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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教育中的身份意识唤起与传递

时间:2015-7-24栏目:综合教育论文

  新闻学教育中的身份意识唤起与传递

  李京丽

  (成都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四川成都610106)

  摘要:新闻教育中不仅要有“业”的传授,更要有“人”的教育。中国未来的新闻人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在双重管理体制和新媒体环境中的自我身份问题。体制身份、市场身份、社会身份多重身份调适不当,将给新闻人带来身份焦虑。因此,新闻教育中对新闻人身份意识的唤起和传递,是一个重要问题。就目前新闻教育而言,理论教育、情境代入、新闻实践中的身份体证,是进行身份意识唤起的基本方式。

  关键词:新闻学教育;身份意识;唤起

  作者简介:李京丽(1979-),女,成都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公益传播、广告学、文化与传媒。

  2014年是传统媒体及新闻人充满焦虑的一年,尤其是有关新闻人本身的报道充斥着两个关键词语:“死亡”、“转行”。从2014年4月中旬因为癌症去世的南都首席记者过国亮开始,连续20多天时间里,江西赣州人民广播电台台长肖益涵、新华社安徽分社副社长和总编辑宋斌、《都市快报》副总编徐行、湘乡市广播电视台副台长贺卫星、深圳报业发行物流公司总经理张敬武、广州日报社社长汤应武都先后去世。几个月后的10月19日,南都副总编王钧因病去世。在这些死亡的信息背后,隐藏着的词汇是“抑郁症”、“自杀”、“突发疾病”、“压力”、“亚健康”。他们中年纪最轻的31岁,年纪最大的也不过50岁。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所长朱大可将媒体人的系列自杀事件列为“2014年度十大文化事件”第一位:“近20名媒体人自杀病亡,形成90年代以来第二次死亡骨牌”。

  与“死亡”几乎同时出现的另一个关键词是“转行”:新浪总编辑老沉加盟小米;财新罗昌平改行创业新媒体;2014年12月,新周刊标志性人物封新城,也卸下了执行主编的头衔。稍一留意就会发现,去世与转行的这一批媒体人,大多数来自传统媒体,这不能不让我们思考这一现象:是职业本身沉重的压力还是个人生活的不善调适?是体制所带来的无形焦虑还是新媒体所带来的巨大冲击?这是媒体人的自我救赎还是传统媒体一场残酷而盛大的告别?

  “死亡”、“转行”这两个关键词带给传媒业沉重的刺激,焦虑弥漫开来,并且很快就传递到了大学课堂。“转专业”、“毕业后不从事传媒行业”成为大学新闻专业部分学生的新选择。除了感慨、惋惜、迎接和拥抱新媒体,我们的新闻教育是否还应该有更深一些的思考?毕竟,传统媒体的衰落并不意味着时代的终结,它还只是不断变换的新传媒世界的第一个祭奠品,它还只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因此,新闻教育在欢呼和拥抱新媒体的同时,是否应该思考以某种方式,让我们的学生———未来的新闻人们,来以平和的心态应对新媒体以及不断出现和创新的新新媒体们?否则传媒行业一切的技术和内容的更迭创新都只会不断重复“前浪死在沙滩上”的悲剧。

  一、新闻教育的基本使命

  早在2005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五十周年诞辰举办的“首届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国际论坛”上,来自中国和世界近六十家新闻院系的院长、系主任和负责人共同签署了国际新闻教育界的第一个共识性文件《北京共识》。《北京共识》描述了新闻教育的目标:新闻教育的核心任务是培养具有神圣的社会责任感、宽阔的国际视野、深厚的文化修养、科学的思维方法和精湛的专业技能的新闻工作者。[1]

  这个教育目标总体可以概括为两大层面:价值观与思维方式、文化修养与业务技艺。也即是说,新闻教育不仅是“业”的教育,还包括“人”的教育,新闻教育首要和根本的任务是新闻价值观的传递。这种价值观既包括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对新闻行业职业道德的认知和坚守等外部价值观,还包括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对新闻人(或准新闻人)的身份认知。这种身份认知,是新闻人或准新闻人对自身及其职业身份所做出的认知、理解、判断和抉择。明确的身份意识,是新闻工作者价值观的基底,有利于新闻学子进行明确的职业选择与规划,有助于建立职业自信,有助于新闻人在职业困惑与转型中的自我认知。

  这一非常重要的价值维度,是“新闻人”中“人”的成长与确立过程,是新闻人“自我”的确立,但却往往容易被忽视。

  二、新闻人的身份

  1.身份的价值。根据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中的界定,身份指的是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即地位。狭义上指个人在团体中法定或职业的地位。[2]就新闻教育而言,更多指的是新闻工作者(潜在新闻工作者)在社会系统中的角色和位置定位。具体到新闻工作,指的是新闻工作者在具体新闻事件的发生和传播过程中所持有的立场、自我身份认知和角色参与感。因此,新闻人的身份意识,既体现着新闻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与被认可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着新闻人的职业价值。

  2.行业职能定位与身份的形成。黑格尔在其《美学》一书中提到:“科学,作为服从其他部门的思考,也是可以用来实现特殊目的,作为偶然手段的;在这种场合,就不是从它本身而是从对其他事物的关系得到它的定性。从另一方面看,科学也可以脱离它的从属地位,上升到自由的独立的地位,达到真理,在这种地位,只实现它自己所特有的目的。[3]在这里,黑格尔区分了定性科学职能的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从它与其他事物或领域的关系得到它的定性,另一种思路,抛开与其他事物关系的定性,而只从其本身来确定它的职能。[4]

  沿着第一种思路,新闻工作的职能由它与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来进行界定。在政府、市场、社会的三分结构中,我国的新闻领域从所有权上属于国有,但又往往被视为三方的重要沟通系统。因此,以新闻领域为核心的传媒系统往往被视为社会的“第四系统”或者“第四种力量”,这直接影响和决定着新闻人的身份。在我国“事业单位,企业化运营”的传媒机构中,新闻人身份的多重性体现得更为典型。新闻人既是市场化传媒机构的员工,也有着强烈的依附于体制的特点,新闻人既有自身的专业立场和选择,但也不得不考虑政府的需求和社会的期待。因此,新闻工作者的身份是一个多元而复合性的存在,它由以下几个身份共同决定和形成:(1)体制身份。即我国的新闻体制和新闻机构的属性所决定的新闻人的身份,体制身份是一切合法性的前提。在我国,党报和党媒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媒体机构要担负起传播党政路线方针政策、通达社情民意的职责,新闻人则相应承担时政新闻报道以及舆论引导职能。在市场化传媒机构,其要求虽然与党媒有所不同,但一样要担负起党政喉舌的职能,进行舆论引导,完成宣传任务,遵循相关新闻传播纪律。因此,新闻人具有非常明确的体制身份,就算是体制外(即采用聘用制度管理)的新闻人,一样具有鲜明的体制色彩。(2)市场身份。从市场经济角度,新闻人是传媒机构的员工,是新闻产品的生产者、加工者、传播者,其工作行为不仅要对传媒机构负责,更要对面向自己的受众或用户负责,否则传媒机构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市场基础。从传媒机构的内部管理角度来看,新闻人要跑新闻、写稿子、做推广、挣“工分”,把产品做得好看、好传播、有料,符合受众和用户的期待和需求,这是新闻人的“饭碗”。(3)社会身份。公众对社会信息的知情权,是新闻人从事新闻工作合法性的根本来源,这一说法的潜在意义是,新闻人是公共利益的代言人,要在基于公共利益的基础上对社会进行观察和报道。因此,传媒领域被认为是社会的“第四系统”,是社会相对独立的“第四种力量”。传媒机构在社会结构中的社会公器定位也决定了新闻人的社会身份。陆晔和潘忠党在对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作系统梳理的过程中提出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内核,其中第二条关于新闻人的身份识别上认为,新闻从业者是社会的观察者、事实的报道者,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团的宣传员。[5]公众对传媒机构、新闻人有潜在的价值期待,这种期待在平时表现在媒体的发行量、收视率、阅读量、用户数的多少和高低上,不太容易觉察,但新闻人的身份与立场一旦与公众的期待发生严重背离甚至逆反的时候,公众对新闻人和媒体的态度和期待就会通过网络的抗议、谩骂、论战等各种渠道表现出来。因此,新闻人的社会身份,虽然看似隐藏在其他身份之中,却关系着新闻人的社会认可程度和职业声誉,仍然不可小视。(4)自我认知与选择。在体制身份、职业身份、社会身份的多重角色要求和期待中,新闻人应该尽早形成明确的自我身份认知和选择。这种身份认知是新闻工作潜在的基石,它直接决定了记者在新闻报道中的立场与态度,决定着新闻报道的价值导向。在多重期待与要求中形成自身的身份认知、身份选择与平衡,是一个成熟的新闻人成长的必然过程。越早认识到这一点,越有利于新闻人的职业化过程,越有利于新闻人的身心健康。

  在多重身份或显或隐同时并存的前提下,身份的自我认知与选择在每一个具体对象那里都存在差异。各大媒体机构自身的政治定位、市场定位、社会定位的细微差异以及用户差异也会影响新闻人的身份认知。通常情况下,党媒记者更强调体制身份,市场化媒体更强调职业身份,而偏重于公民新闻或调查报道的媒体、社会化媒体更强调社会身份。除此以外,记者自身的价值观、知识结构、甚至成长经历也会对其身份的自我认知和选择形成直接的影响。

  因此,大学新闻教育中应该逐步建立起这种身份意识,大学教师应该有意识地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新闻人身份意识的唤起和传播。

  三、身份意识的唤起与传递

  在多年教学实践中,每年在第一堂新闻学课程开始之前,我都会对学生进行非正式摸底调查。一是有多少学生是自愿选择新闻学专业而不是被调剂过来的,二是自主选择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对新闻行业的感性认知以及为何要选择这个专业。在每年自愿选择新闻专业的学生中,对于为何选择新闻学专业的原因大抵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觉得新闻工作是镁光灯下的职业,每天与政要、各界知名人士共同出入,充满荣耀与光环。一类觉得新闻是一项改造社会的神圣职业,新闻工作者肩负着改造社会的重大使命。面对这些未来的新闻人,我几乎不敢直视那些充满了理想主义光芒的眼睛。理想主义是新闻人的灯塔,但没有冷静和理性的自我身份认知和思考,他们的职业旅途必将充满悲情色彩。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引导学生去逐渐认知新闻人的多重身份?如何引导他们面对身份的冲突与焦虑?如何让他们体会到这个职业的价值与追求?

  1.从理论角度思考身份。理论框架是清晰身份认知的前提。合格的新闻人必须具备较高的社会学、传播学理论修养,对新闻事业在社会结构中的价值、地位、职能有深切的认知,对记者的工作合法性有理论层面的认知,才能有助于新闻人思考自身的身份。大量的新闻学、社会学、传播学、政治学理论课程、史论课程都将有助于他们从理论角度去进行新闻人多重身份的认知。

  2.从案例中通过“情境代入法”观察认知身份。现实生活中五花八门的新闻现象、新闻事件和案例是学子们认知新闻人身份的重要途径。在大量的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新闻案例、新闻报道中,采用“情境代入法”的方式,通过假设前提、课堂模拟等方式,让学生自己设身处地尝试一回“新闻人”的心路历程和实践历程,从而进一步观察和体认新闻人的身份特性,加强角色感,有助于学生价值观的形成。

  3.从实习实践中体证身份。虽然高校不能拥有公开的媒体供学生实践,但学生依然拥有大量的实习实践机会。一是校内媒体的实践,各大高校新闻领域都建设了自己的传媒中心、实验室,各高校也拥有大量的校园媒体,都是学生实践的好机会。二是新闻类实践课程的开设,可以让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有“亲自试水”的机会,从新闻的采访、写作、评论等实践中去体验新闻人的身份意识和角色感,最后可以通过不同学生风格、角度迥异的新闻作品去分析作品中的角色与立场差异。三是毕业前为期数月的实习期,正是学子们逐步摆脱学生身份进入新闻人身份的角色转换期,这一角色转换能够最直接地唤起准新闻人的身份意识。

  不管是哪一种方式的身份意识唤起与传播,都需要高校教师们从一开始就存有“育人”之心,一以贯之,小心呵护。

  四、多重身份的焦虑与调适

  身份的多重性与复杂性带来的是多方的期待、控制甚至利益诱惑或干扰,这是新闻人职业压力的由来,也是新闻人应该直面的现实问题。在各种外部力量的干扰下,新闻人不得不面对大量的职场冲突与抉择: (1) 伦理冲突。是与非、该报与不该报、采访是否到现场的抉择,以及频繁撤稿等非正常因素的影响。(2)利益冲突。广告的新闻化以及分解广告指标带来的非业务性压力,会让媒体人心理上备受良心谴责。(3)心理冲突。基于以上各种因素,人格高尚与卑下之间的摇摆,不正当手段与利益间的选择,逢迎与不阿之间的矛盾时常煎熬着媒体人。[6]尽管这些职场冲突不一定外化为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形式,却对新闻人形成了巨大的心理煎熬,因此,亚健康状态、抑郁症、自杀倾向、自我怀疑等时常困扰着新闻人,有着严肃职业尊严和价值追求的新闻人一度成为“新闻民工”、“媒体狗”(见《新闻界》微信公众号2015年1月)。

  在冲突之中,身份焦虑成为新闻人急需解决的问题。“转行”只是少数新闻人破解焦虑的方法之一,大量的新闻人仍需继续坚守岗位,继续煎熬,因而,破解身份焦虑,调适身心应该成为一个持续努力的方向。在新闻教育阶段,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提前做出预判与防备。其一,在大量的阅读、思考、实习实践中确认自我价值取向,做出相对明确和偏重的自我身份认知和选择。其二,进入职场初期,思考好方向,在媒体与非媒体之间、不同的媒体类型之间做出适合的职业选择与平衡。

  当然,身份焦虑可能还会带来更多的矛盾与冲突,这些都会在高校新闻教学与社会新闻实践中出现,但从教学角度,大可不必给出唯一确定答案,但唤醒新闻人的身份意识,引导新闻人进行身份思考,并逐渐形成新闻人稳定、平衡、健康的价值观,却是高校教育的重要责任。

  从新闻实践的角度,身份问题的焦虑与悬置并不必然导致危机,而丰富的职业经验及人生阅历导致的个人价值观、新闻价值观的进一步定型和成熟,将使新闻人身份的焦虑逐渐消失,新闻人必将逐渐走向一个理性观察者和记录者的时代。

  参考文献:

  [1] 北京共识[DB/OL]

  [2]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5.

  [3]黑格尔。美学[M].中文版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0.

  [4]陈力丹,江凌。传媒“四大职能”与记者角色认知[J].新闻前哨,2009,(2 )。

  [5]吴飞,丁志远。新闻教育与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建构[J].浙江大学学报,2007,(11)。

  [6]江作苏,王敏。传媒转型期媒体人的精神困境[J].新闻界,20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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