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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美国读大学

时间:2023-02-27 09:21:29 综合教育论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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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美国读大学

     作为讲述海外学子生活的栏目,本版的“飞跃重洋”一直受到很多读者的喜爱和关注,被认为是了解国外大学生活的一扇窗口。之前,该栏目的供稿者大多是在国内读完大学后出国深造的研究生,随着目前中学毕业即出国读大学本科的人越来越多,更多的读者希望了解在国外读本科的情况。      于是,此次本版就集中选登了部分在中国完成小学至高中学业后,前往美国一些名校读大学的年轻人的作品,希望能通过他们的介绍,使更多的人能对美国的本科教育及其所带来的机会有更真实的认识。本版刊出的文章由名为“雁思”的美国大学教育与发展协会(ACCEC——The Association of Chinese for College Education and Career)所提供。      生活篇 在哈佛当清洁工            “清洁工”的意外收获      哈佛的清洁工分两种:一是专职的工作人员,二是学校自己的本科生。我属于第二种,还没有等开学就先开始了工作。作为宿舍清洁工(DORMCREW),我们参加的第一项活动便是“秋季打扫”,那是让报名参加清洁工的新生在开学前的一周里挣400美元的“苦力”活。      我们十二三个新手分成一组,由一个高年级的组长带队。我们中很多人连扫帚都没拿过,我本以为校方安排的工作会很轻松,却不知道学校发一个人的工资就指望得到一个人的劳力。彻底地打扫一个房间有七个不同的步骤,做厕所清洁的步骤更多,我们200多个同学要在五天内为1600多名学生准备好清洁的宿舍,一天干下来不腰酸背疼可就怪了。不过埋怨归埋怨,做事归做事,无论吃晚饭时如何的“怨声载道”,但是第二天一早出工时总是人人到齐,一个不缺。      其实,我做宿舍清洁工并不是为了工资,而是想在开学以前了解一下学校环境,结识一些朋友,同时受一些难得的锻炼。抱有和我相同目的之人也还真不少,因为很多清洁工的父母不是医生就是律师,甚至有几个大款生意人。儿女在哈佛打扫宿舍,心疼的父母便跟着留在波士顿陪伴,只盼着等孩子下班后一家人能一起聚一聚。不知内情的人或许难以理解,学生好不容易挣来的辛苦钱,可是扣去税后,一周的工资加起来还不够父母在学校附近住一天旅馆的开销呢。      不过除了正式工资外,我们多少能得到一些额外的收获。倒垃圾或扫地的同学总能在桌椅下、墙角里找到零碎的硬币,少的一天能捡五六毛,多的加起来能有四、五块美元之多。到了房间清除完毕,前房主留下的东西不是进了垃圾箱就是成为了我们的“战利品”。做清洁的最后一天下班,大家像是赶集归来:全套的畚箕扫帚、穿衣镜、沙发垫、折叠椅、电风扇……连溜冰鞋和打印机都有。      我和小戈尔同班      在哈佛,所有一年级的学生都必须住在专门给新生安排的宿舍(DORM)里。这样的宿舍一共有17栋,其中的13栋在哈佛老校园里,另外4栋虽然在校园外,但是离上课的教室都比较近。      宿舍楼大小不一,大的可容300人左右,小的仅可住20几人。所有宿舍楼都是男女生混住的,当然同房的室友必须是同一性别的。在开学前的那个夏天,上哈佛的新生都需要填写一份宿舍调查表。他们需要在表上介绍自己,填上想要室友的数量和对室友性格、爱好的倾向,以便学校在这方面尽量做到“人以群分”。      分配宿舍和分配室友不同,据说是随机的,但是多少还是有一些讲究。世代上哈佛的家族一般都住在同一个宿舍,甚至同一个房间。戈尔一家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前副总统的儿女们上哈佛一年级时都住他们爸爸原来住过的房间。现在轮到戈尔的儿子小戈尔和我同班,他也是住在那同一间房。而且据说,该房里还安有直通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电话,以防意外。      我所住的MASSACHUSETTS HALL(麻塞楼)建于1720年,是全美第二老的教育建筑。楼下三层是哈佛大学校长及有关领导的办公室,第四层楼住着一年级的新生。我们这栋楼今年一共只住二十一个学生,是17个宿舍楼里最小的一个。学校的导游向大家介绍说,住在这儿的学生都是经过学校精心挑选的“黄金儿女”(golden boys and girls),不知是真是假。但经过我们自己内部调查,发现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在宿舍调查表上填有诸如“喜欢安静”、“爱好看书”、“讲究整洁”等字样,却是确有其事。我想大概是校长们不喜欢学生在他们头顶上“大闹天宫”吧。      “过关斩将”吃食堂      哈佛所有的住校大学生都是凭卡进餐。伙食费和住宿费一样,都已经包括在学费里了。每位学生每个星期在学生卡上都记有21餐饭。学生卡上每个学期还记有五十元的零用钱,可以用来在食堂里“请客”。      大多数的新生都在学校专门为一年级开办的食堂里吃饭。食堂就在一栋高大的教堂建筑里,摆有800多人的位置。食堂两侧装满了两人多高的彩色玻璃,玻璃上的图片都是历史上有名的教育家或学术界人物。以至于到校的第一个星期,我们吃饭时都只顾东张西望,对具体的食物倒没有怎样注意。      除了一年级的食堂以外,每个高年级的宿舍楼也都有自己的食堂。高年级的学生只能到一年级的食堂吃早餐,但是一年级的学生却能到大部分的高年级食堂吃饭。所有的食堂每餐都做同样的饭菜,但是因为厨师不同,味道自然也有差别。离哈佛校园最近的高年级食堂做出来的味道不错,学生上完课都喜欢到那儿去吃,最后导致该食堂只为该宿舍的学生开放。这对于那些好强的哈佛学生来说,设法蒙混过关,“战胜”守在食堂门口查“身份”的工作人员,只是又多了另一类有趣的挑战罢了。      食堂每餐的主食都不同,除此之外还有沙拉、三明治、素菜和点心。为了体贴学生功课做到深夜的辛苦,星期日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学校还有夜宵,一般是面包、水果、牛奶和果汁。每年食堂还要举行几次特殊的节日饭菜,比如龙虾宴、意大利餐等,也只有这时,学生们才会很短暂地感到花在伙食上的费用不那么冤枉。      (作者1984年生于中国武汉。6岁赴美,14岁那年开始在克里夫兰当代中文学校担任中文教师。17岁时,以其优秀的表现被哈佛、麻省理工、布朗等校同时提前录取,目前是哈佛大三学生,专攻经济和统计)      探险篇 一次露营冒险       ■文/侯钧      刚收到哥伦比亚的录取通知书,就有许多学生组织发来新生活动的邀请。我在五颜六色的信函中一眼就注意到了一个叫“露营生活导论”的小册子。说实话,虽说我在高中一直住校,自恃有一些独立自主的生活技能,但对野外生活还真没有实战经验。管它呢,不也就帐篷加烧烤嘛,能有多难!没怎么想我就选了中级队(按这本小册子的说法是“没多少经验但是人够壮”)。在上飞机前几天又一股脑儿买了双Niche牌(当时以为是Nike)登山鞋和一条所谓“防雨裤”。      到学校后的第三天,我们就整装待发了。组织者们告诉我们中级队人数太少不能组队,于是瞅着我们模样把我们随机分到了高级和初级队。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被分到了由John领衔的由七人组成的高级队。我随手掂了掂放在屋子一边的行李包分量——起码有五十斤重。John看我一脸凝重的样子,好心地问我要不要由他来分担一点。我刚条件反射般地回答完“谢谢不用”就开始后悔了——这包里还没装水呐!      John是一个学政治经济的三年级学生,但他对山上一草一木的了解却让人觉得他是学生物的。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经常有各式的浆果进补,尽管有一次他的错误判断使得男男女女不得不兵分两路在山脚挖坑上厕所。      到了第四天晚上,也许是汗臭和泥浆起了什么反应,大家突然意识到一件这些天来一直忽视的洗澡问题。John打开手电从行李包中取出勉强看得清的地图。尽管有塑料膜保护,连着几天的大雨还是把地图淋得难以辨认。找了半天我们发现在不远处的山谷有一个淡水湖,于是当即拍板在那儿把问题解决。在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得以在夜幕的保护下真正的亲近自然。      第五天的行程几乎是灾难性的。John不小心把我们的地图丢了;更糟的是,雨越下越大,把本来就不好辨认的山路冲得看不见了。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手脚并用地在岩石上摸索方向。夜幕慢慢地降临,可是我们还没有走到平地。要知道这样在山脊上过夜是很危险的,万一睡着了滚下山去,后果将不堪设想。而这时候筋疲力尽的我再也爬不动了。John不由分说地抓起我的行李包,并号召其他队员们在后面给我鼓劲。我感到有一股无形的力量促使我跟着队伍往前爬。好几次腿一软几乎就坚持不住,但是我说什么也不能让自己成为队伍的累赘,以至危及队友们的安全。我唯有不停地往前走才能把自己和大家在天全黑之前带出险境。当我们最后打着手电到达一个较为平缓的山谷时,满身泥浆的我倒在地上立即睡了过去,浑然不觉旁边的队友们开始生起火来煮通心粉作宵夜。      我们七天的露营生活导论以无病号和伤亡胜利告终。当然我也陪上了一双穿烂了的登山鞋和在美国开始上课前几天珍贵的休整时间。但这段再好不过的团队合作经历还是给了我很好的回忆。      (作者中学时就读于上海华东师大二附中,200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以本科最高荣誉毕业,专业计算机系,副修经济学。现在加州硅谷工作)      学习篇 康乃尔的FWS      康乃尔大学规定,每个入学新生必须上两堂写作课,可以从FWS的100多不同的课程里任意选。      ■文/张高峰      在美国的大学里,康乃尔大学的“新生写作讨论班”(简称FWS)是出了名的。康乃尔大学规定,每个入学新生必须上两堂写作课,可以从FWS的100多不同的课程里任意选。FWS与普通的专业课不同,它不是授课形式,而是由讲师主持的讨论班;班一般都比较小,每班只有十几个学生;每人每学期须交六篇以上的文章,内容依课堂而定。FWS的课程,几乎囊括学校里所有的专业,文学,美术,电影,电脑,农业,工程……同学可以任选感兴趣的科目,而不必局限在自己的专业以内。因为FWS课程的多样,它不仅训练了写作能力,也打开了通往别一门学科的窗户。很多同学毕业以后,都认为上过的课里面,FWS是印象最深的。      记得刚开学的时候,打开学校发下的选课本,翻看着100多堂FWS的介绍,真是兴奋,太多感兴趣的课了。到底选哪一堂好呢?犹豫再三,我选了“音乐家之苦难”。讲师说,这节课是以音乐家生平为主,虽然也联系到他们的音乐创作,但并不需要读谱,只要有一双好耳朵,能听就行。      然而我的问题马上就来了。我们第一个讨论的人物是古希腊传奇音乐家奥菲俄。课堂上,讲师发下一出古希腊悲剧,咏奥菲俄的,让我们轮流朗读,边读边讨论。英译者为了传达原诗的庄严与高贵,用了好一些我并不认识的古词,而那些长串的古人名,更让我傻了眼。轮到我读时,读错了好几处。讲师当场纠正,却窘了我。我当即下定决心,课后一定要读熟它。      在我们读过了希腊悲剧,并了解了现代歌剧之父蒙特罗第的歌剧后,讲师决定带我们去欣赏该歌剧。康乃尔大学所在的倚色佳,是一个小城,并没有歌剧院。我们坐了一个钟头的车,到塞拉球斯市的歌剧院观看此剧。塞拉球斯市歌剧院的建筑,有雅典建筑宏伟与庄严的气魄,在里面观看关于古希腊的歌剧,更有一番神奇之感。而对于初次欣赏歌剧的我,更是终身难忘的经历!      看完歌剧后,讲师让我们写一篇论文,讨论两个结局的不同。我想,在课堂上,我们已经就此进行过热烈的讨论,写起来不会很费力。可是不然,尽管脑子里满是主意,当提起笔时,连开头都不知怎么开了。费力了两个晚上,一点东西没写下。正沮丧,忽想起在课堂上,讲师鼓励我们,如果有任何问题,可直接找他。于是,我就踌躇着敲开他办公室的门。讲师开始捡问题问我,并认真地听完了我的苦恼。刚开始,是他问,我被动地答着。答着答着,我慢慢觉得有了条理,思路也跟着清晰起来。讲师接着引导我怎样以自我问答的形式,把脑子里的思想有机地组织起来。从他那里回来后,自己掰开那本书看,果然收获良多。以后,我经常到他办公室找他,关于文章,关于课上的讨论,我都获益匪浅。有时,谈着谈着,我会禁不住扯到学业上的苦闷,他也耐心地听着。在摸索中前进着的大学第一年,他对我助益不少,我也早把他当作了良师益友。      (作者为康乃尔大学电子工程系硕士)      放弃剑桥的读研机会       我没用多少时间考虑就接受了圣地亚哥,婉拒剑桥的信却拖至很迟才写。毕竟剑桥二字在我心里牵连着一种情怀,是虚荣吧。      ■文/孟磊      康乃尔大学第三年的冬季学期,我选读了梅祖麟教授的中国唐诗课。梅祖麟教授的父亲是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的兄弟(因英文讲的是uncle,是兄还是弟我没问过梅教授)。10多次大雪或纷飞或暂歇的中午,在农学院那曾是马车车库的大红仓吃午餐时听梅教授东南西北的回忆评说。唐诗课上到中途,听他说这是最后一个学期正式任教,要退休了。      大四的秋天我犹豫着报考研究生,选择学校有点盲目。我并非一心一意想读经济学。我内心也很想编剧本写歌词,回中国参与电影或音乐创作,却怕空有一番热忱。对报考的学校,我考虑的是母校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心想母校九成会录取,感觉是垫背;选洛杉矶明显是因为近水楼台,经济读不好可以争取就地转读电影。我为到底报不报考研究生徘徊。按照我在经济系的指导老师的说法,先尝试,再决定,对自己没有足够的了解时最好不要一门心思。我很信任他的意见,同时也很想听听梅教授的意见。可是我只知道他其时在香港科技大学做访问教授,我贸然写了一份电邮给科技大学人文科学学院的Samuel Cheung,希望他能转告梅教授我这个大四学生在找他。第二日就接到梅教授的电邮,直白“我在此,有何事?”      听了我的询问后,梅教授的意思是研究生的训练难得,有机会就要考虑,而写剧本作歌词并不急在一时。我考虑了以后,请他写考研的推荐信。他对我报考的学校有意见,且认为报得太少。我想了一夜,想起一个人名Barry Naughton,是我的经济指导老师颇赏识的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专家。一查,他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我就又加了这所学校。于是梅教授为我写了这三所学校的推荐信。后来我的另一位计量经济老师建议我也可读经济硕士,所以我又报考了剑桥大学和加拿大皇后大学。      结果我最具信心的母校拒绝了我,加州洛杉矶分校也拒绝了我,皇后大学迟迟未答复,后来来信问我是否仍是属意皇后,我说不了,因为已决定了去处,它便正式来了拒绝的信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经济博士课程和剑桥大学的硕士课程前后来了录取通知书。我的指导老师和梅教授都很明确地认为圣地亚哥是合适的选择。我没用多少时间考虑就接受了圣地亚哥,婉拒剑桥的信却拖至很迟才写。毕竟剑桥二字在我心里牵连着一种情怀,是虚荣吧。      而今日,我已读完第一年的课程,有矛盾,有快乐,却不后悔读研的选择。如果那时我的指导老师没有提醒我不可莽撞的“一门心思”;或者梅教授未有“微词”,而我又不曾记起为我指导老师所认同的Barry Naughton,那这过去的一年,我在另处度过的可能性几乎是百分之百。借助研究所的磨练,我盼望不断做出适合自己的更为明智的选择。      (作者2002年康乃尔大学文学士毕业后,考入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经济系就读博士学位,现为经济系二年级研究生)      学在哥大      在哥大,专业一点都不受限制。即使定了专业,也可以选修不相关课,只要能完成本专业的规定即可。      ■文/沈怡婷      曼哈顿在别人眼里是不夜城、社交区和竞技场,而我却在曼哈顿找到了我的学之家——哥伦比亚大学。      阳光明媚的下午,哥大草坪上风景灿烂。十五六个学生拖鞋加短裤,不规整地坐在草坪上。乍一看,这是哥大的校园里一道熟悉的聚餐风景。细观察,这是一个无边界的大草坪课堂。时不时会听到激昂的读书声,紧接着一段热情的辩论。学生和教授没有明显的界线,大家似乎都沉醉在柏拉图式的对话飨宴中。我没有西方文学史的背景,却和一大帮不同肤色的学生共同探讨。虽说这人文学科是哥大的一大特色,我却有点雾里看花的味道。当我还不能完全领悟精要时,就自吟诗一联:不识雅典真面目,只缘生在世纪后。      大三的时候,我很幸运地通过面试,成功地选修了钢琴课。在哥大,专业一点都不受限制。即使定了专业,也可以选修不相关课,只要能完成本专业的规定即可。学工程的我就这样开始了演奏音乐的探险历程。我的导师每星期才给我上半小时的课,一对一的学习氛围对我却有很大的促动。不像国内很多的传统钢琴课,我的学习完全是开放式的。我的导师鼓励我选自己喜欢弹的曲子,有时也给一些推荐曲目。他会饶有热情地介绍一段旋律的不同的演奏手法。一章奏鸣曲,一段夜曲,一首圆舞曲,我与导师各抚一琴,你来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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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扬顿挫,用音乐语言交流。即便是很简易的练习曲,顿时有了一股灵性,拓宽了我的视野。      哥大工科学习有师生同堂、实战演习的传统特色。即便是在课堂外,学生和教授也常常打成一片。我的系统设计课就是一个范例。整个课程的项目是分小组设计数据库。我们的教授极其欢迎去课堂外与个别小组讨论。      华尔街是新开辟的战场。金融工程课的兼职教授来自华尔街。课堂上,教授常常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势。复杂的计算背后总是融会贯通着精彩实例。尽管常常为作业忙过凌晨,一想到离现实生活只有半步之遥,我的干劲十足。期末居然还没有考试,但是我们要到兼职教授的办公室作汇报。从曼哈顿上城到下城的短途旅行意义不同反响。我们的兼职教授是华尔街一家大公司的信用风险交易平台主管。教授带我们参观了整个交易平台,让我们有了第一手的感性认识。我和组员们,边走边问,轮到实战报告的时候也就轻装上阵,驾轻就熟了。      (作者2001年从哥伦比亚大学系统工程系学士毕业,2002年金融工程系硕士毕业,现在瑞银华保投银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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