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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雍:从物理之学到性命之学

时间:2006-11-23栏目:物理论文

[摘要]对于北宋道学五子之一的邵雍,研究者一般将其“象数学”体系视为推演宇宙万物周期发展过程的“物理”之学,对其“性命”之学关注不够。本文集中探讨邵雍《皇极经世》和《击壤集》的“性命学”体系,认为邵雍走的是以天道推论人道、以先天推论后天、以物理推论性命的路子,其性命学是他“心学”的核心部分,依“性——心——身——物”作逻辑展开,以“圣人之心”、“神明之性”为本性,以先天象数为心法。儒家的人道观、价值观与道家的天道观、认识论,儒家的道德修养与道家的宇宙精神被邵雍巧妙地贯通在“易”理之中。他的身上既有道家的坦夷旷达,又有儒家的中庸仁和,达到了一种“天理真乐”的生命境界。

[关键词]邵雍 物理之学 性命之学 心学 先天之学 后天之学

一物其来有一身,一身还有一乾坤。

能知万物备于我,肯把三才别立根。

天向一中分体用,人于心上起经纶。

天人焉有两般义,道不虚行只在人。

这首诗是北宋道学五子之一的邵雍写的,题目叫《观易吟》,诗中流露了作者参透天人、观易见道的智慧,显示了作者博大舒放的宇宙胸怀和洞明深湛的生命意识。

当代研究者一般偏重于研究其《观物篇》中的“物理”之学,而比较忽略其“性命”之学。其实邵雍不仅是宋易之区别于汉易的开风气的人物,而且还是宋明理学“心学派”的开拓人物,他不仅建构了一套缜密的宇宙论图式,而且创立了独具特色的性命学说、修养理论与价值系统,并最终完成了他的以“物理”推论“性命”的“先天易学”体系。唯其如此,才备受二程、朱子等理学大师的称赞。邵雍的人文情怀、安乐精神和真善境界,不仅对后世易学家、理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当今的世俗人生仍然有着可资借鉴的意义。

一、天人相为表里,推天道以明人事

“天”和“人”的问题是邵雍象数哲学的基本问题。邵雍在《观物外篇》中说:“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他把易学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物的,即“天学”,又称“物理之学”;另一类是研究人的,即“人学”,又称“性命之学”。合而言之即“天人之学”。邵雍还用了两个概念:“先天之学”与“后天之学”,其中“先天之学”是研究天道自然的,相当于“天学”;“后天之学”是研究人道名教的,相当于“人学”。 ①

在对待天人的关系上,如果说儒家偏向于人道,道家偏向于天道;义理易学派偏向于人道,象数易学派偏向于天道,那么邵雍则是儒道互补(或内儒外道)、天人并重、象数与义理贯通的集大成者。天道与人道,天学与人学、先天与后天、物理之学与性命之学,被邵雍巧妙而自然地融进他的易学中。他在《观物内篇》中说:

天与人相为表里。天有阴阳,人有邪正。邪正之由,系乎上之所好也。上好德则民用正,上好佞则民用邪。邪正之由有自来矣。

夫分阴分阳,分柔分刚者,天地万物之谓也;备天地万物者,人之谓也。

天地人物则异矣,其于道则一也。

邵雍引用《易传》“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的“天道”观,将“天道”归结为阴阳、 刚柔;同时继承并改造了《易传》“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的“人道”观,将人道归结为“正邪”,“仁”与“义”都属“正”的范畴,与之相对的应该是“邪”。在邵雍看来,人之正邪与天之阴阳、刚柔是互为表里的关系,虽然各自的表现千差万别,但都统一于“道”上。邪正来源于君主的好德好佞,君主的好德好佞又是天道崇阳崇阴的折射。

就天道与人道的地位而言,表面上看,邵雍似乎更重天道,他不仅将自己的著作称为“观物篇”,以“观物”为认识天道的重要思维方法,而且将人看成是“物”——“天”的一分子,认为“盈天地万物者唯万物。”然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从立论路径上看邵雍是先论天道后论人道,先论先天后论后天,先论物理后论性命,而推天道、先天、物理是为了明人道、后天、性命,人道、后天、性命才是邵雍的立论目的,天道、先天、物理不过是邵雍的立论根据。用邵雍的话说,它们之间是“体用”关系,先天为体,后天为用,后天从属于先天,后天阐发的人性、人道高于先天阐发的物性、天道。这里的“先天”与“后天”是相对关系,邵雍又把“先天”与“后天”统称为“先天之学”。先后天是体用不离,相函相依的,体者言其对待,用者言其流行,是一个统一的天人之“道”的两个不同方面,同时又是一个统一的“道”的变化过程的两个不同阶段。邵雍将宇宙演化的历史过程以唐尧时期为界分为两段,唐尧以前为先天,此时还是宇宙自然史时期,还没有人文、社会、主观等因素的参与,还没有人事之“用”,只有天然之“体”;唐尧以后的后天“用”,进入到人类文明史时期。根据这种划分,邵雍对儒家和道家作了评价,指出老子为得《易》之体,孟子为得《易》之用,今人余数康先生认为,道家的物理之学着重于研究宇宙的自然史,可称之为“天学”,对先天之“体”有独到的体会;儒家的性命之学着重于研究人类的文明史,可称之为“人学”,对后天之“用”阐发得特别详尽。老子有天学而无人学,孟子有人学而无天学。尽管老子和孟子学派门户不同,分属道儒两家,仍是体用相依,并来分作两截,道家的“天学”与儒家的“人学”会通整合而形成一种互补性的结构,统摄于《易》之体用而归于一元。邵雍称物理之学即自然科学为“天学”,性命之学即人文科学为“人学”。在物理之学上推崇道家,在性命之学上推崇儒家,超越了学派门户之见,从儒道互补的角度来沟通天人,他的这个做法是和《周易》的精神相符合的。②

邵雍对“天”和“人”、“天道”和“人道”作了多角度的界说,其《观物外篇》说:

自然而然者,天也;惟圣人能索之效法者,人也。若时行时止,虽人也,亦天也。

元亨利贞,交易不常,天道之变也;吉凶悔吝,变易不定,人道之应也……天变而人效之,故元亨利贞,《易》之变也;人行而天应之,故吉凶悔吝,《易》之应也。

自乾坤至坎离,以天道也;自咸恒至既济未济,以人事也。《易》之首于乾坤,中于坎离,终于水火之交不交,皆至理也。

认为自然的、非人为的是“天”,效法天然之道、参与主观意识的是“人”。就《周易》而言,上经言天道,下经言人事。元亨利贞四德配春夏秋冬四时,反映了在天道四时以及自然万物的变易流行;吉凶悔吝反映了人事的变化规律。天道和人事相互对应,“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奉天时则吉,违天时则凶,元亨利贞四德各包含吉凶悔吝四事,吉凶悔吝四事又对应元亨利贞四德。邵雍在《观物内篇》中从另一角度归纳天道人道:“夫分阴分阳,分柔分刚者,天地万物之谓也;备天地万物者,人之谓也。”阴阳、刚柔是天道本然的现象和规律,而领悟并运用这种规律的却是人。

邵雍将“人”看成是“万物之灵”,天地宇宙之间充盈了万物,人是万物中有灵性的出类拔萃者,人灵于物;人中可分出一部分最优秀的人,就是圣人,圣灵于人。“人之所以灵于万物者,谓目能收

万物之色,耳能收万物之声,鼻能收万物之气,口能收万物之味。”(《观物内篇》)万物的色、声、气、味能被人的目、耳、鼻、口所接受,具有其他事物(包括动物、植物)所达不到的灵性、智慧,远远超出其他事物接受宇宙的信息的能力,不仅如此,人还可以改造或适应宇宙的信息、事物的运动变化,“夫人也者,暑寒昼夜无不变,雨风露雷无不化,性情形体无不感,走飞草木无不应。”(《观物内篇》)而人中之“圣”又具有一般人所达不到的智慧,“然则人亦物也,圣亦人也……人也者,物之至者也;圣也者,人之至者也。”邵雍对人中的至者——圣人作了界定:

人之至者,谓其能以一心观万心,一身观万身,一世观万世者焉;又谓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音,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又谓其能以上识天时,下尽地理,中尽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谓其能弥伦天地,出入造化,进退古今,表里人物者也。(《观物内篇》)

这样的圣人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见到的,只有“察其心,观其迹,探其体,潜其用,虽亿万千年可以理知之也。”在邵雍看来,除了伏羲、黄帝、尧、舜、周文王、周武王、齐桓公、晋文公以外,只有孔子称得上“圣人”。孔子整理修定了《周易》、《尚书》、《诗经》、《春秋》四部经典,邵雍将春夏秋冬称为“昊天之四府”,将这四部经典称为“圣人之四府”,两者一一对应,《易》为春,为生民之府;《书》为夏,为长民之府;《诗》为秋,为收民之府;《春秋》为冬,为藏民之府。将四府交错组合,则有四四一十六种,如《易》与《易》、《书》、《诗》、《春秋》组合,则有生生,生长、生收、生藏四种。其余类推。认为这四部经典是为了贯天人、通古今。

邵雍还将人类生理结构与物类形态结构作了 比较,认为两者虽有区别,但又有对应关系,《观物外篇》说:

天有四时,地有四方,人有四肢。

天地有八象,人有十六象,何也?合天地而生人,合父母而生子,故有十六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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