次测评，结果表明，我国公众的科学素养水平低于发达国家，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基本具备科学素养的公众的比例仅为0.2％（美国为6％，欧洲国家为10％），位于世界14个采用同样标准因而可作比较的国家的最后。
　　由上述可见，为了缩小数字鸿沟，我们必须大力发展教育，尤其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以便提高教育的效率、延伸教育的范围并深化教育的层次。近年来，教育信息化工作引起了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1999年6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其中第15条指出：“大力提高教育技术手段的现代化水平和教育信息化程度，国家支持建设以中国教育科研网和卫星视频系统为基础的现代远程教育网络，加强经济实用型终端平台系统和校园网络或局域网络的建设，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和各种音像手段，继续搞好多样化的电化教育和计算机辅助教学，在高中阶段的学校和有条件的初中、小学普及计算机操作和信息技术教育，使教育科研网进入全部高等学校和骨干中等职业学校，逐步进入中小学；采取有效措施，大力开发优秀的教育教学软件，运用现代远程教育网络为社会成员提供终身学习的机会，为农村和边远地区提供适合当地需要的教育。”1999年8月12日，教育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育技术装备工作的意见》，其中第6条指出：“各级教育技术装备部门在充分利用现有教育资源搞好多样化的电化教育的同时，要高度重视和规划管理好本地区学校的计算机应用工作，加强经济实用型终端平台系统和校园网或局域网的建设。对校园信息网络建设工作，要拟订统一标准，保证与国家信息网络的互联和地区局域网站的交互功能。避免一哄而上，各行其是，造成浪费。”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国信息化教育实践正方兴未艾。2000年12月21日，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网络课程建设暨远程教学试点工作会议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我国第一家实施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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