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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货币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几个问题

时间:2007-3-30栏目:历史论文

提要:笔者在研究两宋货币史的过程中,对有关宋代货币与当时社会经济关系的几个问题感触颇多,产生了一些粗浅的想法,拟写出来与同好交流,同时求教于大家。一、在宋代,并存着互相矛盾的两种现象:一方面是严重的“钱荒”,另一方面是铜钱大量外流、被销熔、被贮藏。以往人们通常讲,是铜钱的流、藏、销造成了“钱荒”。但是,这种解释中存在着毛病,因为它不能回答如下的问题:“钱荒”在北宋仁宗时期即已存在,依照通常的逻辑,钱荒就是钱币缺乏,既然钱币已经缺乏了,为什么在此后的数百年中还要继续外流、被销、被藏,而且愈演愈烈。在已经出现“钱荒”的情况下,是什么力量推动着钱币继续大量地流、销、藏,尽管官方三令五申地严刑禁止(过去有人认为官方禁止仅是虚文,这不符合实际,笔者拟另专文论述)也无法阻止。笔者拟论证,推动钱币流、销、藏的不是别的,就是铜钱自身购买力的低下。二、关于南宋会子的性质。会子自身的价值是微不足道的,它的购买力是来自何方、其大小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会子是由国家强制发行的,但国家却无法规定它的购买力。会子的信用是靠国家的税收(含变相税收榷卖)来保证的。会子的法偿能力,也主要是通过它的纳税能力和榷买能力来体现的。我们只要深入考察,就会首先发现,铜钱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会子本位币,其突出表现是,持会子并不能随时随地兑到面额标示数量的铜钱,或者更准确地讲,在大多数时间和大多数地区,持会子都不能兑到面额标示数量的铜钱。再深入,就会发现,如上所述,会子的价值并不完全是由它所能兑到的铜钱来决定的,而更确切地讲,是由它的纳税能力决定的。在南宋后期,楮币可以离开铜钱而独立存在的趋势一些特殊性。事实表明,中国与西方在历史上走过了二种不同的道路。但是,由于近代中国的落后,我们不得不从西方引进一些先进的理论包括社会理论。在运用这些理论分析中国历史轨迹的时候,人们往往忽视中、西之间历史上存在的巨大差异,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套用西方人根据西方情况作出的现成结论,这就难免得出与历史事实不符的结论。笔者以为,近年学术界关于宋代经济的讨论中就存在类似的问题。笔者以为,要正确认识有关宋代的货币问题,就必须首先认清宋代与同时期西方各国相比它的独特的国情。

    一、铜钱的流藏销是由于自身购买力低下

  在宋代,并存着互相矛盾的两种现象:一方面是严重的“钱荒”,另一方面是铜钱大量外流、被销熔、被贮藏。以往人们通常讲,是铜钱的流、藏、销造成了“钱荒”。但是,这种解释中存在着毛病,因为它不能回答如下的问题:“钱荒”在北宋仁宗时期即已存在,依照通常的逻辑,钱荒就是钱币缺乏,既然钱币已经缺乏了,为什么在此后的数百年中还要继续外流、被销、被藏,而且愈演愈烈。在已经出现“钱荒”的情况下,是什么力量推动着钱币继续大量地流、销、藏,尽管官方三令五申地严刑禁止(过去有人认为官方禁止仅是虚文,这不符合实际,笔者拟另专文论述)也无法阻止。笔者以为,推动钱币流、销、藏的不是别的,就是铜钱自身购买力的低下。至于宋代的“钱荒”并非一般交换手段的缺乏,而是一种特殊支付手段的缺乏,笔者先已有文论证(《从钱会中半看会子的法偿地位及其影响》,刊《中国钱币》1987年第2期;《中晚唐两宋的钱禁与铜禁》,《百科知识》1987年第8期;《关于唐宋时代钱币运行的几个问题》,1984年宋史年会论文,未刊),在此不作重复。

1、铜贵钱贱

  宋代铜钱购买力低于自身实际价值、且有越来越严重之趋向,可以从铜贵钱贱的现象长期存在、且愈演愈烈中得到证明。

  北宋神宗时大臣张方平说:“销熔十钱,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物,获利五倍”。(《乐全集》卷二六《论钱禁铜法事》)到南宋绍兴二十一年,司封员外郎王葆说:“民多销铜钱为器,利率五倍”。(《系年要录》卷一六二)绍兴年间又有人讲:“民以钱十文将铜一两,铸为器皿,可得百五十文。”(《群书考索》后集卷六0《财用·铜钱》)同等重量的铜钱与铜器价值比为一比十五,即熔钱铸器,其利润已达十几倍。此后其比例似稍有回落,但仍长期保持在一比十以上。如庆元二年八月二十七日臣僚言:“毁一钱则有十余钱之获,小人嗜利十倍,何所顾藉”。(《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二七)嘉定年间袁燮知江州上便民疏称:“销钱为器,未始无法也,而获利十倍,人竟趋之”。(《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三)宋理宗时许月卿撰文称:“金丕销为器,利且十焉”。(《百官箴·都大提点坑冶铸钱》)还有不少类似记载,不便枚举,都说明熔化铜钱制成铜器可获得十倍以上的利润。化铜钱制成铜器,固然其间有化铜费用、制模费用等等,卖价可以多于所用铜钱,但增至五倍、十倍,就表明了一定数量的铜钱中所包含的原铜(合金)的市场价格,已经超过了此数量铜钱的市场价格。

  对于铜与铜钱比价的变化,我们也可以从官方收买民间铜器支价的变化中看到。北宋元佑元年收买民间铜器,每斤支价二百文。(《长编》卷三七五)庆元二年(一说三年)收买民间铜器,每两支价三十文。(《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铸钱诸监》等)则合每斤支价四百八十文。铜钱一般每贯七百七十文重四斤半至五斤,每斤铜钱约为一百五十四文至一百七十一文,则官方回买一斤铜器的价格(此价格肯定大大小于市场价格)比一斤铜钱的价格要高许多。

  由于铜贵钱贱,甚至在官方的钱监里也出现了熔化旧钱铸造新钱的情况。如袁燮讲:“自黠吏既渔其利,而场户复济其奸,惮取铜之难,销钱以输之,幸其精炼,无复致诘”。(《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三)真德秀也讲:“迩年以来,又有冶户毁钱为铜之弊”。(《真西山文忠公集》卷三二《馆职策》。另参《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六六等)熔钱造钱,最有说服力地表明了铜钱的价值比它所含的原料的价值还要低。

2、铸钱赔本越来越严重

  与铜贵钱贱的情况相呼应,宋代铸钱赔本的情况也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北宋后期,文人杨时算过一笔帐:“今钱一千重六斤,铜每斤官买其直百钱,又须白金鼠和之乃能成钱,除火耗锉磨损折,须六七斤物料乃得一千。铜自岑水、永兴数千里运至,其脚乘又在百钱之外,薪炭之费、官兵禀给、工匠率分,其支用不赀,细计千四五百钱本方得一千,何利之有?”(《龟山集》卷四《论时事札子》)他计算得不够精确,如他讲的六斤重的是足陌,铸钱并非用纯铜,其中铜的含量少时只有四斤多,其余为铅、锡。而当时官买铜价应已超过百文,而脚乘、薪炭之费、官兵禀给等所估费用偏少,等,但他讲当时铸钱的成本已明显超过产出,却是事实。到南宋嘉泰间,李心传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铸钱诸监》,讲“今泉司……岁费铸本及起纲縻费,约用二十六万缗,司属之费又约二万缗”,而“比岁所收实不过十五六万缗耳”,且其中十分之八以上铸的是较为省工省料的折二钱。其投入产出比已接近二比一。又与之时间相近,时人陈耆卿在议论铜钱外流问题时说:“夫一金之铸其为费不啻数金,一金之博易为利亦不啻数金;朝廷常以数金之费,而为富商媒数金之利”(《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三宋宁宗时青田县主簿陈耆卿奏)他讲铸一文铜钱要花费数文本钱,似对投入产出比的估计要更悲观些。至宋理宗宝佑年间,《群书会元截江网》卷一一《钱帛》讲:“【铸钱】近岁稍增至十六万【缗】,而铅铜铁炭之所入,官吏兵工杂费之所出,率以本钱三百余万而得十六万。”我们无从知晓这本钱三百多万中铜钱、新会、旧会各占多大比例,但铸钱成本远远大于产出的问题依然如故,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

  在当时官方垄断矿产资源且可役使廉价劳动的情况下,铸钱仍然成本大于产出,这充分说明铜钱的市场价格(即其购买力)远远低于其自身的实际价值。

3、对铜钱购买力的考察

  关于宋代铜钱的购买力,笔者曾撰《北南宋物价比较研究》(载《宋史研究论文集》1989,5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通过北宋中期与南宋中期的物价比较,说明了宋代铜钱购买力下降(即物价上涨)的总变化趋势。这里想略作补充的是,南宋后期,尽管楮币泛滥、铜钱奇缺,但是铜钱的购买力并没有因此上扬。如记载中的粮价:《宝庆四明志》卷五《叙赋》记,宝庆三年糯米每石三贯九百九十文,曲麦每石三贯六百文。吴泳记淳佑元年温州“目今米价每升正是四十见钱,比之台处诸州米价最下”。(《鹤林集》卷二三《与马光祖互奏状》)当时米价多以会子计,我们可以折计铜钱。《四明它山水利备览》卷上载,淳佑元年庆元府米一石值十七界会四十贯,当时会价十七界每贯约五六十文足铜钱,则米价每石约二贯足至三贯足铜钱。这些记载说明,南宋后期以铜钱计算的粮价比南宋中期并没有下落。关于南宋后期的绢价,记载较少。《宝庆四明志》卷五《叙赋》记,宝庆三年庆元府糸由每匹四贯铜钱。又《越中金石记》卷七《山乘县尹余公道爱碑》载:“亡宋景定四年癸亥,内批:‘以越罕蚕,夏绢壹匹折纳十八界会拾贰贯,永远为例。’故碑具存。时十八贯会壹贯准铜钱贰百五拾文,拾贰贯计铜钱参贯。”成书于淳佑七年的《数书九章》卷一一《折解轻赍》载数学题一道,其中言甲郡绢价每匹二贯文足铜钱、乙郡每匹二贯四百二十文足铜钱(按:原书又载丙郡绢价每匹新会十贯三百文、丁郡每匹旧会五十八贯,折为铜钱,与甲乙二郡接近)。所言虽为假设,当与实情相差不远。这些数据也同南宋中期绢价数据接近。再看银价:吴泳于淳佑末年在广东运使任上《奏宽民五事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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