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跨国公司从事国际生产要同时受到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是三者整合的结果。邓宁称之为“三优势”模式。
　　所有权优势是指一国企业拥有或能够获得一种当地竞争者所没有的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能够补偿国外生产所引起的附加成本和政治风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技术优势、企业规模、组织管理能力、金融和货币优势。邓宁同时指出：企业只有所有权优势是不够的，还必须具有将这些优势内部化的能力。因为外部市场是不完善的，企业所有的各种优势有完全丧失的危险。企业只有通过内部化，在一个共同所有的企业内部实行供给与需求的交换关系，由企业自己控制的程序来配置资源，才能使企业所拥有的垄断优势发挥最大的效用，才能保持垄断优势。区位优势是属于东道国所有的有利条件和资源禀赋，如果公司希望它能与自己独有的能力结合起来，就需要在该地点直接投资建立生产设施。它解释了跨国公司的投资流向问题。邓宁认为，跨国公司拥有“三优势”的根本原因是不流动的国家资源在各国间的非均衡分布和国际市场存在“缺陷”。他进一步指出：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具备所有权、内部化、区位三种优势，而出口只需要拥有前两种优势，不一定需要拥有区位优势。但如果只有所有权优势，既没有能力使之内部化，也不能利用国外区位优势，那只有采用技术转移的办法。
　　虽然有学者认为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特色仅仅是平庸的折衷和杂烩式兼容，但我认为他的这种综合使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了新的特色，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邓宁全面阐述了投资国及其企业的竞争优势，涵盖了对外直接投资、货物贸易和无形资产转让在内的各项跨国生产经营活动，既可以解释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也可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
　　为了从动态角度解释各国在国际直接投资中的地位，邓宁实证分析了67个国家1967-1978年间对外直接投资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联系，并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投资发展周期论。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运用和延伸，其中心命题是：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倾向取决于一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该国所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
　　投资发展周期是指一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从无到有，直至发展成为一个净对外直接投资国的过程。邓宁提出了“净国际直接投资地位”（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减去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概念，并根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一国的投资发展周期划分为四个阶段。最终，得出结论：一国的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与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正相关，与对外直接投资负相关；内部化优势既可以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也可以促进引进外国直接投资，这取决于投资国和与东道国市场不完全的程度。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其“三优势”的强弱，而“三优势”的均衡决定了一国的净国际直接投资地位。
　　在标准的投资决策理论中，跨国公司何时进行对外投资，可以通过建立在“成本——收益”分析基础上的净现值法计算加以确定。跨国公司还可以将外部的不确定性视为内生变量，通过某些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来分散所面临的风险。梅耶斯等人于1977年提出的选择权理论认为：现在进行的投资相当于跨国公司购买了某种权利的选择权，因此对现在投资进行评估时必须考虑这种选择权的价值。现在的投资可以从未来可能的投资选择中体现出其价值，即现在的投资相当于未来投资的一个“平台”。20世纪90年代后，鲍尔曼和柯伽特等人将选择权理论运用于跨国公司的战略制定，形成战略选择权理论。该理论指出：在环境不确定的条件下，跨国公司决定现在不投资也许是更好的选择，因为决定现在就投资意味着放弃了不投资的选择权，而在某些情形中不投资的选择权可能很有价值。投资的可逆转性和投资的可推迟性两个因素被引入到分析中。如果投资是不可推迟的且完全可逆转，则跨国公司可以现在就决定投资；如果投资是可推迟的且是不可逆转的，则跨国公司只有当现在投资所能获得的净现值大于为了获得更多信息而推迟投资所带来的净现值时，才可决定现在投资，否则应决定推迟投资。
　　将战略选择权理论与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结合起来，在将不确定性作为外生变量的前提下，进一步探讨了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时机确定问题，认为投资的可逆转性和跨国公司的内部化优势相关，投资的可推迟性与跨国公司的所有权优势相关。如果对外直接投资是完全可逆转，那么跨国公司就没有理由推迟净现值为正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跨国公司的内部化优势越强，则投资后变卖收现就越困难，对外直接投资的可逆转性行就越差。因此，较强的内部化优势将提高在不确定环境下推迟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所带来的选择权的价值，即较强的内部化优势提高了用“等待”来替代现在就投资的可能性。跨国公司所有权优势越强，则在不确定的环境下通过推迟投资而获得的选择权的价值就越高，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可推迟性就越强。
　　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小岛清发表了大量的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论著，他批评早期的对外投资理论忽略了对宏观经济因素的分析，尤其是忽略了国际分工原则的作用。小岛清认为，国际分工原则和比较成本原则是一致的，国际分工既能解释对外贸易，也能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因此，可以将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的综合理论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这样，不仅消除贸易和投资之间的摩擦，还可以使跨国公司活动与东道国经济发展目标协调起来。他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亦称为切合比较优势原理一经提出，立即在理论界引起巨大反响。许多国际经济学家、尤其是日本学者如小泽辉智等对此大加赞赏，并纷纷撰文沿着这条思路作了不少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使小岛清理论进一步系统化。由于小岛清分析的对象是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的对外投资，这一理论又被称为“日本式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与“美国式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相对。
　　小岛清继承了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的传统，引入宏观经济因素分析对外直接投资。他把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中的劳动和资本要素用劳动和经营资源（包括实物资产、技术等）来替代，使资本的范围扩大到包含资产、技术和人力资本等要素。他认为，各国的劳动与经营资源的比率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了比较成本的差异，比较成本的差异使比较利润率出现差异，因此，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可以建立在比较成本和比较利润率的基础之上。依据这一原理，一国应大力发展拥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并出口该产业生产的产品，同时，缩小比较劣势的产业，进口该产业的产品，这样可以获得贸易的利益。投资国的对外投资应从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依次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技术差距越小，技术就越容易为东道国所吸收和普及，因而就可以把东道国潜在的比较优势挖掘出来，使两国间的比较成本差距扩大，为更大规模的贸易创造条件。由此可见，对外直接投资并不是对贸易的简单替代，而是存在互补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对外直接投资创造和扩大了对外贸易。
　　上述理论指出不同的竞争优势是企业决定对外直接投资还是进行国际贸易的基础，这样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的出发点就统一在对竞争优势的分析上。
　　  三、理论发展的历史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的完全融合是未来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方向
　　纵向一体化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和横向一体化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被纳入国际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不仅加速了两种理论的融合，而且使国际贸易理论本身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它放弃了企业必须是国内企业的假定，允许企业拥有与使用不同国家的生产要素，企业的增值活动不同阶段可以在不同的区位进行，不同的国家也可以进行完全相同的生产活动。企业行为被分成总部行为和实际生产行为两大类型，总部行为包括研究与开发及其相关的信誉、商标以及工程、管理、金融等服务；实际生产行为则包括上游生产（中间产品）和下游生产（终极产品）。
　　20世纪90年代起，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逐渐成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此时，国际贸易理论越来越接近现实，许多传统的假定被放宽或放弃，理论的分析也不再局限于产业或国家层次，而是力求将企业行为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与产业和国家层次上的资源禀赋差异、国际分工理论融为一体。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也不再局限于单个企业行为的分析，而更多地从产业或国家与跨国公司行为的结合上考察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使两者的分析基础及其基本结论日趋一致。波特的竞争优势论充分体现了这个趋势。
　　波特指出全球性产业意味着竞争者在主要地区或国家性市场的战略地位从根本上受到它们全球总体地位的影响，所以公司必须在世界范围内协调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竞争。他指出国际竞争和国内竞争的差别：“与国内竞争相比，在全球性产业中竞争出现了一些独特的问题”。（注：《竞争战略》迈克尔·波特著，陈小悦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81页。）国家间要素成本的差异、国外市场的不同环境、外国政府的不同角色及目标、手段和监测外国竞争对手的能力的差别都影响着跨国公司的经营。所以，“全球性产业中的结构分析必须包括外国竞争对手、更广泛的潜在进入者、更大范围内的可能替代品、以及企业目标不同、企业个性不同、对战略性重要因素认识不同的可能性。”（注：《竞争战略》迈克尔·波特著，陈小悦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68页。）
　　波特将产业部门视为基本的竞争环境，分析了它们的竞争优势和竞争障碍。全球性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全球化经验、产品歧异化、专有的产品技术及生产的可移动性；全球性竞争的障碍则主要包括经济障碍、管理障碍及制度障碍。有些障碍是给全球性竞争带来直接成本的，有些障碍不一定直接影响成本，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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