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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代洋务官员的思想近代化

时间:2007-3-30栏目:历史论文

摘 要 19世纪60至90年代,清政府中兴办洋务的官员的思想观念出现近代化,主要表现在:“夷夏之防”和传统技艺观的突破;对西学的推崇和引进;引进机器制造技术的思想及人才观念、经济观念和军事观念的近代化。

关键词 洋务官员 思想近代化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清政府中兴办洋务的官员主张引进西学,开办工厂,设立学堂,遣派留学,培养技术人才和军事人才,思想观念从封闭型转向开放型,从轻视“工艺”转向讲求“工艺”,从耻言利转向谋求利等,这种思想观念的近代化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和影响,理应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

一、“夷夏之防”和传统技艺观的突破

近代中国要生存和发展,首先要在思想观念上破除“夷夏之防”和传统技艺观。“夷夏之防”和“华夷之辨”是我国传统的对外观念。传统技艺观则把儒学视为“本”,把艺事看作“末”,并且鄙视技艺,指为“奇技淫巧”,这是通向近代化大门的两道严重思想障碍。洋务官员们对此有可喜的突破。

这种突破的重要特征是从不可以“师”夷,到必须“师”夷,从封闭型转向开放型。这种转变,首先是由时局的变化使然。在中外武力较量中,暴露了中国的衰弱和落后。“穷则变,变则通”是这种转变的经典依据。李鸿章说:“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再则是日本做出了有成效的榜样。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造厂“师习各艺”,又购买机器,在本国制习,取得了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的成效,使英国人不敢小看。“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

对这种转变,顽固守旧的官员具奏责难,洋务官员尖锐地作了驳斥。如同治五年(1866年),总理衙门大臣奕忻等就批驳那种“以中国之人师法西人为深可耻者”是“不识时务”。奏折说:“西洋各国,雄长海邦,各不相下者无论矣。若夫日本,裹尔国耳,尚知发愤为雄、独中国犯于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转因萌至其人,将来或可突过其人,而独以学其人为耻,将安于不如而终不学。遂可雪其耻乎。②在学习外国的态度上,洋务官员理直气壮奏请“师夷”、取法“泰西”,指出就是孔孟复生,也不能不谈洋务、不师夷。‘若(华学)尚不足以制敌,则取彼之长益我之短,择善而从,又何嫌乎?”①

“师夷长技”,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林则徐、魏源就提出来了。可惜被搁置了20年。李鸿章等洋务官员重提时,林公、魏公已作古,时局更不堪问。李鸿章指出:“练兵、制器、购船诸事,师彼之长,去我之短,及今为之,而已迟矣。若再因循不办,或旋作旋掇,后患殆不忍言。”⑥可见,这时洋务官员深刻感到“师夷”的重要性与紧迫性。这是洋务官员对“夷夏之防”观念的突破。

对传统技艺观的突破与“夷夏之防”观念的突破是相联系的。在中外强弱之势的比较中,洋务官员认识到,泰西各国所以强大,是由于他们重技艺,“专心一志”研究技艺,“不极其精不止”⑥。而且有专长的、有发明创造的受到奖励,得到专利,“获报甚厚”。“造艺能成就,名归之,利亦归之,故莫不争奇斗巧,以自求售。”。反观中国,“凡百工技艺、视为鄙事,聪明之士,不肯留意于其间,此所以少专家也。重儒学轻艺事,文武两途,舍“章句弓马”未由进身。读书人穷读四书五经,与实用技术“隔膜太甚”。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济”,“仿西法”,重视学习、研究技艺,激励掌握技艺的人才。⑥沈葆帧、丁日昌、李鸿章先后奏请在科举考试中增设算学科、特科,改革考试内容,把“器数之学”引入人才选拔的考试中,以此改变士于观念、“鼓励作新”,开启风气。奕沂主办的同文馆算学馆不顾守旧大臣的非议,决然招收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检讨、在职官员及非在职的举人、秀才等正途出身“儒者”入馆研习天文、算学。这些都是对传统技艺观的重要突破。

上述观念的突破,是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引进的前提,有开通风气、启动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

二、对西学的推崇和引进

洋务官员明确提出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把采用西学、制造机器看成是谋求自强的重要办法。李鸿章推崇洋学“逾于”华学,把肄习西学称为“中国自强根本”和“目前当务之急”,呼吁“士大夫留心经世者当以此为身心性命之学”,奏请“各海口必应添洋学格致书馆以造就人才”。④奕沂等认为,西学必须“急为肄习”,才谈得上制造轮船、枪炮、机器,才谈得上自强。⑦郭高煮在大使任上给李鸿章的信中,介绍英国制造技术的发展,由造火轮船、火轮车到讲求“电气之学”、发明电报,“天地之气机,一发不可遏”。⑥他认为、欲求日进于富强,必须“循用西洋之法”,“彼之所长,循而习之,我之所短,改而修之”。⑥此外,陈廷经、张树声、刘铭传等对西学均极力推崇,恕不赘举。

洋务官员对西学不仅推祟,还极力引进。对西学的引进,洋务官员通过三种渠道:

1.聘请“洋教习”到洋务学堂教授西学。如京师同文馆聘请英、法、俄、德四国教师,分馆教授英语、法语、俄语、德语。后来增设的算学馆、格致馆,教授的西学课程有各国地图、各国史略、数理启蒙、代数学、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化学、天文测算、重学测算、万国公法、富国策等。⑩福建船政学堂(“求是堂艺局”)聘请英、法两国教师教授英语、法语及数学、几何、代数、平三角、弧三角、地舆图说、航海全书等西学。上海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仿照同文馆之例”,由“洋教习”教授外语;天津水师学堂轮船驾驶学生所学西学课程有:英语、天文、地理、海图、星象、测量、轮船驾驶、几何、代数、三角、物理、微积分、鱼雷等,管轮学生学习算学、几何、三角、代数、重学、物力、汽理、行船、汽机、机器画法、机器实艺、修定鱼雷等;武备学堂教授天文、地理、格致、测绘、数学、化学、重学、枪炮使用、炮台建筑以及步炮马队操法等西学课程。刘铭传在台湾创办的西学堂讲授图算、测算、制造之学等西学课程。张树声在广东创设西学馆,参照天津、闽省学堂定章办学,延“西师”教授外语等西学。

2。通过选派留学生赴英、美、法、德等国学习西学。留学生徒学习的西学包括英语、法语、施语以及机器制造、枪炮、水雷制造、轮船制造、轮船驾驶、开矿、筑路等各种专业知识。3。通过翻译传播西学。当时有组织的翻译机构主要是京师同文馆翻译外和江南制造局翻

译馆。京师同文馆翻译处翻译了万国公法、格物入门、格物测算、法国律例、化学指南、星辐指掌、富国策、化学阐原、英文举偶、俄国史略、各国史略、全体通考、公法合通、星学发纫、电理测微、新加坡刑律等十数种。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创办初期,曾国藩聘请英国伟烈亚力、傅兰雅、玛高温三人专译“有稗制造书”,译出汽机发初、汽机问答、运规约指、泰西采煤图说等。@以后,该局陆续访购西书数十种,厚聘“西士”,选派局员,相与口述笔译。其中,有算学、化学、汽机、火药、炮法、行船、防海、练军、采煤、开矿等。至光绪元年(1875年),计译出40余种,刊印24种。⑥

洋务官员引进西学是为了培养、造就懂外语、有技术、能操作、具实用的各种专业人才。他们认为,“有西学而后有人才”,破天荒地把西学与人才培养相结合,从而培养出一批翻译人才、技术人才、军事人才。这批新型人才,对中国工业、军事近代化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引进机器制造技术思想

机器制造是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重要标志。近代中国机器制造技术的引进是由洋务官员开端的。洋务官员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洋务官员对机器制造技术有如下几点主要认识:

1.认识到“机器制作”是西洋“长技”,要学过来。“取彼所长,辅我所短。洋人不“秘”其所长,愿意传授技术,正是“留其秘要”难得的好机会。

2.对机器制造技术“始因终创”⑥。曾国藩指出:“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④奕沂等说:“倘能专精务实,尽得其妙,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⑥

3.认识到样机器“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工作效率比手工高。

4.认为“制造本原”是“抉其秘”、“学其学”。“抉其秘”就是探讨“西法”(制造技术)“博大潜奥之理”,知其所以然。“学其学”就是学习西学。关系制造的西学,“最要为算学、化学、汽机、火药、炮法等”。@奕沂等说:“西人长技在于制器,而其大要皆本于算法。“制造机器、火器必须讲求天文、算学。”

5.认为对制造技术要“精益求精”。洋务官员了解到西方制造技术的不断进步,如枪炮制造,由前膛枪、炮发展到后膛枪、炮;轮船制造,由木壳船、铁壳船发展到钢甲船,轮机由立机发展为卧机,单轮机发展为双轮机等,从而强调制造技术的提高和更新。

以上认识,体现洋务官员对机器制造技术的重视和引进这种技术的热切心情。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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