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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的赌博管窥

时间:2007-3-30栏目:历史论文

摘要 :宋元时期的禁赌律令之严,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有关赌博的专著频出,赌博种类日益增多,赌博现象渗透到每一个阶层,赌风日益昌盛。本文在综述这种昌盛赌风的同时,并试图探讨其泛滥的原因。至于遍及民间的关扑现象,过去认识不够,或只把它看作是一种单纯的娱乐。作者在此认为关扑是一种明显的赌博,其主要特征是赌物。

关键词:宋元 赌博 赌风 关扑 禁赌 

赌博,按法理学的解释,是以金钱或财物作赌注,以营利为目的,通过各种形式的输赢较量后,使赌注在参赌人之间发生转移的一种行为。

赌博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源远流长,据《古今图书集成·博戏部杂录》记载,早在先秦时期已较普遍。到秦汉时期,赌博的种类逐渐增多。此时,通称之为“博”(或簙)、“博戏”、“博揜”等。唐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赌博现象更是渗入各个阶层。赌博,作为专有名词正式出现。《唐律疏议》中的《博戏赌财物》条,首次把“博”与“赌”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法律条文,这可视为赌博一词的雏形。北宋苏轼在一篇奏议中记道:“城中有开柜坊者百余户,明出牌榜,招军民赌博。” [1] 晏殊亦有词云:“家住西秦,赌博艺随身。” [2] 赌博一词正式形成。到明清时期,各类赌博更加活动猖獗,被称之为国粹的麻将(原称马吊)开始出现,并迅速弥漫全国,一些斗戏更是发展到高峰。鸦片战争后,一些西洋赌术诸如跑马、轮盘赌、扑克等引入中国,使得中国的赌博文化更显纷繁庞杂。赌博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对这种带有病态的文化活动,历代政府均出面加以制止。对赌博处罚最为严厉者,首推宋元时期,轻者罚金配遣,重者处斩。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赌博的种类辈出,有关赌博的述作层出不穷。举国上下,上起皇帝官僚,下至平民乞丐,纷纷参加。至于辽道宗晚年以掷骰来量彩授官,更是前所未有。

赌博,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至今影响颇深。但史学界对之一直重视不够,宋元时期更是如此。查阅近年来的宋元史研究成果,仅有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 年出版的《中国赌博史》(萧梅花、郭双林著),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的《黑白二十四史》(杜永明主编),两书对宋元时期的赌博现象均有论述,但都局限于对当时几部赌博专著的阐述。而有关专题论文,至今亦尚未发现。本文试就宋元时期的赌博活动进行较全面的探讨,不妥之处望批评指正。

一、宋元时期赌博的种类

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在《打马图序》中曰:“夫博者,……且长行、叶子、博簺、弹棋,近世无传者。若打褐、大小猪窝、族鬼、胡画、数仓、赌快之类,皆鄙俚不经见;藏弦、樗蒲、双蹙融,近世废绝;选仙、加减、插关火,太质鲁任命,无所施人智巧;大小象戏、奕棋,又唯可容两人;独彩选、打马,特为闺房雅戏。” [3] 由此可见,宋元时期的赌博品种纷繁复杂,但多已失传且难以理解。

考宋元时期流行的赌博种类,在继承隋唐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主要的赌博种类,按其用具的不同大致可分以下几类。

1、 球类赌

主要有蹴鞠、击鞠和捶丸。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球戏发展的一个高潮。承袭隋唐以来的蹴鞠和击鞠,在这一时期得到兴盛。尤其是蹴鞠,由于得到大宋皇帝的垂青,得以迅速发展,并传入辽金。这种博戏类似于今天的足球,两队比赛以进球多者为胜。亦有二人、三人比赛,但不用球门,仅凭控球技巧取胜。击鞠和蹴鞠类似,但击鞠为骑马击球,类似于马球。由于蹴鞠和击鞠对抗性太强,宋元时期在其基础上发明了一种新的球戏棗捶丸。这是一种杖击球入窝的博戏。以击球入窝所用杖数少者为胜。此项活动场地和人数限制不大,加上当时宋徽宗和金章宗的提倡,在士大夫中得到迅速发展。蹴鞠、击鞠和捶丸本身是一项体育运动,但和隋唐时期一样,这类球戏被用来赌博的现象在当时非常普遍,尤其是捶丸。元代出现的捶丸专著《丸经》,更是对捶丸赌法有详细的规定。球类赌由于受场地、规则等限制,一般多流行于上流社会。

2、 奕棋类赌

主要指围棋和象棋。围棋在这一时期得以继续发展。而隋唐时期衰落的象棋,在这一时期获得了重大的发展。由于两宋皇帝大都喜欢象棋,尤以徽宗赵佶为甚,而且徽宗还用其擅长的瘦金体御书棋子。并据曹勋《北狩闻见录》载,甚至在其被掳北去时,也未忘记带上象棋。南宋时高宗赵构等帝王更是大力推广。从而使得象棋在当时得到迅速普及。原来种类众多的大小象戏(及象棋)在这一时期基本定型。这在现代中国象棋发展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尽管在隋唐时期博弈开始分离。博戏进一步粗俗化,成为一种谋取财物的手段,奕棋则成为与琴、书、画并称的所谓雅戏。不过,这种博弈分离,在当时只是相对而言,但实际生活中弈棋赌从未中止,弈棋赌仍然是当时一种重要的赌博方式,且盛行于各个阶层之中。如前李清照的叙述,就认为大小象戏(即象棋)、弈棋均为博戏。而南宋的洪遵则更是明确指出:“博之名号不同,其志于戏一也。然弈棋、象戏,家澈户晓,至双陆、打马、叶子,视明琼为标的,非图则无以得仿佛。” [4] 当时,弈棋赌流行于各个阶层,文人士大夫等上流社会更是钟情于此。

3、掷骰类赌

宋元时期,除了球类赌和弈棋赌外,还有很多种赌博方式。这里我们把需要掷骰子(及色子)的,皆归为掷骰类赌。此类赌博品种主要有承袭隋唐的双陆、彩选以及宋元时期新出现的打马、除红、响屟等。此类赌戏玩法各异,且复杂多变,但它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即均需要用骰子,另有枰(棋盘)、马(棋子)、图谱(根据所掷彩数的贵贱,决定进退的各种规则)、筹(参加者每人出相同数量的钱作为赌注)。很明显,这类博戏均来源于三国时期的波罗塞戏和樗蒱。其中彩选,风靡各地,并有刘邠加以发展,著有《汉宫仪》一书。双陆,虽有洪遵的《谱双》问世,但因赌法繁杂,南宋时在中原地区逐渐衰落,但在辽金极为盛行。中原地区代之而起的是打马、除红、响屟。流行的打马,由李清照对当时源于双陆的几种打马进行精简而成,并施以文采,附有专著《打马图》。而此时出现的响屟,玩法同打马类似,但亦有用美女代替棋子在地毯上行走的玩法,则称之为“肉棋”。宋扬无咎对之进行研究,著有《响屟谱》一书。至于除红则是仅用四粒骰子和一份图谱,不用棋子,简洁易行,俗称“猪窝”。元末明初时,杨维桢对此种博戏的骰彩重新立谱,撰有《除红谱》一书。其中彩选和打马至明清时期仍流行不衰。由于掷骰类赌,极为富丽,赌注较大,玩法相当复杂。除掷彩需凭运气外,还需在行棋过程中斗智。显然,这类赌戏是达官贵族、闲雅文士的专利。

4、斗禽虫类赌

斗禽虫这种古老的赌博方式,先秦时期即已存在。 斗鸡、斗鸭、斗鹅、斗鹌鹑、走马、走犬及斗促织等在宋元时期都非常流行。其中源于唐朝的斗促织,在这一时期获得迅猛发展,并有多部专著出现,尤以贾似道的《斗促织》影响最大,并为明清时期斗促织高峰的到来,奠定了基础。由于这类赌戏不受场地、人员、赌注等限制,故在当时风行于各个阶层,尤其是民间非常流行。

5、钱币赌

宋元时期民间还流行直接用钱币来赌。钱币赌通常有两种:一为摊钱,又称意钱,办法是随手取钱币若干,放入器皿中摇动,开时数钱币,以四为盈数,其余数为零,一、二、三,押得者获胜。《容斋五笔》曰:“今人意钱赌博,皆以四数之,为之摊。” [5] 另一种为捻钱,又称掷钱。“今人掷钱为博者,戏以钱文面背分胜负,曰字、曰幕。” [6] 字、幕即正面反面。这种赌博方式简单快捷,主要流行于中下层社会。

6、 关扑赌

随着宋元时期赌风的盛行,赌博活动亦深入到当时蓬勃发展的商业领域。并形成了一种新的赌博方式棗关扑。有关记载,在宋元时期的笔记小说中随处可见。所谓关扑,即商人的所有商品既可以卖,亦可以扑。关扑双方约定好价格,用头钱(即铜钱)在瓦罐内或地下掷,根据头钱字幕的多少来判定输赢。赢可折钱取走所扑物品,输则付钱。很显然,关扑由钱币赌发展而来。由于关扑和商业活动紧密相连,故关扑有其特殊性,即一般不赌钱,而是赌物。也正因为如此,过去史学界一般均把它归之为娱乐。事实上赌物也是一种赌博。而且当时的关扑还不仅限于日常生活用品,有时赌得很大,“有以一笏扑三十笏者。以至车马、地宅、歌姬、舞女,皆约以价而扑之。” [7] 故此,作者认为关扑也是一种明显的赌博。关扑这种亦商亦赌的方式,简洁明了,且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故在民间非常盛行。

此外还有叶子格戏(即后世的纸牌)、昭和牌(即牌九)等。由于赌和社会生活紧密相连,赌的方式多种多样,在此难以一一叙述。其中双陆、弈棋、钱币赌、关扑和各类斗戏最为流行。总之,这一时期的赌博,可谓种类繁多,并有了很大发展,对后来的明清亦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宋元时期参与赌博活动的社会阶层
宋元时期热衷于赌博的人士,上至帝王,下讫寻常百姓,以至地痞无赖三教九流,可谓是无所不包。

1、帝王嗜赌

宋元时期热衷赌博的帝王大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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