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对卡夫卡《骑桶者》的理解

也谈对卡夫卡《骑桶者》的理解

　　也谈对卡夫卡《骑桶者》的理解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 詹丹
　　
　　表现主义大师卡夫卡的小说向来以晦涩著称，个别作品入选中学语文教材后，针对这些作品的思想意蕴和艺术特色，时有讨论文章发表。如朱前珍老师的《缘何骑桶——（骑桶者）虚构艺术解析》（以下省称朱文）。细读该文，发现其论述到的一些具体描写，与我依据小说文本作出的理解有颇多差异，而这又涉及怎样理解该作品的一些核心问题，特撰文讨论。
　　
　　一、“骑桶”的原因在小说中有清晰说明
　　
　　朱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了卡夫卡把笔下的主人公“我”设计为在严冬的日子里，骑着（而不是提着）空无一物的煤桶飞往煤铺子乞讨煤炭的意义。这三个部分依次为“骑桶’是恐惧心理的表现”、“骑桶’是‘异化’的象征”、“骑桶’为表现多重主旨”。其中，在第三部分论述多重主旨中重复了前两部分的一些观点外，较有新意的见解主要集中于第一部分，遗憾的是，第一部分的观点，基本是对北大博士胡少卿一篇解读文章《人与世界的不可通融性：卡夫卡（骑桶者）》（以下省称胡文）的沿用①。本文要讨论的是，朱文的观点看上去有些新意，但从文本自身来看，尚缺乏必要的依据。
　　
　　关于小说核心内容“骑桶”的原因，胡文是这样解释的：
　　
　　他选择飞翔这种方式是因为害怕失败，所以他飞着去，并且随时准备撤走。
　　
　　而朱文则说：
　　
　　“骑桶者”之所以“骑桶”，是因为他的恐惧心理。“我”害怕讨煤被拒绝，所以选择了“骑桶”这样特殊的方式，如果被拒绝，就可以快速地离开。
　　
　　但是从小说本身看，作者既没有写“我”在出发前，就有了一旦被拒绝就迅速撤离的打算，后来也没有写“我”有这方面的举动。相反，作者倒是给出了之所以骑桶飞翔的很实在的理由：其一是需要煤的紧迫性，即“我可不能活活冻死；我的背后是冷酷的火炉，我的面前是同样冷酷的天空，因此我必须快马加鞭，在它们之间奔驰，在它们之间向煤铺老板要求帮助”。也就是说，骑桶的第一目的是为了迅速去，而不是为了去了以后迅速离开。因为这一点在小说文本中有清晰交代，许多教师在教学上都会提及，所以朱文也没有回避，不过他在提出这一点后，又判断这样的理由其实是没有深切领会作者的用意，所以又从文本外部去寻找别的似乎是更深刻的心理上的理由了。其二，从文本看，把空桶骑过去而不是提过去，也是为说服煤铺老板提供一个有力的证据。因为主人公深知“煤铺老板对于我的通常的请求已经麻木不仁；我必须向他清楚地证明，我连一星半点煤屑都没有了”。言下之意，还有什么比一只空桶浮在空气中能更好地证明煤桶中的空空如也呢？（但这里有一个悖论，下文再讨论。）其中，“通常的请求”，在《卡夫卡全集》译本中翻译为“平平常常的请求”⑦，虽然我不懂德文，无法判断哪一个翻译更正确，但从表达效果看，“平平常常”强调意味要更浓些，而为超越“平平常常的请求”，让请求变得更奇特，提供一个能飞翔的空桶作证明似乎是更好的理由。
　　
　　胡文提出“骑桶”的理由是因为害怕失败，或者如朱文那样进一步说卡夫卡在写给密伦娜的信中提出“我的本质是恐惧”，由此把这种恐惧推断至卡夫卡创作的所有小说，其实仅仅是从概念出发而不是从文本出发解读文本的结果。即便如“害怕”、“恐惧”这类概念的提出有一定的道理，能从整体上解释卡夫卡小说的一些基本特征，但却未必能一一体现到他小说的所有描写，特别是无法合理解释该小说中“骑桶”这一特定行为。概念就此蜕变成了空洞的说教，而且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诱导一种用概念来机械套用文本的不良习惯。
　　
　　二、“骑桶者”涉及的异化问题是多方面的
　　
　　问题还在于，如果引用的套话并没有经过解读者自己真切的理解，那么一旦这类套话比较艰深时，连空洞说教的意义也会丧失。比如，因卡夫卡的《变形记》而谈卡夫卡小说具有异化特点的文章是相当多的。朱文在文章第二部分“‘骑桶’是‘异化’的象征”中，也谈到了“骑桶者”的异化问题。 (范文网　www.fwsir.com) 但在这部分文章里，除了同义反复地说“骑桶”的方式就是异化（却没有给出基本的解释），又泛泛而论地说是写出了“我”与世俗世界疏离的感觉，就转而谈别人反复谈过的卡夫卡《变形记》、《饥饿艺术家》等异化问题了。至于“骑桶者”异化的特征在小说中有怎样的具体表现，这种表现又显示了怎样的意义，却并没有得到哪怕是最简单的分析和说明。
　　
　　异化常常是指对象特性的丧失，可以指人，也可以指物。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话来说：“私有财产既夺去人的个性，也夺去物的个性。”③这句话，有时也被学者翻译成“私有财产不仅使人的个性异化，而且也使物的个性异化”，并强调了马克思所谓的“私有财产”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前提条件④。从小说《骑桶者》的文本来看，对人与物异化现象的描写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可以从三点来分析。首先，是煤桶的异化，是煤桶这一日常生活的用具，处在了容器与飞行器之间的一个尴尬位置。因为煤桶无煤可装，所以它丧失了煤桶的基本功能，成了一个空中的漂浮物，成了“我”的一头如同骆驼样的坐骑。这里的一个悖论是，当“我”把煤桶当坐骑来骑着飞翔时，它的功能已经异化了，但“我”还指望它能以煤桶的功能来向煤铺老板证明煤的匮乏。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它也不是真正的飞行器，所以能被老板娘轻易挥走。其次，是“我”的异化。这种异化具有双重性。这既是现实中的“我”在寒冷中变异，如看似偶然、看似瞬间现象的呼告声音变得浑浊，眼泪变得没有感情，同时，也是作为一个如同骑士般的飞翔者，在想象世界中曾经无所不能的极大异化。顺便指出的是，小说开头描写天空成了一面银色的盾牌，挡住向天空求助的人，这一“盾牌”的意象，是与飞翔的骑士有呼应关系的。据此，笔者认为《卡夫卡全集》把这篇小说标题翻译为“铁桶骑士”有相当的合理性，关键不是点出了桶的材质，关键是用“骑士”一语而不像教材依据的译本用“者”这样的词，更有对传统文学和民间想象中攻城略地、救苦救难的骑士形象的一种反讽意味。轻盈、能在空中飞翔，曾经是骑士们或者借助飞毯的勇士超越阻碍的重要方式，但在这篇小说中，却成了老板娘能够用围裙轻易挥走骑桶者的原因。再次，也是煤铺老板夫妇的异化。当骑桶者在天空中向煤铺老板夫妇乞求时，老板夫妇对这种乞求虽然也有所察觉，但最终老板娘却是以钟声解释了“我”的乞求，特别是“不能马上”付钱的说明，这“不能马上”四个字，老板娘更认为是钟声，连“我”自己也认为太像钟声了。在一个以金钱交易为主导价值的世界里，人们感官对信息的输入输出，都是围绕着钱才能被清晰地表达、清晰地接收。离开了钱的一切表达，如同钟声一样没有实际意义，人的感官世界，似乎已经丧失了表达和接收这一部分信息的功能，表达既浑浊，听来也不清晰。这才是表现人在商品社会异化的生动笔触。由此带来的人与世界的交流问题，我们下节讨论。
　　
　　三、“骑桶者”想象中的成功交流，在小说中已被粉碎
　　
　　胡文认为：
　　
　　这篇小说延续了卡夫卡小说一直在言说的主题：人与世界的不可通融性。这是一次借煤的失败，也是一次交流的失败……交流的不成功是否有可能是因为交流方式有问题？而交流方式的不恰当难道不正是交流者自身性格的弱点导致的吗？借煤的失败不是正面交涉的失败，而是因为借煤者选择了飞翔的方式，而如果煤店老板并没有确切地看到你，听到你，他们没有借煤难道有什么值得责怪吗？或许，我们也可以把“借煤”看作是发生在作者想象里的一件事，这件事强调的不是煤店老板（娘）的狠心，而是借煤者对世界的畏惧。对于这样的观点，朱文表示认同而加以引用。但这样的分析，把“我”的失败归之于“我”性格的弱点，认为“我”与煤铺老板夫妇没有正面交流，使他们无法知道自己的困难，认为交流始终停留在自身的想象等等，其实都无法从文本中得到有力的证明。
　　
　　胡文说卡夫卡小说的总体特征在于表现人与世界的不可通融性，这样的判断大致是对的，但具体落实到每篇小说，又有着千差万别的呈现状态。就这篇小说而言，这种不可通融，不是没有正面交流，不是交流方式出了问题，而是交流本来就难以得到正常展开。小说写“我”与煤铺老板夫妇分属于天上地下两个不同的世界，正说明了一旦“我”从天上降到地下，交流就可以正常开始了。其实，当“我”在天空向煤铺老板乞求的同时，地下，煤铺老板与老板娘也在进行一场对话。但这一对话的实质，与“我”的乞求是截然对立的。因为他们的对话，始终围绕着买卖交易而展开：比如煤的品种、比如顾客的报价等，压根没有意识到这里可能有关于同情心、关于慈善的赊欠问题。正是这种不同的价值诉求，才从本质意义上使“我”和煤铺老板夫妇隔开在两个世界里。再加以人的感官世界的异化，基于同情立场的确切地看、确切地听已经没有可能，使得非金钱的交流也就无法展开了。这就是作者为我们刻画出的一个严酷的现实。至于想象性的交流，“我”在出发前已经有过了：
　　
　　我这回前去，必须像一个乞丐，由于饥饿难当，奄奄一息，快要倒毙在门槛上，女主人因此赶忙决定，把最后残剩的咖啡倒给我；同样，煤店老板虽说非常生气，但在十诫之一“不可杀人”的光辉照耀下，也将不得不把一铲煤投进我的煤桶。
　　
　　但遗憾的是，现实粉碎了“我”的梦想，粉碎了“我”对他人的善意想象。老板娘的围裙不但挥走了“我”，且让“我”进入冰山区域，在那样的世界里，连有产者地窖发出热气所带来的诱惑、给赤贫者产生梦想的机会都没有了。
　　
　　对小说家卡夫卡而言，人能停留在幻想中，未必就是一种不幸。不幸的在于现实总要把梦想无情搅碎。因为对此有清醒认识，所以他所创作的小说，不会仅仅满足于制造一些安慰人的梦想，以此给世界上的失败者或者给对于世界的畏惧者画出一条退缩之路。当他在小说中一手这么做的时候，另一只手已经把这些梦想来予以打碎了。他在笔记中写下的一段话，经常被学者引用：
　　
　　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刻着：我在摧毁一切障碍。在我的手杖上则是：一切障碍在摧毁我。共同的是这个“一切”。⑤
　　
　　现实的障碍，被形象地写入小说《骑桶者》时，也就成为摧毁“我”的世界的一种力量。对于“我”的世界，可以有多种理解。如果更具体一点来说明这种摧毁针对的是怎样的一个“我”、“我”的怎样的一个世界时，卡夫卡关于《堂吉诃德》的一句评价是可以给我们以启发的：
　　
　　堂吉诃德的不幸不是他的幻想，而是商丘·潘萨。⑥
　　
　　因为如影随形般跟着堂吉诃德的商丘·潘萨，就代表着对冷酷现实的清晰认识。堂吉诃德与风车的战斗，他在种种不切实际的战斗中所获得的一种虽败犹荣的良好感觉，总是要被商丘·潘萨的清醒议论一扫而空。从这个意义上，认为“骑桶者”与煤铺老板缺乏正面的交流，一旦调整交流的方式，说不定就可以得到成功，不过是读者自己的幻觉而已。因为小说通过描写老板娘和老板的对话，通过对老板娘异化了的感觉世界的展现，通过她用围裙对骑士样的“我”轻轻挥赶，等等，已经把这种因幻觉而来的成功交流的可能性彻底埋葬了。只是在这样的总体感觉中，说卡夫卡的小说表现出了对世界的恐惧，才是有一定道理的，而这种心理上的恐惧，又何尝不是他对当时所处社会的一种清醒认识？
　　
　　注释：
　　
　　①《名作欣赏》2008年第4期，第120-123页。关于胡文观点均引自此文，下不注明。
　　
　　②叶庭芳等编译《卡夫卡全集》第一卷，第266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254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
　　
　　④卢卡奇著、杜章智等译：《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55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
　　
　　⑤《卡夫卡全集》第五卷，第153页。
　　
　　⑥《卡夫卡全集》第五卷，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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