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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实与进取——刘国钧先生创办国立西北图书馆的思想及其对西北地方文献工作的影响

时间:2007-5-25栏目:计算机信息技术


1 引言

抗日战争时期,东北、华北和东南沿海地区先后沦入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刚刚在我国兴起的图书馆事业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到严重的打击。国难当头,沦陷区的各种文化学术机关纷纷迁至作为战略大后方的西南、西北地区,大西北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因此出现了暂时的繁荣景象。为了配合大西北的各项建设计划,1942年国民党政府第三届国民参政会通过了创设第三个国家图书馆——国立西北图书馆的议案,并于1943年春成立筹备委员会。正值中年却已卓有建树声誉很高的刘国钧先生被聘任为筹委会主任。是年3月召开筹备会议,决定馆址设在西北的中心——兰州。

2 刘国钧先生创办国立西北图书馆的思想

刘国钧先生1920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后留校图书馆工作,1922年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留学, 1925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曾先后就任金陵大学图书馆主任兼教授、北平图书馆编纂部主任、中华图书馆协会秘书长等职。当建立国立西北图书馆的议案确定后,刘先生放弃已有的地位和比较优越的生活条件,勇敢地挑起了这份重任。这时的刘先生在图书馆学方面已建立了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体系,他立足于本国土壤,不断地引进西方图书馆学的理论与方法,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他渴望建立一个具有“近代图书馆学之精神,适用于一切使用图书馆者,以书籍为公有而公用之的图书馆”。创办国立西北图书馆的使命,使刘先生这一多年的愿望和理想得以实现。1943年9月他亲自研究制定了《国立西北图书馆筹备计划书》,首次提出了“西北地方文献”的概念,确定了西北图书馆的方针任务,使西北图书馆的工作建立在一切从西北五省的实际出发,对社会要产生效果的基础之上,用其独具特色的图书馆学理论指导西北图书馆的建设。1945年因经费困难,西北图书馆奉教育部命令暂行停办。不久抗日战争结束,大部分人都回到内地任职,而刘先生以高度的事业心和使命感,在复馆时,毅然又回到了艰苦的大西北,继续自己的事业,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把一座完整的图书馆交到了人民手中。

作为一名图书馆学理论家,求实和进取是刘先生创办国立西北图书馆的思想精髓,在短短的7年中,刘先生先后撰写了《筹备国立西北图书馆计划书》、《西北今后之图书教育》、《国立兰州图书馆与西北文化》、《中国文化之危机》等8篇文章,并结合社会需求和当时的国内外政治形势,举办各种富有教育意义的展览会和培训班,成立专业性的研究室,以西北五省为主要服务范围,努力把西北图书馆办成“西北文化问题的研究中心、西北建设事业的参考中心、西北图书教育的辅导中心”。从白手起家到建设出一所大西北的主要文献中心,在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写下了一段重要的篇章。

2.1西北主要的文献中心

刘国钧先生认为“图书馆是图书事业之一种,是有组织、有系统、有计划的庋藏宝库,是有规则、有方法、有步骤的推进文化的机构”。国立西北图书馆是一所国家兼具地方性的图书馆,刘先生为其制定的办馆方针是“保存文献,提高文化,促进学术,以增进人民之知识而协助政策之推行”。具体任务概括为:“一、配合开发西北之方针,汇集有关资料,以供学者及从事人员之研究。二、访求西北各省之文物古物,加以整理、保存与展览,以引起公众对西北文化之认识与爱好。三、采购各国最近学者名著,搜集各种杂志,以互借寄存方法,便利各学校员生之使用,而供学者之参考。四、采集境内如蒙、藏、回等各民族之著作,加以研究与翻译,以增进各民族之间之知识,而沟通各民族之感情。五、辅导各地方图书馆及其它社教机关,或指导其方法,或供给其图书,以图推进图书教育而提高民众程度。”

国立西北图书馆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它从一开始就区别于以往开放型的“公共藏书楼”式的传统模式,它要求图书馆不仅仅以搜集保存图书资料为己任,而且要改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在提供资料为学术研究服务的同时,还要辅助社会教育,除参考阅览为图书馆最低限度之必须工作外,还要进行研究工作,使图书资料真正为科研人员起“参考”、“佐证”的作用。

国立西北图书馆作为一所因当时社会需求而产生的图书馆,它的藏书则必须以配合西北的一切建设事业为原则,从而体现图书馆在文化、科学和经济发展中的实际价值。刘先生在当时“正值抗战时期经济较为艰困”的情况下,为尽可能合理使用经费,对藏书结构进行了整体性、综合性的安排,制定出馆藏的重点为:“一、极关重要之普通参考书;二、与开发西北有关之水利、交通、农林畜牧、卫生医药等重要科学著作;三、西北文献、地方志;四、国家基本名著;五、境内有关各民族之历史记载;六、不易购得之名著巨制;七、至于文学方面,暂以中文著作为先,西文次之,境内各民族之著作则随时购集之。”这一藏书结构的确立既经济又适用,首先围绕本馆制定中心任务,针对西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自然条件及民族特点,确立了以西北地方文献为特色的藏书体系,同时根据本地区建设的需求,积极搜集在科学、工农业生产等领域中出现的新理论、新科学、新技术学方面的著作,从而为国立西北图书馆成为西北主要的文献中心奠定了理论基础。

2· 2西北文化问题的研究中心、西北建设事业的参考中心

1947年刘先生在《国立兰州图书馆与西北文化》一文中指出:“建设西北首先须懂得西北的风土人情,山川乡镇,田地的瘠沃,矿藏的厚薄,以及向有文化,未来发展,才能达实效的。”因此,国立兰州图书馆“除一般图书馆所有工作之外,尤其应当注意下面三项特有任务:一、搜集西北文献:例如西北乡贤著述及其手足迹;西北地志及姓氏家谱;藏蒙维哈等文字之著作;其他有关西北问题之中外书籍。二、收罗西北出土之古物:陶器;汉简;碑石;金甲。三、编纂西北问题参考书目、西北问题论文索引、西北乡贤著述目录及西北学者著述表等”。“这三项任务,实在是急切需要,刻不容缓的工作。”为此,西北图书馆在筹备期间,于1944年5月就设立了以搜集研究并展览西北文物为目的的“西北文物研究室”,1948年8月又成立了“西北资料专室”,继续搜集有关西北地理、方志、报纸、杂志、善本、乡贤著述等资料,将馆藏西北资料集中于西北资料室,并派对西北文献有研究的人员担任编辑,负责编制“西北资料目录”,以供研究西北问题者参考。这个西北资料室就是今天我馆西北地方文献特藏室的开始。

刘先生认为要提高图书馆的效率,引起社会对图书馆的重视,发挥图书馆在社会文化、建设事业中的作用,图书馆的工作就不能只满足于答复读者的问讯,而应主动地去指导人,编制对读者有用的参考书目。1944年10月至1945年7月间,国立西北图书馆和当时的《西北日报》合作出版了《西北文化周刊》,介绍西北地区文化动态、西北研究资料,发表西北问题研究论文,以及介绍国内外图书馆界的发展动态与图书馆学学术论文等。为了更系统有效地指导读者研究西北问题,西北图书馆编制了《西北问题参考书目提要》、《西北问题论文索引》,以本馆馆藏为主,并借他处所藏而本馆未藏者补充,而且随时增添使其成为西北问题研究资料的联合索引。除此之外还编制了西北研究资料卡片1700余张,分期在《西北文化周刊》上加以介绍。1947年,国立兰州图书馆复馆后,在《甘肃民国日报》上开辟了《图书》半月刊专栏。1948年6月又编辑出版了《馆藏善本书目》,刘国钧先生认为“这种书目仿佛是夜间走路的灯光,引导我们走研究的路”。

在注重对西北地方文献收集、整理的同时,国立西北馆还特别注重新科学、新技术资料的介绍和引进工作, 1943年筹备期间就开设了“图书杂志影片室”,配有显微阅读机两架,放映国际文化资料供应委员会供给的国外新版学术杂志的缩微胶卷。为了做好图书宣传工作,还经常结合社会需求和国内外政治形势举办各种类型的图书展览会,及时向读者介绍自己的馆藏。新采购的图书杂志都尽先分类整理,陈列在阅览室内公开阅览。向社会揭示收藏的信息,为建设事业服务是国立西北馆工作的一部分。与此同时,积极参与到西北开发建设事业中去,是国立西北馆的另一主要的任务。1947年,与中国合作事业协会甘肃分会合办“合作参考室”。为配合当地的建设事业,又成立了“工程参考资料室”。西北图书馆利用一切机会和手段主动服务于社会,发挥图书馆的作用,它的最终目的不只是使自己成为西北地区主要的文献中心,而且是利用文献,使之成为西北文化问题的研究中心、建设事业的参考中心。

3 刘国钧先生的思想对西北地方文献工作的影响和启示

3.1西北地方文献工作多年来的成绩和现状

甘肃省图书馆是由解放前的省立兰州图书馆和国立兰州图书馆合并而成,距今已有80余年的建馆历史,自本世纪初建馆之日起,就非常重视征集各县志和乡贤遗著。到40年代,刘国钧先生创立国立西北图书馆,一切从西北地区的实际出发,“搜集西北文献,收罗西北文物,编纂西北问题参考书”,从而正式奠定了西北地方文献藏书建设的基础。也可以说,刘先生在西北图书馆界留下的除精神方面的遗产外,最具影响力的财富就是西北地方文献。自刘先生到今天,历任馆长都十分重视西北地方文献的搜集、开发和利用,西北地方文献工作也正是在刘先生办馆思想的影响下,一步步走向成熟与发展的。

甘肃是西北地区的中心,东出西联,对整个地区经济发展、文化交流,都具有枢纽的作用。我馆尽管是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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