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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定友论图书馆建设和地方文献的探讨

时间:2007-5-25栏目:计算机信息技术


研究一位学者的学术思想。其意义不仅在于对学者本人做出历史的和公正的评价,更重要的是探明他为本学科付出了哪些创造性的劳动,在哪些方面有了新的突破,社会实践的检验又证明了他的哪些观点是规律性的、有用的东西,而另一些观点是错误的假定,必须予以扬弃。从而把科学研究的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道理很简单,人不能老念“三字经”,科学研究也不能老从“0”开始。马克思的哲学如果不突破黑格尔、费尔巴哈的框框,那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了。

杜定友先生从二十年代开始,作为我国新图书馆运动倡导人之一,其在图书馆学上的成就是众所公认的。他对于图书馆学的阐述几乎涉及到所有各个方面,而以图书分类、编目和文献学的研究为最精、专。他的图书馆事业实践经验也是最丰富的。 杜先生的治学态度是实事求是的,他敢于标新立异,也敢于修正错误。时代的局限性和阶级的偏见,注定了解放前他的学术思想必然是属于资产阶级体系的,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从中找出一些“民主主义”的东西;解放后,杜先生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做学问的路子走错了,甚至走反了,于是自觉地、毫不含糊地、公开地作了自我批评,随即开始用马列主义的哲学思想来指导图书馆学的研究工作,并大胆地着手探索未来的图书分类法的构想。 如果有兴趣的话、翻翻杜先生当年的著作,我们就会发现,近几年来,我国图书馆界争论得比较热烈的一些问题,在杜著中也能够找到精辟的论点。这些论点,有的到现在还是一颗闪光的明珠,有的可以作为我们工作的佐证,有的则需要我们去发展、完善。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反复吧!

不过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更高水平上的反复就是了。

例如图书馆建设中的一些问题,就是这些论点之一。

图书馆是不是学术性的社会服务事业单位呢?过去和现在都有过争论。过去有人认为图书馆业务只是一种技术,谈不上学术。现在也还有人认为图书馆借书还书,认得书码就行了,用不上大学问。问题不在于拔苗助长地提高图书馆的社会地位,而在于:我国历代藏书楼主人多属通儒硕,到了信息社会的今天,以传递信息为职能的图书情报人员,反而毋须进入学术之林,胸无点墨,又如何克尽其为四化服务的职责呢?

三十七年前,杜先生在《广东文化中心之今昔》一文中,就认为广东省立图书馆应“集中全省学术团体,与图书配合,成立各种研究室,蔚为学术研究中心。”他并明确提出“图书馆为高级文化学术机关,地方史料之总汇”。一年后,他在《广东图书教育事业的展望》一文中,批判了以图书馆为普通阅书报室、学者的象牙之塔和机关衙门的点缀品,人有我有这三种错误思想之后,再一次肯定“图书馆是文化学术机关之一”“杜先生与旧社会的上层人士虽有过从,但他对于官僚军阀之摧残图书馆是深恶痛绝的。他一再谴责官老爷们“囱欲节省每月千余元之经费,竟将该馆停办……当局措置之荒谬,莫此为甚”。 “可是图书馆、博物馆既被踢在一旁、呻吟于极度贫乏病之下……”。抗战之后他对于那些此“劫收大员”们发接收财,甚至吞没善本、文物;而市场上又满街图书,以斤论价,更是十分痛心疾首的。

杜先生不但这样说了,而且这样做了。他在抗战前夕,临危受命,领导中山大学图书馆一再搬迁,抗战中又兼长省图书馆,致力于地方文献和藏书的建设,解放战争方炽,当事者离职去港;先生又兼长广州市馆,保存了祖国学术、文化遗产。 关于各类各级图书馆的专业分工和书刊采选重点,杜先生是这样说的:省立图书馆应着重本省文献,及省政参考资料,以实务研究为对象,以辅导各县市图书馆为主要任务;而县市图书馆,则以供应当地民众之参考阅览为主要任务。……至若各校图书馆,则以适应教学上之需要,及高深学术研究之参考为原则。(《广东图书教育事业的展望》)这与我国的现行体制,似尚吻合。

关于书刊采选原则,除上段所述外,杜先生在同文中还说了这么一段话:“关于藏书问题,各图书馆应注意内容类别,贵精不贵多、贵用不贵藏、在甲馆不甚适用,而为乙馆亟需的尤应互相交换,以尽其用:”可以说,这段话是切中目前我国图书馆藏书建设中的时弊的。

印度学者阮冈纳赞(S.R.Ranga-nathan)提出的图书馆规律中,第五条称:“图书馆是一个成长中的有机体”,故图书馆的藏书增长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目前我国各大图书馆由于种种原因,藏书增长过速,既无力同比例增加藏书空间,又无力即时分编消化,亦未交换或剔除复本,其结果是部分书刊压架,而隔年书刊又不得不捆扎,大大影响了书刊的利用和流通。

要想解决这个矛盾,就要采取措施。而在书刊采选方面,就必须考虑杜先生所提出的五项原则:(一)采选要有重点,确立馆藏特色。(二)贵精不贵多。(三)贵用不贵藏。藏而不用,何异藏石?(四)互相变换,剔除复本,以尽其用。(五)节约经费,复本率合理。

杜先全对于各项图书馆技术操作,是极力主张规范化、标准化的。他说:“分类、编目、排架等,各图书馆均应统一。……使全省各图书馆图书划一编号,以便出版联合总目,而利读者。至若编目之格式,用具之式样,世界各图书馆均有标准,不应各自为计,徒多分歧,增加读者检查上的麻烦。”

杜先生还主张:“各图书馆应取得密切联络,成立图书馆网。……对于现有图书,加以调整及交换。……要在分工合作,各有专精。”(《图书复员问题》) 杜先生对图书馆教育是非常热心的。他办图书馆学系,办讲习班,写文章、讲义,作学术报告,无非为培养专业人材。一旦学成,他就主张“学以致用”巩固专业思想,实行人材专业化。他说:“尤须训练专门技术人材,保其职业,厚其禄位,俾终身从事斯业,为国储才。”《图书复员问题》他还说:“故欲训练人材,尤应先健全人事制度。凡不合资格者,应一律罢免,然后可以登用专才,并保障其职位。”(《广东图书教育事业的展望》)。我们现在搞图书馆队伍建设、可供参考。

图书馆界最感兴趣的专题之一是杜先生关于地方文献的理论和实践。每一位到广东来的同行都愿意到省中山图书馆来看一看。的确,对省级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工作作过系统阐述的,恐怕杜先生要算第一人。

杜先生以广东为例,说明人人都热爱自己的家乡、热爱家乡的文化,因此“就要认识她,研究她,把她的优点,一一保存起来,发扬起来,光大起来:她如有缺点,一一改善起来……”(《广东文化与广东文献》)这会不会成了地方主义呢?不会,广东文化源于中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局部与全体的关系。研究地方文化,不但不是取代全民族文化,而且是后者的补充。事实上国家图书馆不可能搜罗无遗,如果每一地区性图书馆都拥有本地区较完整的文献,那整个民族文化的传递延续,发展演进,将得益非浅。

杜先生进而阐述了文化、文献与图书馆三者的关系,“一代文化,大部分保存于文献。……、而保存文献,为图书馆最重要的责任。(《广东文化与广东文献》)所以杜先生再度主持广东省图书馆时,都“以保存广东文献为主要职责,因而旁搜远绍,不遗余力。”抗战后又在本馆成立“广东文献特藏”,并积极参与广东省文献委员会的工作,解放前夕,还兼任广东文献馆馆长一职。

杜先生在《何以对后代》一文中强调了文化、知识的积累:“若是我们的祖先,不把他们的宝贵的经验,留给我们那么我们永远是初生之犊,和草木犬马样浑浑噩噩,还想乘飞机坐汽车吗?”没有过去的宇宙哲学,何来今日之原子弹?”

因而他反对把省级图书馆“当作一般图书馆看待,以为藏一些书,编一个目,公开阅览,也就尽了责任”。而不注意本省文献的搜集。他认为这是一种过错,因为“将来时过境迁,往事如烟,回忆前尘,又向谁追问?”(均见《广东文化与广东文献》)他对于当代文献的搜集、整理和保存特别的重视,他在《何以对后代》中说:“现实的文物不善为保存,必留待后人去发掘、去猜磨,岂不是故意恶作剧吗?”

杜先生对于那种轻视俗文学,认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他说:“以最通俗,最不被人重视的木鱼粤讴为例,……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别具风格,在本省语言文字上,创作尤多,而表现各时代各地方的人情风俗,民族思想,尤为难能可贵……到如今散失殆尽,追悔莫及,”(《广东文化与广东文献》)

至于征集地方文献的范围,杜先生认为应分为书报、图片两部分:

书报包括书本、杂志,日报。报告、册籍、表簿卷轴及其他有关本省的书刊。

图片则凡有关本省的图画、照片,碑志、拓片、档案、谱牒、传单、招帖、板片、唱片、影片及其他制作品均在搜集之列。

关于地方文献的藏书组织,杜先生以广东为例,历来主张分为三大类,即:广东史料、粤人著述(包括外省人在广东工作、生活过的“寓贤”)和广东出版物。为了便于读者检索,杜先生又于抗战后着手编制广东文献索引四种,即除前述三大类索引外,另编广东名人传目一种。此四项索引应逐年刊出,五年或十年汇刊一次,以供研究广东文献者使用。其后虽只有部分索引刊行,但卡片积累不少,而杜先生之设想亦可见一斑了。:

杜定友先生长广东省图书馆长达十五年之久,为本馆的广东文献专藏奠定了基础,到他调职不久的1956年,广东文献已达96,000件。此后,我们“萧规曹随”除“文革”十年之外,继续搜集、整理广东文献,舞统计,到1981年底,已积累了二万多种,18万余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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