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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与素质

时间:2007-3-30栏目:音乐论文

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应该纳入青少年素质教育范畴里。

什么是素质,我认为“素质”应该是决定一个人的行为的重要基因,这种素质包含很重的感情因素,尤其是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列宁曾这样说的:“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积淀下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还说过:“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这里说的感情是指在学习理论和实际生活中培养起来的感情。因之,素质的形成是否可以理解是“感情与理智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或者说是实践基础上感性与理性的统一”。这种统一,形成了人们的高层次的感情,成为指导人们行为的基本因素;它不是单纯的知识,不是单纯的理论,也不是一般的修养,而是融化在人们心灵中的深层次的感情。这种素质有先天的,但更多的是后天的。随着年龄的增长、环境的影响而深化,甚至改变。

素质有哪些内容,对此争论很多,说法不一,我个人的体会应该有以下几方面:政治素质、道德素质、思维素质、心理素质、生活素质、文化素质、审美素质、身体素质以及种种非智力因素的素质,如想象力、创造力、专注力、记忆力、毅力、耐力、感知力、意志力、合作意识,等等。这里只能说是个人的感受把它罗列在一起。这样罗列是否合理可以研究,也可以更科学地归类,但是,素质的教育应该是全方位的,不同年龄段可以有不同的侧重点,但不能把青少年阶段素质的教育只是培养非智力因素,而把政治素质的培养看作是成年人阶段的事。

我总觉得对青少年素质的教育的根本点是爱国主义,这是政治素质的核心。这种教育不是停留在表面上、答卷上、理论上,而是要深入到幼小的心灵上。这里,音乐能起到特殊的作用。我有一位好友,他在日本军占领时期,在北京一所中学上学,有一天音乐教师把学生带到六楼教室,躲过日本军官的监视,紧关窗门,轻声地教学生学唱《松花江上》,当时教师流着眼泪教,学生流着眼泪唱,给学生留下终身难忘的一课。教师对歌曲没有任何解说,只在结束时说了一段话:“这歌是我教的,与任何学生无关,如果有人要告发,就告我一个人。”当时,在课堂上有好几个新民会(汉奸组织)官员的子女,事后证明教师平安无事,没有任何人告发。这些学生现在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一谈起这件往事,仍然十分动情。

1942年夏,高中毕业考试的前夕,日军打散了宁波中学,老家宁波沦陷了。家是回不去了。我们一批同学结伙流亡去重庆,路经赣州在蒋经国办的流亡学生招待所住了半个月,天天去公园,夜色中只要有一个人唱起《松花江上》,全公园都响成一片,带着眼泪,带着仇恨。记得“九·一八”事变,我9岁,校长、老师告诉我们,日寇强占了我们东三剩但我们还不完全懂事,大量的靡靡之音闯进了我们的生活中,《桃花江》《特别快车》《蔷薇蔷薇处处开》,还有《何日君再来》,等等,夹杂在《卖报歌》《大路歌》之中。感谢前辈革命音乐家们,送来大量的救亡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大刀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等,一下子使我们从糊涂中清醒过来,把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懵懂积累起来的“不甘心当亡国奴”的爱国情绪凝结起来,不但对我们当时的行为起到强烈的指导作用,而且成为我们这一代青年一辈子不可动摇的意志。我想,这应该说就是爱国主义素质的形成。

有人问过我:“你是在什么思想基础上参加革命的?”我回答:“是正义感把我引进革命的。”因为当年,我的政治认识是模糊的。1942年我是抱着“重庆是抗日的心脏”、“蒋介石是抗日的领袖”的信念,从沦陷区长途跋涉流亡奔向大后方的,到了重庆所见所闻,大失所望,才考上向往的昆明西南联大这个民主堡垒。1945年,打败了日本,毛泽东亲自到重庆谈判,我们殷切希望国共合作,共建中华。但是蒋介石要打内战。因为我们反对内战,国民党反动政府一下子杀死我们四位同学和老师,手段十分卑劣、残暴,这就是悲壮的昆明“一二·一”惨案。四位烈士静躺在西南联大图书馆阅览室里,帆布床下还淌着烈士的血,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四烈士遗体前发过誓,“不报此仇,不姓胡(我那时姓胡)”。就是这种正义感把我带进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一”学生运动,逐渐进入革命行列。当有人再问我:“你的正义感是哪里来的?”我一时真的答不上来了。以后经过了好长一段时期的思索,我逐渐找到我的正义感形成的原因。

我记得6岁上学,老师让我参加演歌舞剧《可怜的秋香》,到现在我还能记得舞蹈的动作,一边舞一边唱“金姐有爸爸爱,银姐有妈妈爱,秋香,你的爸爸呢?你的妈妈呢?秋香!你只在草场上,牧羊、牧羊、牧羊……”在我的小心灵中第一次种下了对孤儿、对弱者的同情心,我想这应该是正义感的萌芽。另外,我从小爱看越剧,尽管在野台子上,行头破旧,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没有任何布景。当我看到《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楼台会》《祭坟》,唱腔和表演是如此的感人,我热泪直流,泣不成声,在我心灵上埋下了正义的爱和恨。我还记得《铡美案》,当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将直挺挺的陈世美横举起来,从左台口直奔右后场,包公一声令下,锣声一响,铡了陈世美。我当时全身汗毛都直竖起来,只有一个念头“包公铡得好,了不起。真叫人一身痛快”。

这都是幼年时代难忘的旧事,还有很多很多的歌曲《卖布谣》《梅娘曲》《铁蹄下的歌女》《嘉陵江上》……还有动人的文学,如《家》《春》《秋》,还有《水浒》《岳飞传》,李逵、岳飞的形象,还有被日寇飞机扫射中弹,死在我家堂前的小学同班同学,这一切的一切,一步一步地帮我树立起了正义感。这大概就是素质的培养过程吧!文艺,特别是音乐对我正义感的树立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与我同一茬的老同志中有一句共同的语言:“我们都是唱着革命歌曲走上革命道路的。”这话不假。

1991年夏,我走访上海少管所,与一位18岁的姑娘谈了三个半天,她边谈,边唱,先后唱了二十几个港台歌曲,虽够不上歌星,但听起来,很有韵味,很入情,还能唱流利的英语歌、粤语歌。她说,幼儿园时期,她唱《牵牛花》《我爱北京天安门》,初小唱《让我们荡起双桨》,后来,就大量听邓丽君唱的磁带,初中唱邓丽君的歌,初中毕业后专门唱港台歌星的歌。她很得意,又骄傲地说:“前几年,上海办起一个一个卡拉OK歌厅时,每个歌厅的开幕式,我必到,而且必唱,还总是唱第一个(她只去高层次的歌厅)。”她是一个工人的女儿,长得很秀气,婷婷玉立,脸上是那样的文静,可她卖淫三年了。若不是那身囚服,人们是难以相信的。她认为流行歌曲对她是有影响的,经常为此想入非非,她说:“没有影响是不可能的,但最多影响只有15%,因这种享受只是一瞬间,像彩虹,很绚丽,但很快就会消失不见。”我不清楚她是怎样估算出15%的。实际上,她正沿着这些歌曲的价值观、人生观的方向,走了一段可悲的人生道路。最后,她借用别人喜好的歌曲,唱了一段《我想要一个家》:“我想要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当我疲倦的时候……当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想要一个家。”音乐牵着她走入堕落的陷井,外界“高消费”的引诱是一个方面,思想的变迁,则是更可怕的。
我在上海少管所还听了一个少年犯演奏了一曲贝多芬的《致爱丽丝》,很有乐感。其实他进所以前,从未见过钢琴,为朋友械斗打死了人,判刑12年。少管所请来师大教师,教他学钢琴,学了六年,很有成绩,在我们谈话结束前,他对我讲一段令人深思的心里话:“方老师,也许是我年龄的增长,也许是这些钢琴音乐,使我心灵得到净化。回头看过去自己的行为实在是太愚蠢了,毫无意义。”少管所有一个“回春艺术团”,我看过他们的演出。一个舞蹈节目叫《悔恨》,他(她)们自己创作,由他们自己的乐队伴奏。他们都不是舞蹈家,可他们的舞蹈语言是如此贴切地道出了他们内心的悔恨,催人泪下。回春艺术团成立之后,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就是从回春艺术团离所的青少年240多人,没有二进宫的。上级领导要求总结经验,找出规律。少管所派出大量人力,跟踪调查,已经初步意识到艺术从心灵上塑造人,通过艺术参与,犯错误的青少年是自觉地、主动地接受高尚品德的熏陶。

人的一生是短暂的,我的音乐生涯也是有局限的,但我深深体会到,音乐对人的素质的塑造是强大的、全方位的。这本来是很简单的道理。音乐是一种文化,是历史上的音乐家们,特别是一批音乐伟人把他们对周围事物的理解和感情体现在音乐中,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田汉、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光未然、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体现了他们个人,也体现了时代的追求,是真、善、美完美的结合。学习音乐就像学习语文、学习数、理、化一样,在学习中让孩子们获得全面素质的培养。爱因斯坦说过:“我如果没有青少年时代的音乐教育,就不可能有我现在这些科学上的成就。”音乐培养了他充分的想象力、创造力,使他发现了伟大的“相对论”。我们尊敬的钱学森同志在国务院给他颁奖的庄严大会上说,他爱人蒋英是研究德国音乐的,因此他接触到很多德国古典音乐。他说:“正是这些音乐使我避免了机械唯物论的束缚。”辩证唯物主义、唯物史观是思维素质的核心,是人类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中获得“自由”的哲学指导思想,钱老正是从音乐中获得了启迪。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震撼了全人类,美国朝野上下引起了震惊,考察团对苏联考察的结论中有一条是:苏联的音乐教育超过美国。近年来,美国正式把音乐课程列为国民教育的主课,与语文、数学同等重要。21世纪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的竞争,说到底,是国民素质的竞争。一切要从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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