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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地方文献中的“地方人士著述”

时间:2007-5-25栏目:计算机信息技术


地方文献在公共图书馆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已在图书馆界取得广泛的认可。不少公共图书馆均开辟有规模不等的地方文献专藏。然而,当前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具体实践上,都对应属地方文献的“地方人士著述”,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忽视的倾向。为此,本文将就这一问题,略呈浅见,尚祈方家教正。

早在50年代,著名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先生根据多年的实践和研究,写下了《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与使用》,指出地方文献是指有关本地方的一切资料,表现于各种记载形式的,如:图书、杂志、报纸、图片、照片、画片、唱片、拓本、表格、传单、票据、文告、手稿、印模、簿籍等等。并进一步指出地方文献包括地方史料、地方人物与著述、地方出版物三部分(即通常所称的地方文献广义概念),较早归纳出地方文献的定义,界定地方文献的范围。

80年代以来,我国图书馆界又兴起对地方文献的讨论,并对地方文献的定义、范围,形成一种新的观点。如认为地方文献是反映特定区域内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以及群体活动方式的记录,凡在内容上涉及该区域并具有一定价值的软文化,均属地方文献;地方文献是指内容上带有地方性,同时具有重复使用价值的文献(即通常所称的地方文献狭义概念);认为地方文献就是以出版物的内容是否具有地方特色作为划分的唯一标准,也就是将地方人士著述和地方出版物排除出地方文献的范围。影响所及,一些图书馆也对其地方文献收藏范围进行修改,将大量地方人士著述和地方出版物剔除出地方文献专藏。有的图书馆则将地方人士著述局限在古代人物、著名人物的著作。

地方文献是否应包括地方人士著述,我认为,回答是肯定的。

首先,从理论的角度考虑,地方文献的定义仅强调内容上的区域性,似欠全面。一种文献的地方特征,既可从内容体现,也同样能从著者、出版地反映。正如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合编的《目录学概论》一书对“地方文献”的论述所指出:“地方史料取决于著作内容的地方特点,地方人士著作取决于作者的籍贯,地方出版物取决于著作的雕印、出版的地点。”我们知道,大量地方人士著述内容描述的对象可能并非特定的区域,但由于著者本人的地方属性,因而其著述自然而然地带有其地方的特色,并构成特定区域文化史或学术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试以近现代广东史学发展史为例,近代广东得风气之先,史学研究成就斐然,名家辈出,有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等的梁启超,有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的陈寅恪,有著《元西域人华化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中西回史日历》、《二十史朔闰表》等的陈垣,有著《明代两税税目》、《明代粮长制度》、《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等的梁方仲,有著《元和姓纂四校记》、《西周社会制度问题》、《隋唐史》、《突厥集史》等的岑仲勉,还有刘节、陈序经、朱杰勤、戴裔煊等,这些广东史学大师的著述,内容上甚少论及广东,但由于作者籍属广东(或客寓广东),因而其著述自然成为广东这一特定区域的一种社会现象,构成近代广东史学发展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撇开这些著述,近代广东史学就成了一具空壳,了解和研究将无从谈起。

同时,从地方人物研究角度来看,狭义论者亦重视区域人物的记载,认为表述他们一生事迹的传记、传略、评传、年谱等,是研究一个地区历史发展的重要文献。然而,研究区域人物最重要、最原始的资料,并不是他们的传记或年谱,而是他们的著述。离开《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等,将无从研究康有为政治思想的底蕴;撇开《长河浪花集》、《长街灯语》、《花蜜与蜂刺》、《秋林红果》等,亦无从领略秦牧作为一代散文大师的风采。

其次,从实际工作方面考虑。狭义论者认为地方文献收藏地方人士著述,会引起实际工作的混乱。我觉得这倒不一定,关键是根据地方文献的特点,制定相应的分类、排架体系。以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地方文献专藏为例,其建国前文献,根据杜定友先生制定的分类法,将其分为地方史料、粤人著述、广版图书三大部分,再分别按文献的内容类别、著者及出版的年代先后分类排架,显得门类清楚,井然有序,并没有混乱或不协调之感。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这种分类法存在着一些不足,但它从地方文献的内容、著者、出版地等方面考虑,进行图书分编,对我们今天分编新的地方文献不无启发意义。如果我们能根据地方文献的特性,在《中图法》的基础上,再做适当的变通,那么,所谓的“混乱”和“不协调”,应该是可以避免的。

在实际使用上,粤人著述也在岭南文化史、岭南文学史、岭南学术史以及岭南人物研究等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在编纂的《广东省志·学术志》、《岭南文化通志》以及有关张九龄、陈白沙、湛若水、屈大钧、康有为、梁启超、郑观应、孙中山等岭南人物研究的成果,正是从粤人著述中寻找到大量的原始资料。如果缺少粤人著述,该馆地方文献专藏无疑将逊色不少。

由此可见,地方人士著述能直接反映特定区域科学文化的发展水平以及地方人物思想、活动的脉络,是地方文献不可或缺的部分。

至于有的论者将地方人士著述局限在古代人物、著名人物的著作,我认为也值得探讨。其一,古代地方人士著述,由于时代久远,存世稀少,征集困难,认真重点收集固然正确。但现代地方人士著述由于相对年代较近,存世较多,搜集也较容易,却不作认真收藏,则令人费解。今天垂手可得的文献,若不留意搜集,就会失之交臂,等到若干年代后变得稀有,再来作为重点搜集,其效果如何,不难想象。其实,地方人士著述的古与今,是相对的,随着时间推移,“今”也将变成“古”,作为肩负长期保存地方历史文献的图书馆,若仅将重点放在古代著述上,是缺乏一种长远的眼光。

其二,以知名度作为地方人士著述取舍的标准,也不无片面。诚然,著名人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大些,因而,他们的著述相对更富史料价值或学术价值。但是,具有史料价值或学术价值的地方人士著述,并非全部出自知名人物之笔。无名小辈写下颇具史料或学术价值的著述的情况,并不少见。更何况一个人的成名是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来判断的,若等到一个人成名时,才搜集其著述,那么他尚未成名时的有价值的著述往往因时间的推移而难以搜集,这样势必影响专藏的系统性和全面性。以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的广东作家作品专藏室为例,该专藏室做为广东地方文献的一部分,收藏了约4000种广东作家作品,其中大部分是近年出版的图书,但也有一部分是建国前出版的,这部分成了该专藏最珍贵的部分。例如欧阳山的《竹尺和铁锤》、《世界走得这样慢》、《莲蓉月》、《单眼虎》、《高乾大》、《饥寒人》,黄药眠的《桂林底撤退》,黄秋耘的《浮沉》、《二伯父恩仇记》,楼栖的《反刍集》、《鸳鸯子》等等,这些作品现在已难以再搜集,大多连作者自己都没保存,有的甚至已遗忘了。这些著述无疑是研究广东文学发展史和广东作家生平创作活动的重要史料。而这一切完全得益于该馆长期努力细致全面搜罗地方人士著述的做法。因为这些著作的作者在当时大多是尚未成名的文学青年,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已成了今天广东文坛的著名人物,如果我们等到今天才重视搜集他们的著述,那么时间稍早的版本,将无法找到,从而影响到专藏的系统性。

在论及“地方人士著述”的时候,还有两个问题必须加以注意:

第一,祖籍和客籍关系问题。这包括三种类型:其一,祖籍本地且居留本地者。这纯属本地地方人士,不必赘述。其二,祖籍外地但居留本地者。这些人祖籍外地,但长期在本地工作、生活,其活动与居留地的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影响直接,因而其著述也应视为“地方人士著述”认真收藏。如清代朴学家、两广总督阮元(江苏仪征人)、中山大学历史系著名教授陈寅恪(江西修水人)等。其三,祖籍本地但居留外地者。这些人长期生活在外地,一般来说与本地社会发展的关系不很直接,但从人物研究的角度考虑,其著述也有收藏的必要。例如,当代著名学者陈垣(史学家)、钟敬文(民俗学家)、陈原(语言学家)、梅益(出版家)等等,他们的著作对研究这些广东籍人物思想和活动十分重要。因此,对祖籍隶属本地而长期寓居外地的人士的著述,不可忽视。

第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著作关系问题。如上所述,地方人士著述能反映特定区域科学文化的发展水平以及地方人物思想、活动的脉络。而科学文化的发展水平,应既体现于社会科学方面的著述,也同样蕴存于自然科学的著作之中;地方人物应既包括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史学家……也应包括科学家。假如广东地方文献中没有邓植仪(土壤学家)、丁颖(水稻学家)、陈焕镛(植物学家)、沈鹏飞(林学家)、梁伯强(病理学家)等的著述,那么,研究近代广东省自然科学发展史以及这些近代广东杰出科学家的生平、学术思想将无从谈起。因此在搜集地方人士著述时,应避免注重社会科学,忽视自然科学的倾向。

最后,再就“地方人士著述”的搜集方法、步骤提出一点建议。毫无疑问,在地方文献搜集过程中,“地方人士著述”是最难把握的。因为,“地方出版物”可以从书的出版机构一目了然。同样,“地方史料”也比较容易从书的内容来判断。然而,“地方人士著述”除非是著名人物的著作,否则,很难一下子从书本上确定作者是否属地方人士。因此,应借助有关的艺文志、人物辞典、人名录、高校名录以及团体、学会名册等,建立一套比较完整、查检方便的地方人士档案检索系统,以便搜集“地方人士著述”时查该。此外 ,在搜集的步骤上,应在立足全面、系统的前提下,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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