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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台谏制度的运作看宋代的人治

时间:2007-3-30栏目:历史论文

论之。要去一人时,只云劾某人去,台谏便 著寻事上之。台谏亦尝使人在左右探其意,才得之,即上文字。太上(宋高宗)只是虑虏 人,故任之如此。”台谏官还不只是通过林一飞等人,被动地接受秦桧的旨意,而且是主 动地服务上门,打听秦桧的意图。台谏官和执政官犹如由秦桧运转的一盏走马灯。旧的执 政到了某种时限,就由秦桧唆使台谏,通过劾奏,将他们轰下台,台谏也因此 任新的执 政。然而时隔不久,他们还须被新的台谏轰下台。如此循环往复,直到秦桧本人辞离人世。 秦桧死後,宋高宗鉴於大权旁落的教训,开始注意恢复台谏官作为天子耳目的职能。 他利用台谏官排击和清洗朝廷中的秦桧死党,但在另一方面,也仍然顽固地镇压抗金舆论。 张浚上奏,主张改变降金政策,於是,台谏官看皇帝的意图,纷纷上劾奏,御史中丞汤 鹏举说,“浚身在草土(指为母守丧),名罪籍,要誉而论边事,不恭而违诏书,取腐 儒无用之常谈,沮今日已行之信誓”。“望屏之远方,以为臣下不忠之戒”。殿中侍御史 周方崇说:“浚倡为异议,以动摇国是,欺愚惑众,冀於再用,不顾国家之利害,罪不容 诛。望破其奸谋,重加贬窜,以正妄言之罪。”右正言凌哲说:“浚凭愚护短,专务立异, 求售前日之臆说,恐远方遐徼,民听易惑,别生事端。望赐黜责,以为怀诈徇私、欺世盗 〔名〕之戒。”宋高宗“诏前特进张浚依旧令永州居住”,他说,张浚“今复论兵, 极为生事”,“不如此,议论不能得定”。③他通过处分张浚,企图杜绝一切抗金舆论,而 当时的台谏官也确实起了其耳目的作用。 然而北方的金海陵王完颜亮自即位以後,却是磨刀霍霍,以灭宋为目标。到了宋高宗 在位的最後四年间,讳言用兵的最大最高禁忌,终於被一些臣僚所冲破。到绍兴三十年(公 元1160),侍御史汪澈、殿中侍御史陈俊卿、右谏议大夫何溥、右正言王淮等乘机弹

①《宋史》卷380《何铸传》。 ②《朱文公文集》卷75《戊午谠议序》。 ③《要录》卷175绍兴二十六年十月丁酉,闰十月己亥朔。 17

击左相汤思退,“思退初居政府时,秦氏既败,朋附扫迹,独思退在焉,时有语曰:‘知不知,问进之;会不会,问思退。’进之乃思退字,盖甚言其秦党而得免窜逐也”,说他“贪鄙无嫌”,“犹得偃然在群臣之上,而秉国钧,欲逃折足覆 之讥,难矣”!宋高宗将汤思退罢相,才使宋廷得以转入了备战的轨道。①局势很快发展到不抗金,就不得偷安东南的地步。然而阻碍宋廷备战的还有两个重要人物,一是医官王继先,二是宦官张去为。他们虽然官位不高,因深受宋高宗宠信,特别是王继先,权势很大,作恶极多,“依凭城社”,“中外之士莫敢议者三十年”。②直到宋金开战前夕,正直的台官实际上是利用北方完颜亮的武力胁迫,开始弹劾这两个巨奸大憝。《朱文公文集》卷96《少师观文殿大学士致仕魏国公赠太师谥正献陈公行状》记载了时任殿中侍御史陈俊卿上弹奏的经过:“内侍张去为阴沮用兵之策,且陈避狄之计。公遂抗言:‘去为窃弄威权,亏损圣德,今复沮挠成算,请按军法斩之,以作士气!’上愕然曰:‘卿可谓仁者之勇矣!’明日,除权兵部侍郎。”宋高宗表面上似乎从谏如流,其实却是用迁官的方式将陈俊卿调离御史台,用以包庇张去为。陈俊卿也完全明白宋高宗的用心,他管受到 迁的恩宠,“既出台,求去甚力”。③杜莘老接任殿中侍御史,又接着劾奏王继先,《 史》卷9《黑虎王医师》的记载说:“莘老遂上疏,列其十罪。初进读,玉色犹怫然。莘老扣榻曰:‘臣以执法事陛下,不能去一医,死不敢退。’犹未许,因密言:‘外议谓继先以左道幸,恐谤议丛起,臣且不忍听。’上始变色首肯。罢朝,使宣旨曰:‘朕以显仁(皇太后韦氏)饵汝药,故假尔宠。今言者如此,当不复有面目见朕。期三日有施行,其自图之。’辛亥,遂诏继先居於福,子孙勒停,都城田宅皆没官,奴婢之强鬻者从便。令下,中外大悦。继先以先事闻诏,多藏远徙,故虽籍,不害其富也。”杜莘老的弹奏历数王继先的罪恶,但宋高宗“玉色犹怫然”,直到杜莘老谈到王继先的“左道”,即为这个好色的皇帝合壮阳药的问题,他“始变色首肯”。他除了将恩宠王继先的责任推给死去的皇太后,仍然为王继先留下两条后路,一是事先通知,让他转移部份财产,“多藏远徙”,“不害其富”,二是未按杜莘老的奏请,将王继先流放岭南,只是“诏继先福州居住”。④杜莘老又继续弹劾张去为,宋高宗“不乐”,最後宣“殿

①《要录》卷187绍兴三十年十一月戊戌,庚子,辛丑,癸卯,十二月乙巳朔,丙午, 《宋史》卷371《汤思退传》,《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6。 ②《 史》卷9《黑虎王医师》,《会编》卷230《中兴遗史》。 ③《要录》卷190绍兴三十一年六月己酉,《琬琰集删存》卷2《杜御史莘老行状》。 ④《会编》卷230,《要录》卷192绍兴三十一年八月辛亥。 18

中侍御史杜莘老直显谟阁、知遂宁府,延福宫使、安德军承宣使、入内内侍省副都知(都 知?)张去为致仕”。①宋高宗发表杜莘老外任,其实是“忤旨左降”。②由於杜莘老弹 击王继先和张去为的成功,一时传为佳话。他离开朝廷时,“朝士祖道都门,以诗称述者 百馀人”。直到南宋中期,“都人至今以为美谈,虽宿卫武夫、府寺贱隶,诵说前朝骨鲠 敢言,必曰杜御史也”。③ 宋高宗在位约最後三年,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被迫起用一些骨鲠之士充任台 谏官。他对於台谏官的正确建议,当然只能是有选择、有限度的接受。例如杜莘老主张“昭 雪岳飞,录其子孙,以激天下忠臣义士之气”,④而宋高宗仍顽固地予以拒绝。当金海陵 王南征失败後,殿中侍御史吴芾“数奏,请乘此机会,决策亲征,速图进取”。他强调定 都建康的重要性,说“今欲控带襄汉,引输湖广,则临安不如建康之便;经理淮甸,应接 梁宋,则临安不如建康之近”。“恐回銮之後,西师之声援不接,北土之讴吟绝望”,其 “言虽苦,竟不能夺”。“庙堂既主和议,不言兵,故召诸将还,无复北讨之意矣”。⑤ 总的说来,宋高宗在位的三十六年间,在皇权和相权的控制下,台谏的实际运作,明 显地存在着两紧两,或者说是两擒两纵的局面。在大约三分之二的时间内,宋高宗不惜 以高压手段,严厉制裁包括台谏官在内的正论,特别是抗金的正论,仅仅是服从於他向杀 父之仇下跪,屈辱称臣的政治需要,这在中国古史上,堪称是前无古人,後无来者的。其 镇压正论的凶残,在天水一朝也是绝无仅有的。然而在金人逼迫太甚,欲当臣皇帝而不可 得的情势下,宋高宗又被迫对正论作出有限度的放。在危难关头,不论是台谏官中的正气, 还是歪风,也比两宋任何一个时期,表现得更为突出,更加鲜明。秦桧作为宋朝第一个权 臣,“挟虏势以邀君”,⑥成为宋高宗无法罢免的宰相,又进而“张震主之威”。⑦他将 台谏官从天子的耳目完全变为个人的鹰犬。其权势就远非北宋晚期的蔡京可比,蔡京故吏 高拣曾感叹说:“看他秦太师,吾主人乃天下至缪汉也!”⑧此後南宋三个权臣控制台谏 的局面,大致是其滥觞。

①《要录》卷193绍兴三十一年十月戊辰。 ②《朱文公文集》卷97刘珙行状。 ③《要录》卷195绍兴三十一年十二月甲辰,《琬琰集删存》卷2《杜御史莘老行状》。 ④《鄂国金续编》卷30《乞昭雪奏》。 ⑤《朱文公文集》卷88《龙图阁直学士吴公神道碑》,《宋史》卷387《吴芾传》,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20《高宗建康东归》。 ⑥《朱子语类》卷131。 ⑦《朱文公文集》卷99《除秦桧祠移文》。 ⑧《老学庵笔记》卷8。 19

八、宋孝宗时:宋孝宗算是南宋最好的一个皇帝。他最“初恢复之志甚锐”,却因用 人和处置不当,还是被迫与金朝达成隆兴和议。隆兴和议後二十五年,南宋政局平稳,没 有多大波澜。他汲取秦桧专权的教训,“惩创绍兴权臣之弊,躬揽权纲”,“临御久,事 皆上决,执政唯奉旨而行,群下多恐惧顾望”,“最後所用宰执,多是庸人”。① 宋孝宗即位之初,围绕着对金和战等问题,还是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台谏官。宋高宗退 居德寿宫後,就纵容宦官梁康民开设酒库,这当然是犯榷酒之禁。右正言袁孚“亟请对, 论北内有私酤,言颇切直”。宋高宗“闻之震怒”,宋孝宗“严於养志,御批放罢”。宋 孝宗的老师史浩时任参知政事,他出面问皇帝,袁孚“何罪”?宋孝宗说:“是非所宜言, 不逐何待。”史浩多方进行劝解说,“北内给事,无非阉人,是恶知大体?若非几个村措 大在言路,时以正论折其萌芽,此曹冯依自恣,何所不至”?“争臣无故赐罢,天下咸以 为疑”。“陛下试以意白去孚,倘可以上皇意留之,尤盛德事”。不料宋高宗“怒袁孚 甚”,亲赐宋孝宗“酒一壶,亲书懙率偎骄茠四字於上”,使宋孝宗“  无所”。最後, 只能以袁孚“请词”,离开朝廷,而宋孝宗为他“除直秘阁”,“以职名华其行”,了结 德寿宫与谏官的纠纷。②在这场直言与歪理,法与权的小小较量中,充分反映了宋朝人治 的本质,让袁孚本人“请词”,“以职名华其行”,不过是为徇私屈法的人治蒙上一块遮 羞布而已。 史浩在弥合上述一类朝廷或宫闱的小争斗方面,表现了相当的智计,然而在处理军国 大事方面,其实是无能的,也不想有大的作为。他给宋孝宗出的一个最大的馊主意,就是 命令吴自陕西班师,招致四川主力被歼。侍御史王十朋为此上劾奏。当张浚组织北伐失 败後,王十朋说,“异议小人,与圣意素不合者,往往幸灾乐祸,倡为浮议,以动摇大计”, “陛下恢复志立,固不以一衄为群议所摇”。③右谏议大夫王大宝也说:“危疑之际,非 果断持重,何以息横议。”④他们希望宋孝宗坚定抗金志向。 然而宋孝宗在关键时刻却举棋不定,也确实为浮议所动摇,而重新起用汤思退为相。 王大宝、侍御史周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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