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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方文献的源流、发展及特点

时间:2007-5-25栏目:计算机信息技术


西北地方文献最基本的概念属性就是“西北”这一特定区域。而中华民族5000年的悠久历史在其每一发展过程中,无不与西北息息相关。相传,公元前十世纪,周穆玉就曾西巡今日新疆等地。秦一统后及汉、隋、唐三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始终以西北地区为中心。张骞通西域,开拓了丝绸之路,历经汉、唐两代的经营,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繁荣昌盛。元朝,大蒙古帝国势力远达东欧,西北又是其活动的重要区域。清代经康、雍、乾三帝的努力,疆域北至贝加尔湖,西北到巴尔喀什湖。晚清学者曾预言:西域不保,陕甘难存,陕甘不保,则华北及京城危矣!由此可见西北地区的重要性。亦有学者论证,当西北繁荣之时,正是中华民族兴盛之日。

到了本世纪五十年代,中央政府号召“开发大西北”,西北又一度成为新中国建设的一个热点,而今面二十一世纪,随着欧亚大陆桥的贯通,特别是中央政府作出了在世纪之交经济建设战略西移的决策,西北的崛起再度成为可能。

至于西北区域概念的形成,是在张骞通西域之后。由于汉、唐的政治经济中心在长安,陕甘为其直辖区,故而当时的西北区域,特指今新疆及葱岭以西之地。至南宋偏安,始称西夏及金人统治区为西北,自此西北的地域概念发生了变化。此后由于历史的发展和行政区划的更易,陕、甘、宁、青、新五省(区)所辖之地,遂成为今日西北区域的概念。这一概念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西北五省(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日趋紧密,并日益显示出一体化的功能。而记录西北地区发展历史的西北地方文献,在这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也日趋丰富。笔者试图就其源流、发展及特点作初步的分析。

一、西北地方文献的源流

笔者认为,西北地方文献最基本、最悠久的源流就是西北地方史志。

早在2800年以前,在镐京建都的西周,设“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史家认为这是我国方志的最早的源头之一。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现存西北方志793种,这些方志从整体上反映了西北五省(区)数千年来活动的人物、发生的事件,体现着西北地区文明的进程。

从两汉至南北朝时期的地记开始,西北地区现存的有《三秦记》、《西京杂志》、《西河记》、《沙州志》、《凉州记》、《三辅黄图》、《三辅决录》等。隋唐时期是方志发展的第一个高潮,编纂了许多以“图经”为主的方志。隋代的西北方志,《中国古方志考》仅录陕西二种即《京师录》和《雍州图经》,其余四省(区)今已无考。敦煌发现的唐代西北方志有《沙州都督府图经》、《沙州地境》、《西州图经》、《沙州地志》、《瓜州伊西残志》、《敦煌录》、《敦煌名族志》、《寿昌县地境》、《西凉录》、《后凉录》等。宋元时期是地方志完善和发展的重要时期。据统计这一时期西北所修方志,甘肃22种,陕西21种,而流存今日的仅4部。其中宋代2部,北宋宋敏求纂《长安志》二十卷,南宋程大昌纂《雍录》十卷;元代2部,李好文纂《[至正]长安图志》三卷、骆天骧纂《[元贞]类编长安志》十卷。明代西北方志的纂修进入昌盛时期。这一时期西北修志多少,已无从确切统计,现存明修方志,陕西54种,甘肃19种。尤其是出现了为学者称颂的所谓明代十大名志,康海《武功县志》、吕 木冉 《高陵县志》、乔世宁《耀州志》、赵时春《平凉府志》、胡缵宗《秦州志》、张光孝《华州志》、王九思《鄂县志》、刘璞《重修鄂县志》、孙丕杨《富平县志》、韩邦靖《朝邑县志》等。有清一代,西北五省(区)均编有志书,其中以康熙、乾隆、光绪三朝纂修的方志为多。据不完全统计,现存清代方志,陕西285种,甘肃156种,青海10种,宁夏19种,新疆80种。民国时期,政府曾数次通令各地纂修方志,西北共修志书计陕西62种、甘肃57种、宁夏8种、青海31种、新疆1种。

除西北地方志书外,笔者认为,西北地方文献的另一个源流,就是学术研究成果,最直接的即为清代的“西北舆地学”和民国的“边政学”的研究成果。

清代西北舆地学,是十八世纪期间,研究新疆地理的一个学派,随着国内政治形势和学术导向的发展,研究范围逐渐扩大到青海、西藏和蒙古,最后与蒙元史研究合流,形成清代后期一大学术潮流。这一方面是由于政府的重视、提倡,另一方面是由于乾嘉朴学考据风尚的盛行。清代西北舆地著作,从著作形式而言,一部分是清代学者的新著,以祁韵士《藩部要略》、张穆《蒙古游牧记》、徐松《西域水道记》和何秋涛《朔方备乘》等为代表性著作。另一部分是清代学者对先清西北地志著作所作的校证、考释和注疏,这类著作为数甚多。如何秋涛对《圣武亲征录》的校正,李文田、范寿金对《西游录》的注释和补阙,丁谦对《长春真人西游记》和《耀卿纪行》的地理考证等。“西北舆地学”的开创使对西北的研究进入了逐渐系统化的时期。对西北的历史地理、民族宗教、经济文化、中西交通等方面的研究都有巨大贡献。特别是我国西北疆域的研究,意义更加深远。从文献的记述到对文献的考证以及亲身亲历的调查研究,成就卓然。王国维先生曾列举20世纪初中国新兴五大学问,殷墟甲骨文;敦煌、吐鲁番、和田简犊;敦煌千佛洞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遗文。这五项中三项与西北有直接关系。清代的“西北舆地学”研究,到了民国时期,鉴于时势发展成“边政学”研究。当时的所谓“边政”,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为边疆政治,狭义为边疆行政。所谓边疆,一为政治意义的边疆,特指一国的国界或边界,亦即地理上的边疆;一为文化意义的边疆,特指国内语言、风俗、信仰、生活方式不同的边缘民族,亦即民族上的边疆。而“边政学”就是以政治学或人类学的观点研究关于边疆民族政治思想、事实、制度及行政的科学。它所涉及的学科层面较为广泛,诸如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史学、地理学以及其他有关国防的科学等等。据不完全统计,仅1941年1至5月发表的边事论文就有157篇之多,其中涉及西北的约有半数之强。此外,据1944年底的统计,自民国始所著仅有关青海的著作就有50余种。这一时期,由于“边政学”研究的倡导,对西北的研究已超越了社会科学的范畴,扩大到了自然科学,如经济地理、物产资源、地质矿产、土壤水利等领域的研究。从而极大地丰富了西北地方文献的文献源。

二、西北地方文献的发展

西北地方文献的汇集、发展及正式的图书馆西北地方文献工作开始于甘肃省图书馆。甘肃是西北地区中心所在地,东出西联,对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文化交流,起着枢纽作用。甘肃省图书馆建馆以来一直以西北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研究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早在1928年,我省著名的地方文献著述家张维先主任馆长之初,就曾呈请省政府教育厅征集各县县志以充实馆藏。此后历任馆长都曾呈请征集西北地方文献。真正确定西北地方文献工作理论基础和搜集、研究方向的是刘国钧先生,他曾明确提出:“国立兰州图书馆的目的,要做到西北文化问题的研究中心;西北建设事业的参考中心;西北图书教育的辅导中心。”并指定“汇集西北文献;搜罗西北文物;编纂西北问题参考书目”为其特有的三项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现代化建设更需要对西北进行全方位的综合调查研究。 1956年,国家把地方志工作列入了全国科学规划,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编纂新方志的热潮。这项工作由于政治原因,曾一度停滞。在进入八十年代后重新启动,各类新志书相继问世。而继“西北舆地学”、“边政学”的研究之后,有关西北的研究已形成了一个整体的西北学研究系统,特别是有关西北地区的历史、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宗教、语言、文字、音乐、舞蹈等等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国际意义。从甘肃地区社会科学机构的设置来看,西北学的研究也在逐步形成规模,如甘肃省敦煌研究院;甘肃社会科学研究院;兰州大学所设西北史地、敦煌学、西北开发综合研究所、西北人口研究所、西北经济研究室;西北师范学院所设西北历史研究所、汉简研究室、古籍整理研究所(以整理出版陇右文献为主);西北民族学院所设西北民族研究所等,共有38所研究所(室)从事西北学的研究。甘肃省图书馆的西北地方文献就是基于西北学的研究成果,逐步发展起来,并在时空意义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系统、连续记载西北地区自然和人文诸多信息的集合体。其概念范畴为:西北地区(西北五省区及其自然区划、历史沿革所涉及的特殊区域)相关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社会变革;自然资源、自然生态变化等内容有关的各种类型的文献载体。其收藏重点为敦煌学及其研究资料;汉简及其考释研究资料;中西交通史(包括丝绸之路研究)资料;西北民族宗教资料;西北地方史地研究资料;西北冰川冻土、沙漠治理资料;西北地方文物的研究考释资料。

据初步统计,截止1997年底,甘肃省图书馆藏西北地方文献共计14265种。在文献类型分布上,期刊和报纸的种数相对稳定,图书所占馆藏比例逐年递增。文献整体增长率稳定,1964年至1994年平均为5.04%,1995年至1997年平均为4.88%。从学科分布来看,其增长面相对集中,并呈现较为传统的继续、1964年至1994年,增长幅度列前三位的类目依次是舆图、宗教、史地;1995年至1997年增长幅度列前三位的类目依次是舆图、艺术、语言文字。文献地区分布格局基本为甘肃占50%,陕西、宁夏、青海、新疆及西北总论之和为50%。

三、西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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