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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翰林制度及其对封建文化的影响

时间:2007-3-30栏目:历史论文

翰林制度是从唐至清特有的一项职官制度,在中国封建社会政治 史、文化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翰林”之名汉代已有,本指文学之 林,是文翰荟萃所在。唐代开始作为官及官署名,最初的性质是“天 下以艺能技术见召者之所处也”(《唐会要》卷57“翰林院”),文 学、经术、僧道、书画、琴棋、阴阳等各色人士以其专长听候君主召 见,称“翰林待诏”。唐玄宗时,较多地选用文学士人,称“翰林供 奉”,用于起草诏令,议论时事。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在翰林院 之南另建学士院,专门负责掌管“内制”。原有翰林院自此一分为二: 一为翰林学士院;一为翰林院,人称旧翰林院。二者虽皆有“翰林” 之名,但性质却很不相同,前者专以待文学之士,是在禁中起草诏命、 参预机务的枢要部门;后者则杂处各种技能之人,是在内廷供奉君主 的普通机构。唐朝后期,政局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藩镇割据形势出 现,宦官专权局面严重,皇帝与朝臣联合反对宦官的斗争以及朝臣内 部的党争愈演愈烈。在这种政局下,号称“天子私人”的翰林学士得 以在政治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先是起草内制、参谋顾问,侵夺了中书 的权力;继而参预机密,权力趋于鼎盛。德宗时有“内相”之称。宪 宗时从翰林学士中进一步发展出“专受专对”的学士承旨,表明翰林 学士参与中枢决策的地位得以确立。与此同时,旧翰林院一直保存, 其官称翰林供奉或翰林待诏、翰林待制,后又有翰林天文、翰林图画 等等,不设学士,也不参与制诏的起草,始终只是一个主要供君主消 遣的侍从机构。

  五代到清朝,翰林院的政治地位经历了二高三低的变化:宋朝和 明初高,五代、辽金元时期和明永乐以后低。

  五代武人跋扈,王朝祚短,翰林的地位从唐时的顶峰跌落,政治 上的作用相当有限。后晋还一度废除翰林学士,其职并归中书舍人。

  宋代是翰林制度发展的重要时期,这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 继承唐、五代的趋势,翰林学士院与翰林院发展成截然不同的衙署。 翰林院作为各种技能之士的待诏之所,设在皇城之外,分为书艺、图 画、天文、医官诸局;翰林学士院作为草诏、顾问之臣的供职机构, 设在宫禁之内,二者间地位的高下不可同日而语。其二,翰林学士院 组织结构严整,官员设置从高到低依次为承旨、学士、直院、权直, 不再是随意性很强的内侍群体,而是中央政府的正式机构。与之相适 应的选任、降黜、员额、俸禄等各项制度日趋完备。其三,翰林制度 与科举制度的关系得以确立,非进士不入翰林,由此推进了宋代文人 政治的发展。

  辽、西夏、金、元,都是以少数民族为统治主体的王朝,它们程 度不同地学习汉王朝的统治体制,无一例外地承袭了唐宋的翰林制度, 以此标榜文治,笼络与安置汉族知识分子。各政权中翰林机构的名称、 功能不尽相同:辽称翰林院,体制与唐旧翰林院相似,院内人员、职 事繁杂不一;所不同者是将国史院隶属于翰林院,开了国史、翰林合 二为一的先河。西夏与金建翰林学士院,职能与宋时相似。元立翰林 国史院,其职责变为以修撰国史为主。

  明代翰林院的发展变化,以明成祖永乐(1403—1424年)为界, 分为前后两大时期。前期的翰林院拥有唐宋翰林学士院的职能,翰林 官充当皇帝的辅弼,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后 期的翰林院向唐旧翰林院回归,走上了重文词、远政治的道路,取而 代之的是新的近侍机构——内阁。英宗正统(1436—1449年)以后, 翰林院正式成为外朝官署,逐渐降为撰修书史、起草一般文书的普通 文秘机构。

  清朝以后,翰林院的性质不再有大的变化。院中无承旨,亦无学 士之名,而是“定掌院学士为专官”(《清史稿》卷115“职官二”), 掌院学士之外,设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以及修撰、编修、检讨、庶 吉士等;院下有庶常馆、起居注馆和国史馆三机构。翰林院的主要职 能是编修书籍,撰拟册文,为皇室解经讲史,以及充当科举考官等, 与政治了然无涉,属于职清事简的文人闲职。清朝末年,实行政治改 革,学校教育取代科举制度,与科举制度密切相关的翰林院日渐衰落。 1911年,清朝灭亡,沿续了千余年之久的翰林制度也最终退出历史舞 台。

  无论其身份是“天子私人”还是朝廷命官,也无论其职能是参与 政事为主还是掌管文辞为主,对于中国古代的翰林来说,有一点是千 年不变的,即充任者多是精通经史、饱读诗书之士。特别是明清以后, 基本都是进士高科之人,亦即当时知识阶层中的精英。为人熟知的历 代名流如唐朝的李白、杜甫,宋朝的苏轼、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 明初的宋濂、方孝孺,晚清的曾国藩、李鸿章等等,皆是翰林中人。 这种构成,决定了翰林群体势必对封建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 响。

  作为职掌文化事业的专官,翰林首先致力于精神文化产品的创造 与保存。他们中的多数人不仅通经晓史,而且立德立言,创作出无数 优秀的诗赋文章,为古代封建文化的宝库增添了大量的财富。历代翰 林还编撰各类书籍典册,直接担当起整理、保存与传承封建文化的责 任。唐以后流传至今的大量古代典籍,多数都出自翰林之手。如宋代 以“四大书”著称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和 《册府元龟》,除《元龟》外,其余三部都是太宗时由翰林学士李方、 扈蒙等主持编撰的。再如明朝修《永乐大典》,清朝修《四库全书》, 都由翰林负责,清朝修书的机构四库馆就设在翰林院内,修书期间先 后有数以百计的翰林参加了《四库全书》的编纂。

  同时,作为成功地进入中枢机构的士大夫中显达之人,翰林有机 会实践儒家的政治理想,以其知识、节操等影响社会,实现“达则兼 济天下”的抱负。从唐末翰林充当反对方镇,打击宦官,巩固统一的 重要力量,到宋朝翰林踊跃议论朝政,批评时事,推进文治,历代翰 林都积极发挥了他们在当朝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他们 所表现的那种以天下国家为己任、于国事民生不敢忘的情怀,凸显出 中国封建知识分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 世开太平”的独特文化品质,丰富了中国封建文化的精神遗产。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由科举而翰林,由翰林而宰臣,这种古代 士大夫人生理想的“三部曲”,也对全社会起到了文化示范作用。虽 然不同时期的翰林官权力轻重不同,作用大小各异,但翰林的社会地 位始终非常优越,明清人甚至视“点翰林”为人生最荣耀之事。这种 社会风气,在客观上有利于刺激文教事业的发达,促进民众文化素质 的提高。不可否认,“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显的政策,是封建王 朝借以推动文化进步的一个有力杠杆。

  中国古代翰林中虽不无滥竽充数,甚至曲学阿世之人,但从总体 上说,翰林制度的实施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提供了活动的舞台,翰林 作为一个承担着文化使命的特殊群体,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文化的创 造者、守护者和传播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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