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都与是否遵循青少年身心发展的规律有关。德育的 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教育行政机关及广大教育工作者是否按青少年的身心发展规律办事。
    我国宋代伟大教育家朱熹就深深懂得这一点，他根据青少年身心发展的规律将德育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小 学和大学。他主张对8岁至15 岁的青少年“教之以事”，对15岁以上的青年则“教之以理”。怎样做人，做怎 样的人，贯穿于两个大的教育过程。我国自“文革”以来的德育却无视青少年身心发展的规律，反其道而行之 ，本当“教之以事”时却偏重“教之以理”，使德育理论化，而所教之以理又以政治道理为主，使德育政治化 。走出了“突出政治”的年代却比那个年代更加突出政治。其表现是：
    1.现在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有了政治课，而“文革”前甚至“文革”中的小学、初中都是没有政治课的， 更无政治课本。如果说有政治课也不过是校长每学期作一至两场政治报告，其内容主要是国际国内形势大好， “东风压倒西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现在的情况则不同，凡事都追求“正规化” ，凡事都从娃娃抓起，致使娃的书包越来越重。拿初中政治课来说，初中3年发有政治课本5本，近50万字，这 是要考要背的，每学期都配有《政治课练习册》。此外还配发《法制教育读本》3本，每学年1本；《三防知识 》、《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读本》、《国情教育读本》、《两史一情爱国主义读本》、《“五五”教育读本》 、《迎接香港回归祖国》各1本。这9本书总计83万字。这些书都是好书，开卷有益。但对于12至15岁的青少年 的“胃”来说，却是沉重的负担。
    2.“教之以理”大大移前，“教之以事”则被废除。初一政治课教材从形式上看似乎是“教之以事”，开 篇第一课是“祖国利益高于一切”，但其内容都是讲理。初二下册已经讲到资本家怎样发财致富，资本主义经 济危机的实质和根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以及缓和劳资矛盾的措施等。初三政治课的理论性、政治政策性更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基本国情，党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的实质和根本任务，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按 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我国的国家性质，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等等，都一一讲到。心理学告 诉我们，初中阶段的青少年，其抽象思维能力还不够强，抽象思维还没有占到主要地位，他们的社会阅历太少 太浅，对社会科学的一些抽象概念和理论原理难以理解，只能死记硬背，考完就丢。本当“教之以事”，却偏 要“教之以理”，这是不是违背青少年身心发展的规律？
    3.内容重复。例如，初二政治课的内容是社会发展常识，与初中历史课程相比较就可知是基本重复。初中 历史课程有6册教材， 《中国历史》4册，《世界历史》2册，总计135万字。 历史课从“人猿相揖别”讲起， 政治课则从“猿猴审讯案”谈起。两本书都要讲到劳动创造了人本身，都要讲到大汶口汉墓群，都要介绍埃及 金字塔，都要讲到太平天国起义，都要讲到火烧圆明园，都要讲到斯巴达克起义，都要讲到查理一世被送上断 头台，都要讲到“羊吃人”的圈地运动，都要讲到珍妮纺纱机、瓦特蒸汽机，都要讲到1848年欧洲大革命…… 。再比较初中、高中、职业学校教育（中专、技校、职业高中）、大学（含高职）的政治课教材，也会发现许 多的重复，及重复所带来的消极效应。如大学哲学还是要讲劳动创造了人，又如，初中、高中、大学都要讲授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虽然文字论述内容由少到多，但其内容深度及考试难度很难说就有循序渐进的特点。政治 理论说教重复，是导致厌学的一个重要原因。
    小孩子爱问为什么，但我们不能因之就应告诉他所有的为什么。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会有一个“求理”的阶 段，在这个阶段“教之以理”是最适合的。对于3岁小孩我们应告诉他应怎样做人， 但不必告诉他为什么要这 么做人。只有当青年学生要求学理论之时，教他们以理论才是适合的。“文革”期间，也就是70年代初恢复大 学、中专招生之时，政治课虽为必修，但教材还成问题，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还没有“ 解放”，还是禁书，但那时的“工农兵学员”却对这本书有浓厚的兴趣，以至不少人冒险求读此书。原因何在 ？原因就在于他们处于求理的年龄阶段。现在的情况则是，初中、高中、职业学校（含高职）、大学所学的政 治课本，虽然课本厚度不同，内容详略不同，但其基本理论框架却大体相同，这使青年学生认为政治课是“炒 剩饭”。
    总之，笔者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德育的宏观整体目标是正确而适当的。德育的主要问题是微观具体目标错 位，违背青少年身心发展的规律，并由此带来德育内容和方式方法都存在诸多问题。德育改革的主攻方面不是 调整宏观整体目标，而是把微观具体目标搞正确，按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进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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