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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孔子

时间:2007-12-8栏目:语文论文

  中华古诗文诵读工程,在学校掀起了读经热潮。社会各界或赞赏,或反对,褒贬不一。
  中国现代的语言教育,一味地借鉴国外教育经验而忽视中国文化的特质。在课程设置上,用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学习外语,却把中国古典语言视如敝屣,只是作为现代语文教学的附属。过去属于孩童启蒙的“小学”教育,读书必备的“经学”常识,变得比外语还要艰涩难懂,令人生畏。一个外语四级的中国大学生,能流利地讲说和阅读外文典籍,却连浅显的文言都阅读不了,“中国几种重要丛书都末曾见过”(林语堂语)。中国大学生被外国人问起孔子在世界思想家的排名,一定会很自豪地说:“是第一!”当问:“你读过他的《论语》吗?”回答是“没有,读不下来。”我们又从何骄傲自豪呢?这是中国文化的幸事还是悲剧?
  阅读古代经典,反对者无外以“古代经典的封建糟粕”为借口。所谓的古代经典,多是先秦经典,大都产生于春秋战国。这时是奴隶制崩溃而封建制尚未确立的时代,何来“封建糟粕”?所谓的“封建糟粕”,不过是封建文人因时所需,对古代经典的再发现和新认识。我们现在不必拾人牙慧,完全可以也对古代经典进行再发现和新认识。
  现代西方有识之士早就指出:欧洲力量的来源,常是透过古代文明的再发现和新认识而达至,中国要想真正崛起,为世人瞩目,也应如此,要对中国古代经典进行再发现和新认识。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也证明,文化的每一次进步和创新,都是以“复古”为名,借以对古代文明的新认识而达至。当代中国文化要充分发挥他宾的民族性和创造性,取得更大的辉煌和成就,就必需对古典文化进行再发现和新认识。
  梁启超在被称为“中国近代史学理论宝典”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也说:“无论研究何种学问,都要有目的。什么是历史的目的,简单一句话,历史的目的是在将过去的真实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这资鉴。”现代古典文化研究,背离了学术研究的目的。古代经典不是离民众越来越近,而是离民众越来越远,没有予以新意义和新价值,仍是照搬古代的经解,还堂而皇之地斥责古代经典有糟粕。所谓的“糟粕”,不过是不同时代的学者予以的新意义和新价值,用以服务当时的社会。现代社会,应该有新认识和再发现,予以的新意义和新价值。著名学者顾颉刚说:“不同时代对孔子思想的阐述都不一样,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孔子。”
  经典该不该读,问题不是经典本身,而是对经典的注解。学生阅读古代经典的关键,是要对古代经典再发现和新认识,以现代理念重新解经。教育部指定的中学生课外必读书中,唯一的先秦经典是《论语》,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推荐本是徐志刚教授的《论语通译》。我们不敢说此书有什么不对,但可以肯定地说,此书只是延续了封建文人为当时朝代服务的认识,而没有用现代理念去再发现和新认识。让中学生读这样的注解经典,自然是不读为好。
  我们完全可以再发现和新认识这本中国人心目中的圣书 ——《论语》。书中有一句话使人对孔子颇有微词: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历来认为这表明孔子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是典型的大汉族主义。现在,各民族和睦共处,这种歧视性的传统注解不利民族团结,只会助长大汉族主义。现在的读来自然不合时宜。
  且不说孔子作为周的臣民,是否会冒杀头的危险把中原称为“诸夏”,但也没有必要沿用封建文人的注解。我们完全可以再发现和新认识,把这章断句为:“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意思是说“夷狄都心中有君,不这样(爱君尊君),是夏朝的灭亡原因”。夏被臣国商所灭,商被臣国周所灭,是同样的以下犯上,但孔子作为周的臣民,不便指责周,故只言夏,也是讲得通的。后儒的解释,原因想必是因为历朝历代都是以下犯上取得天下,而不敢直解。
  宋儒释“中庸”为“不偏为之中,不易之谓庸”,已把中国人的性格塑造成没有棱角的“谦谦君子”。我们完全可以把“中庸”重新释为“中和之用”。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就是适当地表现自己的情绪,审时度势地采用相应的方法。勇于展示自己的才华,坦然地接受别人的赞美。面对羊,则如羊,面对狼,则如狼。
  博大久远的中国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和灵魂,许多积淀在我们血液中的道德理念已不合时宜。要打破这些精神的枷锁,唯有从源头上再发现和新认识。对古代经典的再发现和新认识,不仅仅是当代社会负责,也是我们这代人对古代文化的责任。“通经原以致用”(程树德语),古代经典历朝都有不同的解释。既然宋儒能够以佛理释经,为理学服务,我们为何不可重新解经,为现代服务呢?“一个时代应有一个时代的孔子”,如果我们不能重新对古代经典再发现和新认识,予以的新意义和新价值,因其有“糟粕”而拒绝学生接收,也许百余年后,我国灿烂的古典文化,就象天书一样,只能当作古董煊耀而不知所云,不知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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