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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历程及其发展展望

时间:2006-11-23栏目:综合教育论文

具有着有效性[57]。然而,运用帕累托最优分析资源配置,其前提是所配置的资源必须是实物形态的资源,它们只能“替代”而不能同时空“共享”。而信息资源不具备物质资源那样的时空惟一性特点,将帕累托最优理论用于分析信息资源的有效配置或者说配置效率时,必然存在着先天缺陷。因此,理论研究的缜密性迫使我们必须深入地探讨信息资源有效配置中“帕累托最优”理论的适用性问题[58]。这就要求我们在分析信息资源的配置效率时,必须将知识产权要素纳入进来作为一个经济参数予以考虑。信息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其实质意义也就在于信息资源做到了充分共享,使信息内容取得了时空分布的社会效用最大化。随着研究的向前发展,所有用户对某一公共物品的收益之和即资源共享的“联合收益”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理论被引入了信息资源的共享研究领域[59],这是当前信息资源共享研究得以继续向前深入发展的一个新亮点与突破口。2001年武汉大学马费成教授所申报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网络环境下信息资源共享的效率研究”获得批准立项,有关网络环境下信息资源的“联合收益”及其成本测定研究已经同网络环境下信息资源共享效率的测评指标及模形研究、网络环境下信息资源的有效配置模式及对策研究一道被视作是完成这一重大课题而需要努力加以解决的三大难题[60]。另外,由于信息资源配置具有“公共性”等,因此,信息资源配置中往往会出现“市场失灵”现象,这就需要进行“政府干预”,但政府干预市场的同时也会产生“政府失灵”。这样有关信息市场失灵与相应的政府干预,以及如何防范由此带来的政府失灵,而建立有效的政府干预机制,并使市场与政府干预手段有效地相结合等研究成为了当前信息资源的经济配置研究中的又一大突破口和又一新的闪亮点。[61][62]。
  除上述信息资源的基础理论研究取得新的进展之外,情报学界在跨入21世纪之际对有关信息经济的基础理论研究也同样取得了新的进展。西方经济学中有关外部性、公共物品、非竞争性、垄断、不完全信息以及产权等理论先后被引入信息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的研究之中,如运用外部性理论研究和考查信息生产与信息服务[63]、运用产权理论,从产权的角度审视信息服务活动[64]等。而有关这一方面的探索在国内情报经济学与信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武汉大学的马费成教授翻译的《信息经济学》一书中得到了较为全面详尽的反映[65]。
  (2)第二条主线就是沿着从情报经济到信息经济再到知识经济这条逻辑思路演进。自从1996年经合组织(OECD)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专题报告中提出“知识经济”以来,知识经济成为了国内理论界讨论的热点话题。国内情报学界早前对“情报经济”,而后是对“信息经济”的热烈探讨与关注也随之转移到了“知识经济”身上。一时间对知识经济本身的理论探讨,和有关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两者的关系与比较研究成为了情报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许多研究者就从情报学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索。例如,有研究者就从与情报学密切相关的“信息学”与“知识学”,以及经济学、资源学这四个角度对知识经济进行了探讨,对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进行了分析[66]。而从情报学角度对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二者关系进行研究的论文则更是层出不穷,如文献[67][68][69][70][71]。至于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二者的关系,信息经济不家乌家培将已发表的众多论文中的观点归纳成以下四种类型关系:实同名异、大同小异、小同大异、实异名异,指出这四种关系中前两种是符合实际的,因而是正确的;而后两种难以成立,不尽正确[72]。毫无疑问,乌家培先生的观点是极其正确的,在通

常情况下,对于二者的关系,我们的看法是“知识经济的基础是信息经济”[73],信息经济向前发展便会是知识经济。对于从信息经济到知识经济的这种演进发展及其内在实质联系与相互差异,国内著名情报学家马费成教授特意以“从信息经济到知识经济”为题名,撰文予以了深入的探讨[74]。我们知道,曾经流行一时的情报经济由于随后被纳入信息经济的范畴而在当前变得销声匿迹,而信息经济又是作为知识经济的基础而存在的,由此可见,情报经济与知识经济及其有关理论研究之间是有着一脉相承的某种内在联系和逻辑演进的。对此,乌家培先生给予了肯定,明确指出:“前几年,国内把情报经济学改称为信息经济学,其实情报经济学同时也是知识经济学”[75]。
  (3)第三条主线是向着电子商务与网络经济的方向演进。电子商务被视作是“21世纪信息时代的信息经济核心”[76],这种将电子商务作为信息经济的新发展,而纳入信息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之内的做法,较之将电子商务仅仅视作是一种“新型商务手段”[77]而言,无疑是一次巨大的超越。电子商务是网络经济的重要表现形式,或者说就是网络经济的核心,因此对网络经济的研究也就成为了当前信息经济学研究大力拓展的又一新领域,武汉大学的马费成教授在《情报理论与实践》杂志所做的“信息经济学”讲座中就专门以“因特网发展的经济分析”为题对网络经济研究领域进行了探讨[78]。还有研究者对两者的内在实质联系进行了探讨,从而得出了:“网络经济效应”是21世纪信息经济增长的主体效应的结论[79]。除此之外,基于拥塞理论的网络定价研究[80]、网络站点信息服务的经济学分析,如成本收益分析[81]等等也成为了当前情报学界对网络经济进行研究所到得的阶段性成果。至此,我们如果将上述当前信息经济学研究向前演进发展的后二条主线结合起来加以考虑,就会不难发现有关信息经济、知识经济与网络经济三者的研究[82]很明显已经成为了当前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的重要内容和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这一点已经很明显地体现在了当前的情报学教育,尤其是情报学研究生教育中,对此南开大学的王知津教授就作了有关的实证分析研究。王知津教授为了分析和研究我国情报学研究生教育的研究方向,收集和查阅了包括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在内的28个情报学硕士点的招生目录,通过将各硕士点单位所设置的研究方向与教学课程合并归类为理论类、应用类、技术类、管理类这四种类型,从而得出了当前我国情报学研究生教育的整体现状和发展趋势。在王知津教授的实证研究中,有关信息经济、网络经济的理论与应用研究俨然已经成为了当前我国情报学研究生教育中重要的理论类研究方向,这反映在整个的情报学研究生教育课程设置上就是其强烈地面向经济趋势[83]。总的来讲,当前这方面研究的发展势头是好的。随着20世纪末“昙花一现”的美国“新经济”现象的出现给情报学研究带来了启示,以及加入WTO为国内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可以预见,面向21世纪的情报学“经济学化”研究必将会在这块领域于不远的将来获得新的更大突破。
  收稿日期:2003-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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