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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文化差异与道德文化自觉——兼论德育现代化

时间:2022-08-27 03:42:56 德育管理论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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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文化差异与道德文化自觉——兼论德育现代化

中西方文化差异与道德文化自觉——兼论德育现代化
  摘要: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表现为封闭性与开放性的对比、统一性与个体性的对比以及道德工具性与道德生命性的对比几个方面。道德文化自觉应该是我国道德教育改革的逻辑起点和核心主题。实施德育改革应秉承开放的德育理念,培养兼具公德与私德的现代人,让道德教育回归生活,实现德育的现代化。
  关键词:中西方文化差异;道德文化自觉;德育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10)12-0006-03
  一、多元文化共生中的中西方传统文化差异
  1.封闭性与开放性的对比
  中国封闭性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最初古代人用包容的态度对待异族、异域的文化,吸收和发展自我,各民族独立存在,互不侵犯。人类是以群居的方式出现的,任何事情都是在氏族内部进行的,如“通婚”。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民族首领征服他族的愿望打破了多民族共生的局面,形成了统一的中华民族。专制的统治也是封闭思想的源泉。单一民族统治天下后,其都城均不临海,是一个半封闭的大陆,这种封闭的形态使单一民族的发展达到顶峰,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生活惬意,伴随着本民族的强大而产生的文化优越感越来越排斥外来的事物。从此,种下了封闭的种子,使得中国人无法与时俱进,无法正视自己的真正实力。不与外界交流和联系,不能感受异样文化,无法完善自己的民族文化。因此,也就无法使民族愈加强盛。
  与中国文化的封闭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文化的开放性。开放,就是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不是排斥而是接纳,并善于吸收其精华。就个人而言,由于受到开放性文化的渲染,通过接受外来的事物,能使自己保持一种豁达的心态。对待异质文化,允许差异的存在,恰如其分地审视不同事物的特性。欧洲国家的迅速发展无一不与其所持的开放的文化态度有关,借鉴已有的成果为己所用,使自己能够不重复前人或他人已走的道路,利用开发、创造新成果换取经济利益,这可谓是西方文化所具有的开放性带来的结果。尤其是在经历了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整个西方进入了一个更加开放的时代。我们不得不承认,西方文化的开放性成就了今天西方的先进性,并使其一直延续至今。
  2.统一性与个体性的对比
  中国文化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从原始人的河流文化到古代人的城邦文化,再到近代人的氏族文化,形成了一个以华夏为中心,同时融合了各民族文化的统一体。政治文化的统一、民族的统一以及语言汉字统一,无不渗透着统一的思想。国家政权的统一是帝王的首要职责,他们不惜一切维护政治的统一,不惜用连年的战争保卫国家的疆土,以确保政权统一。秦朝,这个短命而影响巨大的王朝,创造了统一的辉煌,从此再不受种族分离的滋扰,国家安定,百姓生活安康。中国文化的统一性让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中有了一种很强的“根”情结,种族的延续、居住区域都围绕着最起初的地方——祖辈生活的地方,保持氏族延续的完整性,这也使中国人有了较强的国家意识、较强的集体意识和较强的氏族意识。近代西方发动的侵华战争,造成了国家部分领土被分割,但中华民族收复领土的决心却从未动摇过,实现祖国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文化统一性的熏染下,文化的个体性很难有立足之地,在重视国家利益的同时,也剥夺了个体的权利空间。
  西方文化的个体性,强调的是个体的独立,是以个人为本位的文化。法国哲学家昂利·贝尔曾指出,“评价古希腊的哲学成就,与其说是总结了集体的努力,倒不如说是肯定了个体性”。在“禁欲主义”被解除后,人们开始大声疾呼“人性解放”,致力于征服自然,唯我独尊,西方文化的个体性油然而生。西方文化的个体性强调个体的人格,强调自由、平等、尊重以及对“人”的关切。个体性的宣扬,关注人的现世生活,让人们摆脱神权的束缚,使得西方文化的个体性真正的得到了体现。从文艺复兴至今,西方文化的个体性在思想上主要体现在人道主义的传统上,在行动上主要体现在自由竞争上,在文学的表达上主要体现在个人情感抒发和对个人主义的人格价值的肯定上‘]542。人与人之间默契地存在一种共识,社会是共有的,人们在社会共同体中各自释放。虽然西方文化强调个体性,但在社会这个大的框架中也是有共同联系的,不是个体与社会的脱离。过度强调文化的个体性,忽视文化的统一性,也会使文化的发展产生偏颇,个体性与统一性的融合才是文化均衡发展的基石。
  3.道德工具性与道德生命性的对比
  泛道德化,是指道德制约、道德管理超出了它所应处的范围,越俎代庖,抢占或取代了本不属于其管理的职权、功能。中国传统文化把道德当做塑造人的工具。个体的道德发展在传统的泛道德化社会中是至关重要的,用道德束缚、禁锢人们的思想观念,以达到政治的效用,是道德工具性的体现。人们以道德规范为标准约束自己的行为,“法律”也是道德规范的化身,非如西塞罗所言,真正的法律乃是“正确的规则”的主观表达和客观载体。在强调完善个人道德的传统道德文化中,虽强调塑造德性良好的个体,却不重视个体生命的存在。这样造就的人只具有道德的意识却没有生命的情怀。道德工具性忽视了人的生命的存在,过于理性地对待人,视道德为管制人的手段是道德工具性的本质所在。
  西方社会是竞争的社会,社会的发展是由人的生命意识所主导的,而不是受控于社会的。和谐社会是用道德与法来维系的。萨特认为,道德是一种意识,都有一个向度,这种向度可解释为广延性。道德的广延性体现为时间的延续,时间是生命和有生命之物的根本特征。只有有生命之物才具备时间上的延展性,而死的物质无所谓过去、现在和将来,它们以空间为特征。道德具有生命性,因此在历史和文化的发展中仍占有一席之地,没有被其他事物吸收和同化。生命是物质的一种形态,社会的发展不应完全依附于物质,生命才是社会的主导。道德是生生不息的,创造的精神使它始终是适世的,不会被社会、文化的发展所淘汰。道德的生命性,是指道德会随着人生命的运动而自我更新,而人是社会的主导者,这是道德生命性的本质意义。
  二、文化自觉:我国道德教育改革的逻辑起点和核心主题
  1.文化自觉:中西方文化比较的理性视角
  文化自觉是一种理念。一方面,审视中西文化要从比较的视角,一味地讨论文化的优劣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悖论,失去了原有的比较之意义;另一方面,文化的延伸、文化的影响不是在短时间内或用只字片言就能完全概括的。文化自觉,应成为一种先导,以引领文化发展的方向。文化比较为文化的交流奠定了基础。在不同的文化渲染下,必会出现不同的伦理观和价值观,文化比较应成为一种自觉意识,以便对以文化为基础的诸事物更好地进行反思,扬长避短,促进事物不断发展与完善。
  在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诸百年中,通过中西方文化的融合而产生的事物随处可见,也使某些人产生了一种“崇洋媚外”的自然之情。完全放弃了自身的优异文化,在竭力为西方喝彩的同时,无疑也是在为中国传统默哀。这种现象的产生是愚钝的体现,也是非理性的体现。对待文化差异要在感知的基础上,经过思考和分析,对其加以整理和改造,这才是真正的比较中西方文化的理性视角。归根结底,文化比较应使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客观、辩证地看待问题并解决问题。文化比较应将文化自觉意识深深地根植其中,使受文化影响的诸事物在改革与发展中成为一种“自觉”,而非“自为”。
  2.道德文化自觉:思考我国道德教育改革的起点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既有其存在的必然,也有其存在的价值。深受文化影响的道德教育改革,也需要秉承一种“文化自觉”的态度,被称之为“道德文化自觉”,是思考我国德育改革的起点。道德教育不是独存的,是从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和社会生活中继承下来的。文化的内容和形式,是人们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形成,积累和总结出来的,生产和生活的形式和内容不同,形成的文化便存在差别‘引。文化自觉是对其产生根源、形成过程及其特色、发展趋势所进行的梳理,道德文化自觉亦是如此。在现代社会,道德教育改革既要植根于社会现代化的实践,也要重新审视传统道德文化,两者皆不可偏废。对待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是错误的、片面的。李岚清同志在为《中国传统道德》多卷本和简编本所作的序言中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要抓好物质文明建设,又要抓好精神文明建设。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美德,无疑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放弃传统的道德文化,“道德文化自觉”就失去了基础;离开传统的道德文化,中国现代的道德教育改革就无从谈起。道德教育的改革要有“道德文化自觉”意识,要反思传统的道德文化对现代德育的影响,抛弃不属于道德教育的附加功能。道德教育改革,在意识上应自觉地从道德教育的自身思考,排除道德工具的束缚;在形式上应自觉地从道德教育的实施角度进行思考,倡导道德教育的自生。
  3.德育自生:审视道德教育改革的应有立场
  德育自生,是从道德教育促进人的德性成长的本质出发,在道德教育的空间中发挥遒德和教育的双重作用,让道德教育能够自主、自由的存在。正如蒙田所说:“人类的最大任务就是要学会成为自己的主人。”‘81德育是一种培养人的道德品质的活动,它的任务是培养具有良好德性的人。德育自生要求德育能够自主、自由的存在,自主、自由并不是要让德育独立并脱离完整的教育系统,也不是不加限制地任其发展,而是要让其在适应社会和文化的转型过程中保持原有的本质。
  按照鲁洁教授的观点,从文化运行角度看,“德育”有文化维系功能和文化变异性功能之别‘9]。传统道德文化的继承与批判,应由德育自身来判断,并在其适应社会、文化转型的过程中进行自我调整。如此说来,德育的改革要求德育要有自生的意识和权利,只有不受外在舆论的压力,才能更好地发挥德育的功能。德育自生要坚持“道德文化自觉”,破旧立新,不安故守常,只有这样才能完成从传统德育向现代德育的转化。中国的道德教育在反思后应如何改革现状,已成为另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这就是“道德自生”理念在道德教育改革中应如何体现的问题。德育自生,要落到实处,回归道德教育的本质,要能够在多元的氛围中保持自身存在的价值,不被同化,只有坚持德育自生的理念,能更好地推动道德教育的现代化进程。
  三、德育现代化:基于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德育改革思考
  1.德育场域的新解:开放性的德育理念
  毋庸置疑,封闭使得几千年强大的中国在近两百年中落后于世界,改革开放使中国在近三十年中,实现了突破性的发展。中国秉承开放的理念,用世界的眼光来追赶世界,无疑已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中国的道德教育改革反反复复进行,每一次都重蹈覆辙,都没有解决最根本的问题。正如对教育现象的研究不能脱离其存在的社会环境一样,对德育现代化过程的研究也必须将其置于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进行。现代社会的发展是开放性的,封闭的文化已渐渐被人们所排斥,道德教育改革要真正地落到实处,关键在于要具有开放的德育理念。传统德育中的精华有必要珍存,但对于那些早已落后于现代社会的德育理念要适时进行舍弃。道德是社会的共识,一个人的“社会”不可能产生出任何关于道德的观念。社会中的不同人会有不同的德育思想,不同的时代也会对德育提出不同的要求,不能将传统德育生搬硬套在现代社会中,应坚持以开放的态度对传统德育加以批判继承,并对西方先进的德育理念加以借鉴,促进道德教育的现代化。
  2.道德教育的转型:私德教育与公德教育的融合
  中西方道德教育都包含私德与公德的内容,但侧重点有所不同。中国的道德教育注重私德,强调个体道德规范的养成,以促使道德社会的形成,是一种道德自觉。私德教育在中国历经几千年,其结果却事与愿违。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中国乡下佬最大的毛病是私,说起私,我们就会想到‘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俗语”。重视私德教育的中国人怎么会偏离了“私德”的真正含义呢?这要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统一性来思考。古往今来,统一在中国人的心中留下了重重一笔,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统一的概念也变得越来越狭隘。从最初的边疆统一、国家统一、村落统一到家族统一,形成了一个以个体为中心的统一体。边疆的统一狭隘为国家,国家的统一狭隘为帝王,村落的统一狭隘为村长,家族的统一狭隘为长老。以个体为中心的思想应运而生,个体道德规范的塑造成为道德教育的中心,过度的追求私德容易使个体脱离社会,与社会公德相背离,使得道德社会的形成始终是一种愿望。西方社会则更加注重公德教育,西方文化的个体性并不只是强调独往独来。这种个体间的联系靠的是一个共同的架子,先有了这个架子,每个人再结上这个架子,而互相发生关联。这个架子是由团体的公共关系所搭架的,与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架子相比具有本质上的区别。人们共同生活在一个社会中,靠公共的道德来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国的道德教育不应只注重私德教育,公德教育同样不可忽视。在开展德育现代化建设的今天,私德教育与公德的融合应成为德育改革的方向,任何一方的失衡都会使道德教育的改革停滞不前;培养兼具公德教育与私德的现代人,正是德育现代化真正要实现的目标。
  3.道德教育的拯救:道德生命的回归
  道德生命的回归,就是道德教育要关注人的本质所在——生命,并回到生命之中。“回到生命之中”是道德教育回到人与人、社会、自然彼此相通、彼此独立而又相互依赖的生态性存在的生命世界中,以生命教育为元基点,从生命出发,关注生命,热爱生命,为了生命。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使道德教育产生了“空场”,君主、帝王都把道德作为“不治”的工具,通过压制人的自然本性和个性,从而形成道德自觉,以此来维系社会的稳定。但这些美好的德育愿望却违背了人们最初的理想,逐渐演变成专制的手段,成为“无人”的德育。传统道德的工具性忽视了道德的生命价值,把人视为规训的对象,强调服从,使人丧失了自主选择的权利。生命具有强大的活力,是人生存的本能,传统道德压抑了人的生命性释放,使人具有了“奴性”人格。道德生命的回归,就是要使道德成为人的生命的良好延续以及和谐发展的助力器,而不是指挥人发展的方向标,就是要摈弃“道德工具性”的思想。道德是人创造的、人是道德存在的目的和人是道德的载体这三点是道德生命回归的核心内容。道德是人与人、社会、自然和谐相处之道,是为人的生命的长久存在而创造的,不是先于人而存在的;有了生命的存在,道德才有了存在的意义;道德的延传是由人类来完成的,是通过人的思想、行为来表现的,人是道德的载体。要实现道德教育的现代化,生命的缺失无疑是改革徒劳无功的根源。正如萨特所说:“我们要坚持的道德是促使人们禁止自己利用人作为达到一个目的的东西或者工具的原则。”道德生命的回归必然要使道德真正内化为自身素质,道德之外的工具主义、政治目的等不属于道德范畴,必然要遭到抛弃,道德教育的拯救要靠道德生命的回归来实现,这是时代发展的要求,是道德教育改革的召唤,更是人类生命本能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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