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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颜元的体育思想和实践

时间:2007-3-31栏目:体育论文

    【内容提要】 颜元由其切身感悟及对宋明理学的研究批判,提出了较为完备的体育思想,归结起来主要 有“文武相济”、全面发展;“习行、习动”,强国强身两个方面,他还注意体育实践,他的体育思想及实践 在我国教育思想史上占有较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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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元(1635—1704),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清代直隶博野(今属河北省)人,是我国十七世纪伟 大的思想家和爱国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特别是他的体育思想和实践,在我国教育史上,开创了使受 教育者得到全面发展的光辉先例,对我国近代乃至于现代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拟就颜元教 育思想体系中的体育思想和实践,做一粗浅探讨,并以此就教于学界前辈。
    一、颜元体育思想的形成
    颜元体育思想的形成,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其自身对生活经历的体验;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方面, 是他对宋、明理学的研究与批判后的感悟。
    颜元自8岁起就学于吴洞云先生,吴先生虽然不是什么教育家, 但他多才多艺,除对传统的经、史、子、 集有较深的研究外,还擅长骑射、技击,通晓医术、术数,对神机兵法等亦有独到研究。在吴先生门下近3年的 时间里,颜元受到了比较全面的教育和锻炼。 虽然颜元没有沿着启蒙先生所引导的路数笔直地发展下去,但这 段求学经历,无疑对他后来教育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极大影响。颜元从11岁起,由于受社会时尚的影响,开始学 习八股文,致力科举,用心仕途,并于19岁考中秀才。20岁时,家道衰落,颜元在家“耕田灌园”,“劳苦淬 砺”[1], 挑起了全部生活重担。21岁时,颜元阅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研究国家兴衰之迹,生民休戚之 事,常废寝忘食,遂厌弃八股,废弃举业,绝意仕途。颜元在22岁时,为了赡养年迈的双亲,同时也更为了掌 握更多的“经世致用”、“扶危济难”的本领,开始学医,并鉴于“宋儒不知兵法,终至屈于辽、夏,辱于金 、元”,从23岁时起,开始研究七家兵书,并学技击之术,研究战守机宜,尝彻夜不寐。24岁时,颜元开设家 塾,教授生徒,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并从这一年开始为人治病。
    艰苦的生活实践,虽然使颜元意识到了读书静坐的危害性,但他却未从此而远离宋明理学,相反,在一段 时期内,他竟被理学所迷惑,倾倒在理学家的脚下。
    在颜元24岁的时候,偶读陆九渊、王守仁的语录,“始知世有道学一派,深悦之,以为孔、孟后身也”[2 ]。可在他26岁时, 又得《性理大全》一书,“见周、程、张、朱语录,幡然改志,以为较陆、王二子尤纯粹 切实,又谓是孔、孟后身也。”[3]从此以后, 颜元“进退起居,吉区宾嘉,必奉《文公家礼》为矩yuē@ ①;奉《小学》、《近思录》等书如孔子经文”[4],甚至当听到别人对诸子存有疑义时,便“忿然力辨,如骂 父母”[5]简直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了。 直到颜元34岁时,他的思想才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在颜元34岁时,他 的养祖母病逝,颜元不胜哀痛,他一丝不苟地按照《文公家礼》为其守丧,结果使得颜元连病带饿,几乎致死 。
    颜元根据切身的体验,“颇觉有违于性情,已而读周公礼,始知其删修失当也。及哀杀,检性理,乃知静 坐读讲非孔子学宗,气质之性非性善本旨也”[6],认为理学家们论学参杂佛学,支离破碎, “空言无用”。 颜元深“痛尧舜周孔三事三物之道亡,而生民之涂炭至此极也”[7],愤然作《存性编》、《存学编》,后又作 《朱子语类评》,除系统地阐发其思想外,更对理学展开了尖锐而深刻的批判。
    颜元的体育思想,也正是在他的切身经历和感悟中,在他对宋、明理学进行研究、批判的过程中逐步形成 并完善的。
    二、颜元体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概括起来,颜元体育思想的主要内容为“文武相济”,全面发展;“习行”、“习动”,强国强身。
    颜元从他“目击身尝”中深刻体会到宋、明理学是一种“害心”、“害身”、“害国”之学。理学家们喋 喋不休地告诫人们要“知学”,要“关了门,闭了户,把断了四路头”[8],钻进故纸堆里“穷理”。而为了“ 穷理”,则又告诫人们必须“主敬倡静”。“静者,谓心不妄动”[9],“敬,……内无妄思,外无妄动”[10 ],一言以蔽之,就是“非动”。理学家们把有益于人们身心健康的打球、踢球、放风筝等体育活动与恶棍赌博 、纨绔笼养等相提并论,认为这些都是“不可为”的“无益之事”,并在学规中明确规定,绝对不允许打球、 踢球、放风筝等体育活动跨入校门(见郑端所辑的《朱子学规》),也就是不要运动,要“静坐”;不要体育 ,要“读书”。其结果,严重损害了人体健康,使一个个活泼可爱的红面少年,都变成了弱不禁风的白面书生 ,好端端的身体被理学折磨得筋弱骨脆。
    颜元对此曾气愤地指出:“朱子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无异于半日当和尚,半日当汉儒……”[11], 并严正指出:“终日兀坐书房中,萎惰人精神,使筋骨疲软,以至天下无不弱之书生,无不病之书生”;“千 余年来,率天下入故纸堆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朱熹号)为之也”[12]。
    颜元还进一步列举实例来论证读书静坐对人体健康的损害:“吾尝目击而身尝之,知其为害之巨也。吾友 张石卿,博极群书,自谓秦汉以降二千年书史,殆无遗览,为诸少年阐发书义至力竭,偃息床上,喘息久之复 起讲,力竭复偃息,可谓劳之甚矣!不惟有伤于己,卒未见成起一才。祁阳刁蒙吉,致力于静坐读书之学,昼 诵夜思,著书百卷,遗精痰嗽无虚日。将卒之三月前,已出言无声。元氏一士子,勤读丧明。吾与(王)法乾 年二三十,又无诸公之博洽,亦病无虚日”,并痛切地说:“今天下兀坐书斋人,无一不脆弱,为武士农夫所 笑者,此岂男子态乎?”[13]
    颜元尤其对宋、明理学家重文轻武,从而给国家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感到深恶痛绝。他曾感慨地说:“ 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甚可羞!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14]又说:“朱子 重文轻武,……,其遗风至今日,衣冠文士羞与武夫齿,秀才挟弓矢出,乡人皆惊,甚至子弟骑射武装,父兄 便以不才目之,长此不返,四海溃弱,何有已时乎?”[15]在颜元看来,按着理学家们的教育思想所培养出来 的人,只能是“弱人”、“病人”、“无用人”,而绝不会培养出“经天纬地之略,礼乐兵农之才”[16]。
    颜元作为爱国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深深为国而担忧,他之所以放弃举业,潜心教育,其目的就是为了给国 家培养“经世致用”、“扶危济难”的有用人才,因此,在他看来,一个人不仅要博学多文,又必须掌握治国 理财的真实本领,同时还要有一副健壮的体魂,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建经世济民之勋,成辅世长民之烈,扶 世运,奠生民”[17],为此他提出了“文武相济”、“兵学合一”,全面发展的主张,他说:“一学校也,教 文即以教武”[18],即除了教授学生经史子集之外,还必须教之以射、御及兵、农、钱谷之事,这样所培养出 来的人才,在平时可以“修己治人”,在战时则可“持干戈,卫社稷”,成为能够“出将入相”的文武全才, 在“文武合一”、“兵学合一”的教育过程中,达到文武相济的目的。
    在颜元看来,这样的教育才是理想的教育。正如他所说:“论周公之制度,尽善尽美。盖使人人能兵,天 下必有易动之势;人人礼乐,则中国必有易弱之忧;惟凡礼必射,奏乐必舞,使家有弓矢,人能干戈,成文治 之美,而具武治之实。无事时,雍容揖让,化民悍劫之气;一旦有事,坐作击刺,素习战胜之能”[19]。
    宋、明理学“主敬倡静”,颜元反其道而为之,又提出“习行”、“习动”的体育思想。他说:“宋元来 儒者皆习静,今日正可言动”[20],在“动”的过程中,一方面可以使“心上思过,口上讲过,书上见过”的 东西能够得以在实践中得到检验,而另一方面,是使人的身体在“动”的过程中得到锻炼,即“健人筋骨,和 人血气,调人性情,长人信义”[21]。颜元更为可贵的是,他把强身和强国连在了一起,强身的目的是为了更 好地服务于国家,从而使国家强盛。他说:“动,小之却一身之疾,大之措民物之安。为其动生阳和,不积痰 郁气,安内捍外也”[22];又说:“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 天下强”。[23]
    三、颜元的体育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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