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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更需要的是专业精神
十多年来，“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培训了数以千计的重点中学校长，被称为中学校长的“黄埔军校”、“教育家的摇篮”。而作为“培训中心”的主任，陈玉琨教授也一直被这些校长当作自己的“良师益友”。中学校长们就是“服”他，“服”的不只是学问人品，更有他对教育领域诸多问题独到的见解。虽然在有些人看来，学者或许与静坐书斋划上等号，但陈玉琨教授更是一个教育改革实践的倡导者。他经常说:“我把校长当成自己的老师，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几千所学校，每一所都能给你一些启示，他们的实践都会帮助你开拓思路，帮助你更深入了解中国教育的实际。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离开了实践的教育理论，是没有意义的。”
以“培训中心”主任的身份，陈玉琨教授对校长的成长是异常关注的。什么样的校长才是好校长，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好校长，如何有效地管理一所学校，这些问题是陈教授目前思索最多的问题，也是现在社会关注的焦点话题。为此，本报记者专门访问了陈玉琨教授。
----访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主任陈玉琨教授
陈玉琨教授简介：
陈玉琨，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主任、华东教育管理干部培训中心主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院长、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主编。
学术专长：校长培训、教育管理、教育评价。
社会与学术兼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督学、全国中小学校长培训专家委员会主任。
1998年被评为全国模范教师、1999年由国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学者”称号；同年入选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获上海市“我最喜爱的好老师”金奖。著有《现代教育管理技术》、《教育评价学》等著作20余部，论文“课程价值论”等150余篇。目前承担的项目有：国家自然科学重点项目“发展性教育质量保障远程支持系统研究”。
中国教师报：刚刚我们在桌子上看到一本书，您在里面提到您对ISO9000的一些看法，并且文章的题目也很直接，就是《ISO9000，中小学不宜》。事实上，现在对于这件事情也有很多争论，您能否具体谈一谈这个问题呢？
陈玉琨：要谈这个问题，我想先从学校的发展谈起。在我看来，学校管理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学校的管理主要依靠校长的人格魅力，从这种意义上，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校长要有奉献精神、先进的教学思想等等，但从现代管理的角度上看，仅仅依靠校长的奉献精神和人格魅力，很难保证学校的长远发展。
在第二个阶段，学校的管理主要依靠一套完善的管理制度和机制，校长不在，这个学校依然能够保证正常运行。这就是从人治走向法治。可以说，这是比第一个阶段更高的一个层次。ISO9000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管理机制，它比仅仅依靠校长的人格魅力和管理经验要好一些，它的存在有其特殊意义。
在第三个阶段，学校的管理主要依靠校园文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学校教职员工的价值追求。用哲学上的话来说，就是从必然走向自由。用文化来影响和引领教职员工的行为，这样比单纯的制度建设、人格魅力又上了一层楼。
学校管理发展的这三个不同阶段是递进的。一个好的校长在完善学校的制度与机制，以及推动学校文化建设方面都有重要的作用。
下面我再分析为什么说ISO9000不利于学校发展，虽然它超越了人治，依靠机制和制度，但是它有四个不可逾越的缺陷。
第一，ISO即国际标准化组织，它的宗旨就是“在世界上促进标准化及其相关活动的发展，以便于商品和服务的国际交换”。这在工商界有重要意义。比如，计算机的U盘插口，每个机子都一样，这给交换带来了便利。但中小学教育的本质是多样化、个性化，这是创造的前提和社会的需要。我们能要求学生小学毕业就必须背会2000个单词吗？如果达不到就是废品？在这个意义上，ISO的标准化与人才的多样化存在一定的矛盾。
第二，ISO在注重改进和提升的同时，更注重“承诺”。例如商家对产品的保证，有很多技术指标，这是ISO的基本理念。可是中小学教育能做出什么承诺呢？学生没学会四则运算，包退包换？这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甚至是有害的。教育是一个促进学生生命成长的过程，它关注的是学生的发展，这与ISO有很大的差异。
第三，ISO注重的是文本化管理。文本化确实是有一定道理的，它通过对生产与管理过程的持续记录来发现和解决问题。可是我们从实践中发现，教学有法，但“教无定法”。我十分赞同叶澜教授的一个观点，教育是一充满智慧的事业，它需要教师的创造，因而，教育必须是“人本”的，而不能过于强调“文本”，它不可能用一种模式来规范所有的教育行为。当然，我不是反对文本，但是过于强调“文本”就可能出现“文山会海”、“文山”压死人的现象，它扼杀的不仅是学校的生命力，更是整个教育的活力。
最后一点，ISO讲究的是“顾客至上”，谁出钱，谁埋单，谁就是“顾客”，商家就对他负责。可教育的“埋单者”是谁呢？家长？政府？家长有时是急功近利的，政府也是有任期的，因而也常常会出现一些“短期行为”，而基础教育真正要面对的还是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行为。所以，我说，ISO9000不适合中小学，不管怎么改造。
中国教师报：刚刚您说，ISO9000运用于学校的问题之一是缺乏个性化与多样化，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观察角度，您对此有无更详细的阐释？
陈玉琨：各得其所，各展其才，让每个人的强势智慧得到全面发展，这才是教育的追求。教育千万要把握住一点，不要说失败是成功之母，而是成功是成功之母，让学生从成功走向成功，获取一种自信，这才是最宝贵的。个性化的教育应该以长带短，以长促短，而不是以长补短。教育是全面发展，而不是平均发展，要给每个学生一个选择权。如果中国每个人都成了陈景润，那我们就没饭吃了，还是应该有人去做一些普通工作的。
中国教师报：那为什么会在一些学校“流行”起ISO9000这种模式，是不是有个大背景？比如说我们很多学校很需要一种管理评价体系，但是又找不到现成的合适模式，所以就把它拿来所用？
陈玉琨：应该说，这种动机是很善良的，当时我们国内的确没有合适的管理体系。刚刚我对ISO9000运用于中小学提出了一些批评，但是它也有其合理性，也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首先是它的体制化，即把质量保障贯穿于生产于管理的各个环节，而不是只关注某几个环节；其次，它是内生性的，不是来源于外部，是基于内部需要产生的；还有它的可操作性和全员性。这都对我们学校管理质量的提升是很有意义的。
正是基于这种分析，我们提出了QASD的模式。它借鉴了ISO的一些思想和经验，弥补了一些不足。
中国教师报：这种基于学校发展，并且是我们自己研制出来的质量保障体系，您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呢？
陈玉琨：从1995年起，校长培训中心就开始这方面的研究，在吸收了ISO9000经验的基础上，课题组经过1000多所学校的案例调查和分析，我们提出了“发展性学校教育质量保障”这样一个比较科学的程序。所谓“发展性学校教育质量保障”，就是QASD（qualityassuranceforschooldevelopment）。
它基于以下4个理念：
⒈学校要追求做到更好，保障可持续性，因而要特别关注学校的发展诊断和问题发现。
⒉学校的发展要重视人财物的优化配置，更要重视文化的引领，用文化来提升教职员工人生目标的期望。
⒊学校需要有形资产的扩张，更需要声誉品牌的增值，公办学校更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无形资产的经营上。
⒋学校需要外部支持，更需要自身努力，要把可能的教育资源转化为现实资源来丰富学校发展。有眼界才有境界，有思路才有出路，有作为才有地位，有实力才有魅力，不能光想着靠政府支持。
这些都是为了实现学校的可持续性发展。要做到这些，首先就要从校园文化建设入手，其次是制度和机制的建设，包括预警机制、学校发展的自我约束机制、民主决策机制，在学校问题出现之前，把握问题的苗头和征兆，来解决问题。最后是学校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的评价，包括学校发展目标的评价、发展潜力等等。
而从实际效果来看，从1999年起，QASD在100多所学校进行了试点，很多原先发展不是很好的学校都得到了极大地改变，所以，我对它还是很有信心的。
中国教师报：您提到了学校发展的三个阶段，其中第一个阶段是“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而您曾经去过1200多所学校，接触过很多校长，在您的理解中，“好校长的基本素质”是什么？
陈玉琨：说起这个，我想，必须要辨析一下校长的职业化与专业化这个问题。我认为，“校长职业化”的提法是一种倒退。强调校长职业化是贬低了校长的专业性。专业有两种理解，学术的理解就是专门研究的领域，如化学就是研究分子结构，而比较通俗的理解就是专门的职业。在这一意义上，校长是一种职业，是360行中的一种；但专门的职业有其不同于其他职业的特点，它是经过专门训练，不可替代的职业，例如医生、律师，并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所以强调校长的职业化，是贬低了校长的专业性，没有看到校长职业的不可替代性。
按照我的理解，作为一个合格甚至优秀的校长，它的专业发展包含三个层次，首先他一定要有专业精神和追求，所谓专业精神就是他在对教育意义充分理解的基础上，不要把校长仅仅当成一种职业在做，要有更高的精神追求。应该说，有这种精神的校长现在并不很多；其次是校长的专业修养与道德，就是我们说的职业道德，最简单的理解就是奉公守法、遵守国家法律、社会公德等等；最后一点，校长不仅要懂得教育规律，掌握教育理论，同时还要懂得教育管理。现代社会对校长的要求可以概括为9个字：“识大势”，认清社会要求，“明大事”，知道现阶段自己要做什么，只有做到这两点，才能真正做到“成大师”。
这三个层面是相互促进的，专业精神是专业技能发展的动力，有了这种精神，校长才会想怎么全面发挥教职员工的才能；而有了专业技能和知识的提高，校长的专业自信才会得到提升，校长的自我价值才会得到实现。
中国教师报：您前面讲了很多学校管理的想法，我们很想知道，您去过很多学校调研，也认识了很多名校长，那么您对中小学校长有没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刚才您说，“识大势、明大事，成大师”，那么在这种基本认识的前提下，目前教育界有没有可能出现几个大师，并且怎么才能成为大师呢？
陈玉琨：前段时间，我参加了一个中英校长的论坛，做了关于校长专业化的一个报告。在那个报告中，我做了一个基本判断。
首先我认为，中国校长的整体素质比起以前来有很大提高，但是缺少优秀拔尖的领军人物。中国教育发展到今天，需要一批这样的校长，这是历史性的任务。
那么为什么会缺少领军人物？虽然我们现在校长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普遍比较高，高于八十年代，包括课程发展的知识、管理理念、经营能力和计算机的运用。但专业精神大不如以前，普遍的情况就是比较浮躁和短视，希望着两三年出一个政绩，然后当局长、省教育厅厅长。这可能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八十年代的前辈们关注的是学生的成长，对学生的终身发展负责，现在我们很多校长关注的是学生的成果，其实就是关注自己的政绩。校长和老师应该关注什么，是奥赛第几名，是清华北大的上线率，还是学生以后的成长，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提出：学生的成长，而不是学生的成果，应当是校长要关注的核心问题。
最后还有一点，我们现在很多校长很善于领会上级的意图，但原创能力和改革能力比较弱。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对教育的规律有充分的认识，需要冒一定的风险，所以有的校长不愿做也不会做。
总而言之，这是我们校长队伍的现状，应该说是“三强三弱”，即“整体素质比较强，领军人物总体比较弱；专业知识与技能比较强，专业精神比较弱；领会上级意图的能力比较强，原创能力和改革能力比较弱”。
中国教师报：刚刚您提到对校长的要求，符合这种要求的比较少，很多校长是否也有自己的苦处和无奈？
陈玉琨：的确如此，怎么去塑造这一批具有引领中国基础教育发展，具有原创能力的校长，我认为要从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就是体制上面，现在我们讲校长的人员交流，从一个学校换到另一个学校，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对克服校长的浮躁心理非常不利，弊远远大于利。从制度方面，这是需要改革和探讨的。
第二个是校长培训，已往的校长培训一般以校长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主，此后我们更要关注校长专业精神的提升，应该明确校长的历史使命，加强对校长战略思维能力的培养，跳出教育看教育，从国家、民族、政治经济的视角来看待教育的重要性。
另外对校长工作的考核和评价也应改进，对校长的评价不能跟一些表面的“政绩”挂钩，而是应该考察他的教育思想和工作过程，否则这就是对校长的误导。只有这样，才能迫使校长挖掘自身潜力，加强自我素质培养。
中国教师报：应该说，“中学校长培训中心”为校长提供了很多国际交流的机会，这么多年，您也接触到了很多国外校长，在您的眼中，中外校长有哪些不同，这些不同是怎么造成的？
陈玉琨：其实出乎大家的意料，我们校长的视野要比国外很多校长的要宽，很多由外国引入的教育理念，我们甚至比他们知道得更多。但我们最缺乏的还是专业精神，很多国外校长对自己职业非常珍惜，非常自豪，但由于长期官本位的影响，我们的很多校长更把这个职位看成一份谋生手段和升迁的筹码。这是很遗憾的事情。
中国校长的发展不是专业知识问题，而是精神问题。这一点，我们和台湾校长交谈有非常深的体会，咱们是理念很多，但人家工作做得很实，更脚踏实地一些。原因就在于他们更热爱自己的学校，更热爱自己的学生。
中国教师报：我们很想了解一下，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是怎么来培训校长的。作为规格最高的中学校长培训机构，它应该能反映教育部的一些追求和教育改革的一些思路，您能详细谈一谈吗？
陈玉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一年举办2期“全国省级重点中学研修班”，后来，根据教育部的要求，我们每年又举办2期初中校长高级研修班。高中班3个月，初中班2个月。自1997年开始我们又先后举办了6期香港中学校长研修班，5期澳门中学校长研修班。
我们的培训内容主要有四个板块，首先是中国的社会改革和教育发展；其次是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其中主要是中学管理的理论和实践；第三是围绕教育的一些热点问题，比如现在大家都在关注的新课程改革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最后是校长专业知识的拓展。这些知识除了教育领域内的，还有教育领域之外的。因为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很多中学校长大多是理科出身，他们应该在本专业知识之外，多一些人文素养，上一些艺术类课程，学一些美学和历史，我想这是非常管用的。
培训方法分为5个环节，我们会请一些专家讲授，除此之外我们更关注的是校长自身经验交流，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优势，来自全国各地的经验都在培训中心得到交流，思想得到碰撞，可以取长补短。第三个就是反思性研讨，每个校长都要在研讨过程中提出自己的思想，接受别人的质询，甚至是批判。每个人都要接受小组或者全班同学的质疑，这种质疑甚至会让校长满头大汗。第四个环节是教育考察，学习别人的改革经验，高中班通常在3个月中去20－25所学校调研。最后，除了完成小组论文，每个人也要完成一个管理的案例分析。
当然，因为时间与精力都很有限，无论如何，3个月不可能造就一个优秀校长。但在我看来，一次好的培训，可以提升校长的使命感，形成反思意识，更新一些理念，进一步明确办学的目标和方向，使他们学会借鉴，而不是关起门来自称大王。不过，如果确实能达到这一目标的话，它就已经为优秀校长的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了。通过培训，然后以一带十，让更多的普通校得到发展，这是我们更高的目标。当然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我们做出更多的努力。
中国教师报：那校长们培训回去后，和“中心”联系还多吗？
陈玉琨：我们和校长联系很多，感情很深，校长都很自豪地说“我们是黄埔几期学员”，在我们中心接受过培训的校长数以千计吧。
中国教师报：在您看来，校长培训的意义有多大？对您个人的意义有多大？
陈玉琨：实践证明，教育部的很多措施，都是需要通过校长来推进的，一些改革，没有校长的支持，很难成功。世界不少国家教育改革的经验证明，政府推动的教育改革，往往与其原来的预期目标相去甚远，那是因为没有得到校长和教职员工的理解，所以我们做这个工作意义非常大。
对这份工作，我感到非常满意，这是我人生价值实现的最好途径。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能够加强校长对教育改革的理解。
中国教师报：现在正是新课程推广的关键阶段，但是也有人反映，有些地方是“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陈玉琨：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几句话无法讲清楚。但恩格斯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名言，历史不是单个人的意志的产物，而是许多力量按照平行四边形法则所形成的“合力”。教育改革也是如此，政府的希望是东，家长和社会愿望是南，但结果可能既不是东也不是南，而是东南，这并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校长培训”就是试图让校长更理解教育改革的趋势，往东的力度更大一点，我相信如果这样持续下去，最终会越来越靠近我们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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