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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去行政化”，路有多远？
高校“去行政化”，路有多远？作者/余俊
3月7日，“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教育界别联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原副院长石定果在发言时，严厉批评了行政权力对大学办学自主权的过度干预。
与此同时，被视为高校改革“试验田”的南方科技大学，仍然备受社会舆论关注。3月3日，全国政协委员、南科大校长朱清时面对媒体谈及南科大目前面临的最大难题时表示，“还是‘去行政化’，这个问题非常难解决。”
高校“去行政化”问题再度引发热议。
高校“行政化”并非新话题行政级别、外部行政权力对办学自主权的剥夺与干预、内部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凌驾与挤压，可看成是高校“行政化”表现出来的三个方面。
记者发现，只要一提到这个话题，被采访者无一不首先谈及高校的行政级别。
“一个搞教学、搞科研的高校，不以教学质量、科研成就论高下，却纷纷以副部级、正厅级这些行政级别论尊卑，简直是可笑！”某副部级高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师这样评价。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有副省级城市15个，但副部级大学却有31所；全国地厅级城市不到300个，但厅级大学却多达1000多所。因此，大学至少有60多位副部级干部，还有4000位厅级干部。按照大学问题专家熊丙奇教授的分析，“985”高校的党政领导班子一般有领导13至15人，党政机构30个左右，机关工作人员四五百人（其中处级干部100多人）。 (范文网 www.fwsir.com) “试想一下，我国各行各业，除了高等教育、大学之外，还有哪个行业部门，能拥有如此密集的官员特别是高行政级别的官员，并组成蔚为壮观的‘官场’？”有学者这样发问。
事实上，拥有行政级别或行政职务的高校“官员”，往往也更容易占据晋职评级评优的各类榜单。
教育部2009年评选的第五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当中，100位获奖者担任行政职务的占九成，不带任何“官职”的一线教师仅占一成。在同年评选的两院院士中，35名中科院院士，八成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现任官员；48名工程院院士，超八成是现任官员；特别是60岁以下新当选的工程院院士中，均有校长、院长、副院长、董事长等职务。“你只要查阅一下各个高校的人员名单就可以发现，一个大学真正的专职教师最多一两千人，而机关、后勤人员往往数千上万人，而这些人员绝大多数不仅具有行政级别，同时还拥有学术职称。”著名杂文作家、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魏剑美如此感慨。
而石定果提到行政权力对学校管理的过度干预，只是高校“行政化”的一个方面。一些大学老师对此感受更为直接。合肥师范学院教育系主任吴秋芬教授说：“在招生计划、教学科研项目、学位点及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等名目繁多的建设工程的立项审批中，行政力量强行介入，强化了对学校的干预。”
除了外部的行政干预，学校内部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凌驾与挤压同样让人倍感忧虑。
24岁的王俊雄是武汉生物工程学院生物技术专业毕业生，他在上海警备区服役两年后，退役返校成为一名保安员。1月4日，正在校门口执勤的王俊雄向记者表示，“学校对我很关心，做保安挺开心的。”根据学校规定，王俊雄可享副科级干部待遇，试用期工资1650元，正式录用后月薪2000多元，与他同一批返校做保安的本校毕业生还有梁正权和陈聪。该校保卫处处长刑连义介绍，2009年，保卫处招收了退伍返校的大学生士兵周俊杰和徐铮，他们从保卫处的保安职位做起，如今，周俊杰已调任学校管理系行政秘书，徐铮成为学校园林系党政秘书。不难看出，与其说保安职位让人满意，不如说“副科级”待遇以及未来的仕途发展潜力更让人满意。
原本应当市场化的高校后勤服务体系，却被纳入官场序列，“副科级保安”背后，显现出高校“行政化”的冰山一角。
《嘹望东方周刊》曾总结了大学“行政化”的五个特点：一是大学官场化，校长与政府官员“交换”频频。二是资源分配行政化，“官老爷”把持一切，在职称评定、课题申报等重要学术资源的分配中，行政领导往往享有“特权”挤占有限的学术资源。三是评价机制一元化，各种大课题和奖项多为政府所设，得到这些奖项，意味着学术地位受到认可；得不到这些奖项，意味着被排斥在主流学术圈之外。四是教授人格矮化，有多少一级学科，多少研究基地，获得了多少社科基金，发表了多少论文，都是学校各级领导的政绩，正是在功利性的高压下，我们看到了教授剽窃等人格矮化的怪现状。五是学生世故化，本科生学会了行贿教师换学分，研究生忙于为“老板”做项目而无暇顾及学业，学生团体几乎成为“官僚试验田”或“微型名利场”。
早在10多年前，有“魔芋大王”美誉的安徽大学教授何家庆就直指学校“行政化”越来越严重，官僚迹象明显。2007年4月25日，因无法忍受大学“行政化”给自己的学术研究造成的羁绊，他向学院申请提前退休。
2008年，南京大学教授董健更是在广州“公众论坛”上炮轰“校长官员化”现象。他指出，现在许多大学校长已经官员化，不再是教育家，“这是可悲的”。
2010年2月27日，温家宝总理与网友在线交流时，直言目前教育确实存在许多问题，他表示，“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最好大学不要设立行政级别。”次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征求意见稿正式公布，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要逐步改变政府对学校管理以及学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倾向。当年7月29日正式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出：“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在正文中删除了征求意见稿中的“逐步”二字，“去行政化”成为教育改革必须解决的问题。
高校“行政化”的症结何在？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我国大学‘行政化’绝不是一堆可以随时拆卸的积木，而是有着深厚历史文化背景、社会心理基础和体制根源的社会现象。”陕西教育学院副院长文明教授从三个方面指出了高校“行政化”的症结所在。
他认为，高校“行政化”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事实上，建国后我国实行的是全面的行政体制，不仅仅是学校，企业、银行、医院，甚至各类行业协会，都被纳入全国统一的行政化管理体制之中。自近代大学创建起，“官办官管”制度一直是我国大学管理的主流，行政权力长期充当着大学运行管理的主导力量。1992年，中央指定14所高校的党委书记、校长职务由中央直接任命，享受副部级待遇。2000年增加7所；2003年增加10所。还有学者认为，大学的行政级别只不过是确定大学世俗定位和规范大学权力分配的一种方式，充其量说它“未能免俗”而已，并非大学之弊的祸首。辩护者称，任何组织都有某种程度上的层级权力划分，这是组织和机构正常运作的必要保证，大学作为学术性组织，自然也不例外。
长期以来无孔不入渗透于各行各业的行政化管理体制，奠定了“官本位”在中国牢不可破的社会心理基础。这是高校“行政化”生存的土壤和环境。
文明教授指出，“我们在奖励优秀人才时，最普遍、最有效的方式依旧是授予官衔”。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官衔和行政级别对人才社会地位的标签作用和激励作用都超越了金钱、财富、荣誉等其它因素。“不仅科学院、工程院和中央企业都设有正、副部级官位，工、青、妇、工商联、民主党派、基金会、论坛组委会，甚至连一些古刹名寺的住持、道长也有行政级别。确定了行政级别后，当事人的办公室、用车、秘书、职务消费权、住房、医疗保障、政治待遇、社会地位等，很快就会随之配套到位。”
魏剑美认为，“行政化”还是一个客气的说法，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衙门化、官僚化、老爷化。他说，“衙门化不仅仅体现在高校机构的设置、权力的分配、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化等方面，更体现在思维方式上面。”
“官本位和行政化倾向对学生的影响同样不容小觑。”中南大学行政学院在读博士王明东，本科、硕士、博士都就读于该校，期间还曾留校兼任辅导员和行政人员，对高校学生的生态环境非常熟悉。他表示，曾有学生问他为什么很多教授连一个共用的办公场所都没有，找学生谈话时经常要选择自习教室，而某主任却有单独宽敞的办公室，并且，请客吃饭还能报销？
《羊城晚报》曾曝光这样一个细节：北京某高校的“求是协会”到包间聚餐，成员们自觉地让主席上座。等主席坐下，副主席、各部部长、副部长依次入座，干事们则另坐一桌。主席端起一杯酒，“这杯酒我敬大家”，不会喝酒的女生也不得不喝一杯……这情景与官场做派没有两样。难怪有高校教师感慨：高校官场化，是社会官场化的投影；社团官场化，则是高校官场化的镜像。
“官本位是社会的大环境，并非只有高校如此！”中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白寅副教授直言。高校有了行政级别、个人拥有官位与权力，就意味着拥有大量的科研经费以及各种社会特殊资源。正是看到了为官者在学术领域中的通赢与通吃现象，才会有大量的专家学者甘于以牺牲学术研究时间为代价，去换取“官位”。
文明认为，“资源高度集中基础上的集权体制”是“行政化”的体制根源。“由于教育资源配置权高度集中于教育行政部门，大学根本没有必要的办学自主权——从校长任免、经费拨付、项目审批，到学位授予权设定、专业课程设置、招生名额、教师招聘名额的审批权，都由政府部门掌控。”与文明持相同意见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认为，高校行政化体系是自上而下诸多评价体系催生而成的。“本科教学评估，硕士点、博士点评估，重点学科评估，甚至党建、工会都要评估，这些名目繁多的评估体系，把大学紧紧绑在它的船上，或一根远程操纵的梯架上。”
正是有外部的行政指令，才会有学校的行政服从；资源、权力集中在行政部门手中，学校就不得不听命。
高校“去行政化”，路有多远？
熊丙奇指出，“去行政化”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调整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政府向学校放权，扩大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实现管办分离；二是学校内部管理制度改革，建立现代学校制度。”
“政府必须减少对高校具体事务的干预，完成从一个全能政府到有限责任政府的转变。”魏剑美认为，“与此同时，还得力促高校内部的民主力量。比如教授委员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的权力必须得到扩大。目前的教工代表大会更多是形式上的，代表们基本没有审查实质性的事物，比如财政开支的情况。”’
近年，也有不少高校尝试着从内部管理上，让学术与行政分离，试探性地迈出了“去行政化”的第一步。
2010年夏天，华中师范大学新一届学术委员会的23名成员中，除留有1名副校长外，书记、校长等其他校领导全部退出，此前，该校的学术委员会由校长担任主任，近1/4的席位由校领导占据。
2011年4月，在选举产生的复旦大学新一届学术委员会中，43名委员无一校领导。
2011年9月，上任湖南大学校长才一个多月的赵跃宇，面对3000多名学生正式宣布，在校长任期内，不申报新科研课题，不新带研究生。
然而，这些举措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高校的“行政化”倾向，“去行政化”的提出已经有些年头，但“去行政化”的道路仍然异常艰难。
人大代表、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王志民认为，“高校是学术单位，不该有行政级别。学校行政化的后果就是使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限制了学术生产力，使创新人才‘难产’，对学校科研和教学质量造成损害。按官阶定地位、定待遇的现状，使不少教师千方百计挤进管理者队伍，把当官当做追求的目标。”
而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教授却持不同意见，他认为，高校行政级别不是现在才有的，中国人民大学以前是副总理级，“文革”后变成司局级，上世纪90年代以后，因为考虑到大学跟社会的交往问，题，才把级别提高到副部级。把学者放在一定的行政岗位上，恰恰不是行政化，是尊重教授。“当社会习惯于以行政级别来衡量其社会地位时，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
白寅表示，在全社会“官本位”思想不变的大环境下，当社会评价标准还未转变时，单独取消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未必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取消行政级别需要相应的社会改革配合，这恐怕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我个人同意取消大学的行政头衔。我当了这么多年校长，也没有什么权力，但是取消了大学的行政级别不能完全解决大学去行政化的问题。”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3月4日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在他看来，大学去行政化，主要是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政府要完善宏观管理体制，要能支持大学自主办学；第二，大学内部的学术治理结构、行政管理设置，包括大学的学术权力，教授、学生的民主，以及制定的章程等问题，都能通过基本的规则、程序、章程进行规范。”将校长考察任命机制改为公开选任被认为是保证大学独立性的前提之一，也被看成是“去行政化”最有可能的突破口。
今年年初，教育部决定在东北师范大学和西南大学试点公开选拔校长，教育部人事司称，今年要完成50所高校党委、行政换届工作，开展直属高校校长公开选拔改革试点，完善大学校长选任办法。此前，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表示，今后校长要专业化、职业化、去行政化。他强调，专业化不是行政化，不是按照官员的标准来选校长，而是按照校长的标准来选。对此，熊丙奇在其微博上发表观点称，公选校长体现了师生对校长选拔、任命的参与权和表达权，相比于此前的校长选任，有很大的进步。当然，做好校长选拔，还需要对综合面试、民意测验情况进行公开。
“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谁来选。仍然由教育部门来选，还是由高校成立的大学理事会、校长遴选委员会等独立性的选举机构来选？过程是否公开？选举结果是否能得到认可？”对此，教育界人士并不乐观。
显然，取消行政级别还是公选校长，如果没有配套的政策和举措，都未必能达到“去行政化”的目的。
在高校“去行政化”的路上，南方科技大学是个绕不开的坎儿。谈及这几年在南科大的实践，朱清时承认“去行政化”实现得并不理想。他坦言去“行政化”需要顶层设计，“从我们基层单位做起，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上级权力要干预你，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抵御。”新成立的南科大尚且步履维艰，高校“去行政化”的路似乎更加“路漫漫而其修远”。但是，改革是一种必然趋势，我们有理由相信，高校行政化现象终将淡化，高等教育必将迎来明媚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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