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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的形成与发展

时间:2007-3-30栏目:历史论文

儒学的复兴,首先得力于统治者的需要、爱好和提倡。赵匡胤虽戎马一生,但在北宋王朝建立之后却远比刘邦聪明,深知可以马上得天下,但无法以马上治之。他不仅自己独喜观书,手不释卷,且严格要求臣下都要积极读书,以知治国之道。于是在北宋王朝的官僚队伍中,自始就形成一种重文轻武的风气。宋太祖 " 杯酒释兵权 " ,宰相赵普号称以 " 半部《论语》治天下 " ,以及宋初确立以文官知州事的制度等,都是这种风气的必然反映。

在提倡读书的同时,赵匡胤竭力褒扬孔子和儒学,登基伊始,就下令增修国子监学舍,修饰先圣十哲像,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像,并亲自为孔子、颜渊撰写赞辞,命宰臣分撰余赞,车驾一再临幸焉。所有这些,对宋初儒学的复兴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统治者对儒学的厚爱激励着儒生们奋发求学,贡献智慧,儒生门的奉献也确乎没有辜负统治者的期待。有鉴于宋初的政治格局与外部环境,儒学的复兴最先体现在《春秋》学这一热点问题上。因为在儒家诸多重要经典中,只有《春秋》学的大一统和尊王攘夷的宗旨无须经过多少改装,就可以用来为宋初的现实服务。因此宋初儒家学者出于最直接的现实感受,很自然地将研究的视点集中在《春秋》上。据《宋史·艺文志》著录,宋人有关《春秋》的著述在二百种以上,而仅仅在宋初学者刘敞之前,所列宋人《春秋》传注就达十七种一百八十四卷。据此可知宋初儒学复兴确以《春秋》经传之华为主。其中如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明确宣布他的研究目的在于尊王,在于正君臣之分,明大一统之义,开宗明义地强调隐公 " 元年眷王正月 " 的基本主题就是 " 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无王而作也,非为隐公而作也。然则《春秋》之始于隐公者非他,以平王之所终也。 " 在他看来,《春秋》之所以书 " 王正月 " ,原因在于 " 夫欲治其末者,必先端其本;严其终者,必先正其始。元年书王,所以端本;正月,所以正始也。 " 这就是他所揭示的《春秋》尊王的微言大义。

作为 " 宋初三先生 " 之一,孙复的《春秋》学研究不仅为有宋一代《春秋》学研究开风气,定调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舍弃传注,直探经文本义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儒家经典研究史上的一种范式革命,它的价值似乎不在于儒学的复兴,而在于儒学的更新。对此,欧阳修、朱熹以及四库馆臣等都深明其中的意蕴,不论他们是否赞成孙复的具体学术观念,他们都不能不承认孙复的研究方法对后世儒学进程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在他们看来,孙复于《春秋》的研究结论不必尽信,然而其方法确实对后儒有很大的影响。

如果仅就方法而言,孙复不惑传注的做法渊源有自,这实际上是唐中期以啖助、赵匡、陆淳等为代表的怀疑学派思想传统的必然延续;也就是说,包括孙复在内的宋儒,继承啖、赵、陆的学术传统在合三传为通学的同时,依然怀疑早期传注的权威性,以为儒学的真正复兴,不在于记诵传统传注的训诂,而是要结合现实社会需要,抛开传注,直探经文本义。易言之,儒学复兴的真正出路,不在于对传统传注的因袭,而在于重为注释,讲究与现实相关的微言大义,从而使儒学在内容与形式上都能回到经典的形态。

疑传尊经是宋初儒学的基本特征,他们以回归经典为号召,展开了一场远比中庸疑传学派规模更大的怀疑运动。这一运动由孙复肇其始,中经其门人石介、十建中、张炯等人的发挥,加之范仲淹 i 欧阳修等文坛祭酒的呼应,至庆历年间继续深化,终于演化成由疑传向疑经的根本转变。这一思潮的必然结果,不只是对传统儒学极大的冲击和挑战,而且必然意味着儒家精神的解放,为抛开传注、自由议论的性命义理之学开辟一条通路。

如果说对儒家经传的怀疑思潮是由孙复肇其始的话,那么范仲淹与欧阳修的呼应与支持则是这一运动得以开展的最大助力。严格地说,范仲淹和欧阳修都不是纯粹的学者,作为文坛祭酒和执牛耳的人物,他们在宋初最早倡导儒学复兴,并将儒学的忧世情怀坷宋初现实密切结合起来。这种以天下为已任的精神复苏,既是对早期儒学 " 士不可以不弘毅 " 精神的认同与复旧,当然也是对汉唐烦琐经学的批判与扬弃。它的意义除使士大夫崇尚风节, "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 外,便是启导儒家知识分子不能脱离现实,惜首穷经,而要学以致用,积极干预政事,议论国事, "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 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 " 。这实际上开启了宋儒自由议论的风气。

自由议论是一切学术得以进步的基本条件。末代儒学之所以获得超越汉唐的进步,并影响此后数百年,一个最为重耍的前提就是末代统治者虽然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但同时尊重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自由议论。宋太祖曾立下誓规: " 不杀士大夫 " ,而且 " 不欲以言罪人 " 。知识分子面对这种情势,在自由议论的同时,当然极容易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必要的游戏规则。试看宋人文集和各种语录,天下事似乎没有他们不敢议论者,但却极少见他们有与统治者直接对立的情绪。于是末代儒者不论是对现实的忧患,还是对传统的批判与怀疑,都极易获得统治者的同情和支持,因为统治者不难觉察他们的忠诚心迹。

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宋初知识分子首开自由议论之风,这种风气对儒学的直接影响便是使以孙复为代表的怀疑精神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视为正常而不视为异端。尤其是范仲淹对孙复的竭力举荐,更使宋儒的怀疑精神获得相当的自觉与充分的发展。与范仲淹时代相当的欧阳修,虽也同样不是一个严格的儒家学者,但凭借他那大文学家的睿智与敏感,对儒家经典提出多方面的质疑,从而使宋初的疑传疑经思潮达到高潮,并终于导致儒学发展的转变。他大胆批评被钦定为儒学标准解释的唐代《九经正义》,掇诸人情史实,疑经疑传。他认为,儒家经典经过秦火的摧残早已大量散失,汉唐以来的诸家解说收拾亡逸,发明遗义,正其讹谬,得其粗备,故而有参考价值。但同时又必须看到,自孔子殁,群弟子散亡,而六经多失其旨,再经秦火,六经之旨更隐而不显。因此汉唐以来的诸家解说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毕竟不可尽信。因此他对儒家群经的可信性提出全面质疑,从而使宋初的疑经疑传思潮达到高峰。但由于欧阳修毕竟不是一个纯正的经学家,他的大胆怀疑虽对学界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然而其论证过程总显得粗疏。真正将这种怀疑转化为一种正面的研究并进行详尽论证的,还是刘敞等人。刘敞的《七经小传》标志着儒学由汉唐训诂之学向宋明理学的正式转变。

《七经小传》虽然不乏穿凿之辞,但其毕竟首开议论之风,将原先奉为至上而神圣不可侵犯的儒家经典拿出来议论一番,因此其价值不在个别论点的得失,而在学风的转移,在于学术范式的革命和重建,那就是义理之学的兴起并终于取代训诂之学而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儒家学者一改汉唐诸儒的章句训诂之学,转而探求儒学的身心性命之学,从而促进新儒学体系即理学的开创和奠基。

在宋初诸儒中,最先探讨身心性命义理之学的首推胡瑗。作为 " 宋初三先生 " 之一,他似乎比孙复更进一步。如果说孙复对儒家经典权威性的怀疑开启了宋初怀疑思潮的话,那么胡瑗以经义和时务为重点进行教学,则一反隋唐以来重文辞的学风,标志着宋明理学的正式开端。

从儒学史的观点看,以义理解经并不始自胡瑗。在儒学史上大凡有创见的思想家,差不多都能抛开经典的传统解说,结合自身的生命感受,重新阐释传统,以合乎现实需要。孟子、荀子、董仲舒以及王弼、王通等莫不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并不存在唯一的解释模式,条件不同,结论必异。据此再看胡瑗对儒家经典的义理化解释,不论是他的《周易口义》、《春秋口义》、《洪范口义》,还是他的《中庸义》、《安定言行录》等,虽然对先儒的解说有相当的困惑,但就其总体而言,则是适合了宋初的社会现实,在价值体系和运思模式上完成一重大转变。比如在他的《周易》研究中,他的解说既不同于传统的象教派,也不同于传统的义一派,而是在两派之外别出新解,征引史事以证经义,进而阐释他所理解的儒学思想本质。这实际上意味着《易》学研究的范式转换,开启宋儒以性命道德之学解说《周易》之先河。

性命道德之学的探究,是宋明儒学的主题,也是胡瑗学术的一个正要关切点。在这方面,他推崇孟子,反对荀子,在承认圣人也有情有欲的前提下,鼓励人们圣人可学,不必在圣人面前自卑。在胡瑗看来,圣人既非木石,当然有情有欲,问题在于圣人的情欲并不会引出罪恶,故而胡瑗并不是后来道学家那种伪善的绝对禁欲主义者,而是肯定了情与欲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为此,胡瑗提出 " 明体达用 " 的修身养性之学。他的所谓 " 体 " 依然只是儒家伦理中的三纲五常,所谓 " 用 " 依然只是实践这些观念。只是由于胡瑗在宋初最先提出体用之说,因而对宋儒尤其是程颐的天理观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先导作用。程颐在《易传序》中说: " 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 " 将体视为理,将胡瑗的体用思想作为理学的内涵继承下来,因此,胡瑗便自然成为理学的先驱者之一。

在理学的先驱者中,除了胡瑗、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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