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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方文献的发展历程

时间:2007-5-25栏目:计算机信息技术


摘要:我国地方文献源远流长,它主要经历了萌芽、创始、调整、完善、发展几个历史时期,每个时期都有不同内容和特点。这对探索地方文献发展规律,对开展地方文献工作与研究,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

作为信息资源组成部分的地方文献,它对区域经济与文化建设具有较大作用,受到人们的重视。然而,我国地方文献的产生与发展,也和其他事物一样。有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到多元,由雏形到完善的发展历程。它反映了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值得我们思考与探索。

l 地方文献的萌芽与产生

地方文献的产生,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我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保存了极为丰富的文化典籍。文献是人类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与总结,只有出现了文字,才能产生大量文献,现在公认我国最早的文字是殷商甲骨文,甲骨文也就是商代史官所使用和保管的文献。至于《论语》说夏代已有文献,因无实物可证,尚待考究。但《论语》有“文献不足,故也”句,首先提出了“文献”词语。因此,地方文献的产生:我们可以从《周官》(周礼)去考证。该书主要记载西周各种政治制度,并极为纤悉具体。内分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历史上许多名家对此书作过注解,如明人黄佐说:“保章之辨封域,春官统之;职方之图民物,夏官统之;司民之登版,秋官统之;匠人之援田,冬官统之。”[1] 这些不同职能的官吏,分别掌管“方、策、版、简”。如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其中“系”与“世”,它们是二回事,“系”指姓氏学,“世”指谱牒学,二者在中国历史发展都有极丰富的资料,并成为专门之学。据现代著名汉学家饶宗颐先生考证,中国之谱牒,远在三代已相当成熟。又如外史“掌四方之志”,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认为即诸候国之志书,如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梼》之类,是一国之史志。当时老聃为“周守藏室之吏”以及子夏等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家书”等,都属文献,而且从某一意义上说,乃具有地方文献的属性。所以,地方文献在周代已经存在。台湾学者鲁荡平、石钟先生等,都持此看法,如石先生认为:“地方文献,在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上,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周礼春官宗伯:‘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可见,我国最古保存历史文献的人,多为典守官府图籍之官,而此种图籍,即为各地方各时代之各种文献。”[2]鲁先生也认为地方文献“肇始于东周列国之季世”。[3]这些古代以地方史、地方志、谱牒、姓氏为主要内容的地方文献,由于时代久远而失传,但甲骨文记之确凿,仍可作为我们考察研究地方文献之滥觞。

2 地方文献的创始时期

这个时期地方文献内容比较简单、载体形式多为简帛,以官方文献为主。秦汉时,我国版图统一,经济得到一定的繁荣发展。汉武帝曾下令要求各地方官员把记载当地物产、贡赋和交通等资料随同“计书”上交太史保存。到成帝对,又命官吏整理了各地的风俗,由刘向汇总,将全国各行政区和分野进行了整理。后来兰台令史班固,便利用兰台所藏和刘向等所整理的资料,以郡国县道为纲,分别记述了各地的建置沿革、山川水泽、聚落关塞、户口物产、盐铁工商、风俗文化等内容,写成了《汉书·地理志》.可以说,班固的研究成果,主要来源和依据各地的地方文献。《隋书·经籍志》认为班固对地方文献的整理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于是“郡国之书,由是而作”。因此,梁启超认为,自汉以后,文献日益增多,大致可分为图经、政记、人物传、风土纪、古迹、谱碟、文纪等七种。这些无疑主要是地方文献。

魏晋南北朝对地方文献工作有所发展,最突出的是地记和谱牒文献盛行。地记最早出现于西汉,至西晋、南北朝盛极一时。它是方志的雏形,内容比较简略,除山川、疆域、古迹、人物、风土等外,神话和传说成份较多。据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统计,,地记在三国时仅有十四种,两晋达四十三种、南北朝增至五十种。可惜大部分地记佚亡无可考,其中尚存或后人辑录者,计有晋佚名氏《太康地记》、任日方《地记》、罗晗《湘中记》、盛弘之《荆州记》等。地记形式很多,如专记人物的有《京兆耆旧传》、《陈留耆旧传》、《广州先贤传》等;专记风土的有《临海风土记》、《交州异物志》、《南阳风俗记》等;专记古迹的有《洛阳伽兰记》等;专记道里的有《西京道里记》、《晋地道记》;专记城池的有《国都城记》、《三辅黄图》等;专记文征的有《江左文章记》等。此外,还有综合性的地记,如著名的顾启期《娄地记》、阮籍《宜阳记》、仁显《华阳记》、张渤《吴地记》、陆机《洛阳记》、谢灵运《永嘉记》、刘澄之《鄱阳记》、斐松之《广州记》以及王韶之《始兴记》等。

族谱是以家庭、家族或宗族的世系为主要内容的文献,它的起源可追溯远古,自从人类确立了“单偶婚”制(即一夫一妻制)后,便形成以母系或父系为中心的氏族或家族人群,而且在氏族、家族所处的社会地位中,婚姻,权力等都与姓氏、辈份有关。随着氏族社会的解体和国家的产生,王位与贵族封爵传子的世袭制的确立,特别是商末周初宗法制度的确立,人们对姓氏、世系的区分,更显严格和重要。战国时期的屈原,曾任楚国三闾大夫,“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记录了从禹至帝履癸(桀)的十四系门帝。先秦除王室盛行修谱外,民间大姓或贵族也修谱,但谱牒能流传至今的,仅为《大戴礼记》中的《帝系篇》和清泮林辑本《世本》,它体现了谱牒的“尊世系、辨昭穆、别贵贱、继世族”的传统功能。汉代族谱,见诸记载的有《扬雄家谱》、《邓氏官谱》和颖川太守卿氏《万姓谱》。魏晋南北朝谱的兴盛,是因为当时盛行“九品中正制”,形成了贵族等级鲜明的门阀士族制度,谱牒便成为门第的依据和身份的佐证,因此,推动了全国望族竞相修谱,形成了众多的谱牒文献。并涌现了毕生从事族谱纂修与谱学研究的学者,其中佼佼者为东晋贾弼及梁王僧孺,世称“贾氏谱学”和“王氏谱学”,成为我国著名的谱学世家。故宋郑樵《通志氏族略》篇说:“自隋唐以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谱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谱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于官;为考定详实,藏于秘阁,副在左户。若秘书有滥,则科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此迈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由此可见,当时谱学之盛和谱书之多。魏晋南北朝的谱学对隋唐以后各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数量繁多、继承性强、史料价值高的谱牒文献。我国现已着手编纂(公藏)《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约收录两万多条家谱款目,台湾学者李忠道近年推出《中华氏族姓氏源流族氏大全》,约集九千余姓,充分反映谱牒文献在地方文献的地位和作用。

3 地方文献的调整时期

隋唐以降,我国结束了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的局面,出现了政治和经济的昌盛时期。隋大业中,隋炀帝下令“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4]从而产生了《区宇图志》、《洛阳记》、《荆州记》、《诸郡物产土俗记》、《诸州图经集》等地方文献。而“图经”这种方志文献,在隋唐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规定各州郡每三年一次编造图经送职方(后改为五年一送),遇有山河改移等情况,则要随时报告。[5]这就为定期编方志和系统地积累地方文献,确定了制度,并为我国历史上首次出现大规模、有组织的官修志书,奠定了基础。此时图经遍及全国,数量甚多,既有只记一地的,也有综记全国的,其体例和内容比地记都有所发展。如地方性图经,隋代有《陈州图经》、《固安图经》、《隋州图经》等;唐代有《夷陵图经》、《京西京北图经》、《茶陵图经》、《岳州图经》、《邵阳图经》、《湘阴图经》、《润州图经》等,可惜这些志书,早已不复存在,现存最早的图经,只有十九世纪末在敦煌发现的唐代《沙州图经》和《西州图经》,但都被法国人掠去。据罗振玉考证,约编于唐开元天宝年间的《沙州图经》,从残卷内容看,除记载当地行政区划和机构外,对天象、干旱、渠泽、堰堤、驿道、县学、社坛、寺庙、古城、祥瑞、歌谣、古迹等,也有所记述,特别对水利、湖泊、城塞、驿道等方面,可补它书记载的不足。而编于唐乾元年间的《西州图经》,仅残存四十六行字;记述道路、窟寺院塔等,虽文字不多,但资料价值较大,故罗振玉曾赞叹:“此寥寥四十余行,而已有裨考古而此,若得全卷,所得当何如耶?”此外,还有唐赵元一《奉天录》、沈亚之《新城录》和罗隐《广陵妖乱志》等史书、白居易《洛中九老会》、殷王番《丹阳集》等郡邑艺文以及农书、医书等地方文献。同时,隋唐的统治者,已善于利用地方文献治理国家。如《隋书·经籍志》说:“昔者先王之化民也,以五方土地,风气所生、刚柔、轻重、饮食、衣服各有共性,不可迁变,是故疆理天下,物其土宜,知其利害,达其志而通其欲齐其政而修其教。故曰‘广谷大川导制,人居其间异俗’”。可见,古代封建统治者会审时度世,懂得利用地方文献,并通过收藏与研究,总结出经验教训,制订出新的统治政策。

在宋元四百多年中,有过兴衰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雕版印刷业的兴盛,有力地促进地方文献工作的开展。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第一、作为地方文献重要类型之一的地方志,到宋代,方志的名称、内容和体例已基本定型,并取代图经。内容篇目已超出地理范畴,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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