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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文献考略

时间:2007-5-25栏目:计算机信息技术


摘 要 有关西藏的地方文献不多,本文择其要者加以考释,主要探讨文献形成背景、作者简况、版本源流、文献价值, 并对某些文献的讹误做了必要的订正。

关键词 西藏;地方文献;考略

中图分类号 K204.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2005)03—0131—07

唐代以来有关西藏地方状况的纪事、纪程、通志等汉语地方文献,数量不多。现存西藏地方文献,估计有30种左右,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刘元鼎所作《使吐蕃经见纪略》。元、明两代虽设立宣政院统辖吐蕃全境僧俗事务,政令、专使、边臣往来不断,但专门记载地方见闻的文献极少流传。从清初开始, 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更为密切,达赖、班禅喇嘛以及各呼图克图多次接受清朝皇帝封号,西藏僧俗行政要务直属中央。此后,朝贡关系的密切、驻藏官员的任免、军旅人士的往返、商贸流通的增加,使人员往来日趋频繁,纪事、纪程之作渐多,也开始有综合性的通志类地方文献问世。焦应旃所撰《藏程纪略》、吴廷伟《定藏纪程》、杜昌丁《藏行纪程》、佚名《西藏志》、松筠《卫藏通志》、黄沛翘《西藏图考》、陈观浔《西藏志》,就是其中比较著名者。虽然这些地方文献对藏学研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在传抄、流传过程中也偶尔出现作者歧误、内容归属不当、文字错讹、年代不清等问题,应当进行必要的考索、辨析。

根据前辈学者对上述问题已有的认识,结合有关西藏的历史文献和研究成果, 爰就平素读史所得,笔者对以上所列西藏地方文献的作者概况、成书背景、卷目内容和文献价值做一些初步的订正、梳理工作。一孔之见,未必精当,乞请方家教正。

一、刘元鼎《使吐蕃经见纪略》

刘元鼎,唐大理寺卿。穆宗长庆元年(821),吐蕃得知回鹘与唐和亲,乃遣使者尚绮力佗思来朝,要求会盟。唐王朝下诏许之。穆宗以大理寺卿刘元鼎为会盟使,右司郎中刘师老为副使,主持会盟仪式;诏令宰相与尚书右仆射韩皋、御使中丞牛僧儒、吏部尚书李绛、兵部尚书萧倪、户部尚书杨於陵、礼部尚书韦绶、太常卿赵宗儒、司农卿裴武、京兆尹柳公绰、右金吾将军郭镟同吐蕃礼部尚书、会盟使者论纳罗在京师西郊正式会盟,唐王朝批准了赞普拟订的盟约。穆宗长庆二年(822),吐蕃赞普再遣使者赵国章来长安,唐王朝决定派遣刘元鼎前往藏地。元鼎瑜成纪、武川,抵河广武梁,经龙支城,过石堡城,越赤岭,到达位于麋谷的赞普行在,会见赞普,并代表唐朝中央参加了有赞普主盟的会盟仪式.

刘元鼎这篇纪略,将他奉旨离京,前往吐蕃会盟,沿途所见所闻,与赞普及吐蕃大臣会盟的情况,做了翔实记述。例如,他描述河广武梁所见: “兰州地皆粳稻、桃李,榆柳岑蔚,户皆唐人。见使者麾盖夹观,至龙支城,耋老千人拜且泣,问天子安否?言顷从军没于此。” 这段记载对于研究唐代西北人口、垦殖、农作物情况,其史料价值自不待言。归途中所见西北山川,他也做了贴切记载:“元鼎腧湟水至龙泉谷西北,望杀俺川,哥舒翰故壁多在,湟水至潆谷,抵龙泉与河合,河之上流,繇洪济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狭,春可涉。秋夏乃胜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 曰紫山,直大羊同国,古所渭昆仑者也。夷日闷摩黎山。东场距长安五千里,河源其间,流澄缓下,稍合众流,色赤,行益远,它水并注则浊,故世举谓西戎地日河湟。” 这段史料对于研究唐代黄河上游地理状况,也有很高的价值。

二、焦应旃《藏程纪略》

焦应旃,清康熙五十年前后泾阳知县。康熙五十四年(1715),他奉命从军,为平定准噶尔叛乱的清军转运粮储,此次西征有4年之久。在此前后, 由于叛乱势力受挫, “潜行狡计,掠及藏地”,旋借达赖喇嘛病故,乘机拥立伪达赖喇嘛,向藏区窜扰。康熙帝特命抚远大将军、十四子允褪统领六师进剿,从西宁木鲁乌苏。同年又命平逆将军延信率师人藏,一方面遏止准噶尔西进之势,另一方面护送达仓赖喇嘛入藏,以收全胜之功。焦应旃“偕同事诸公奉调押运(军需)”,从康熙五十九年四月到康熙六十年五月的整整一年时间,经青藏高原入藏,抵达拉萨,又从康藏高原出藏, 由四川返回任所” 。焦应旃将这段“不必至而竟至之” 的“遐荒绝塞”, “不必见而竟见之” 的“荒诞险远” 生平意外经历记载下来,名之日《藏程纪略》。这篇纪略以写实见长,文笔生动细腻,引人入胜,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下面转述纪略有关北路经历的段落:

“庚子(康熙五十九年) 四月由西宁出关,走阿什汉水、日月山、哈什哈水、柴鸡口、工噶脑儿,以及夺洛、达巴等处”。这段途程昼夜温差极大, “赤日之下,雪雹时加,伏暑之中,严霜夜袭,天时地气之不同,盖与中原迥绝”。

经过两月余的艰苦跋涉,方至索力奔,然后过黄河,抵达星宿海:作者描述所见星宿海: “水面平阔无际,波澜不惊,上下无光,一波万顷。海中石山一座,相传山底有七孔,水从孔中进出,生平读山海经,览舆图记,渭‘河源’ 经出于此。” 由此前往亚喇塔夷、拜彦哈拉, “药草伤身. . 瘴疠弥毒,人畜中之,不一二日辄死,尸填道路,莫可胜计”。10天之内,焦应旃随行仆从已死去8人。七月二十一日,到达木鲁乌苏(即通天河,金沙江源头),在此与大军会合后,焦应旃仍奉命“押送牛羊,随大兵后以济军糈”。八月十一日起程,辗转藏北高原,抵达拉萨。

不久,焦应旃取道川藏驿路回署,历尽艰险、饱受冻馁, 九死一生,他回忆自己这段军旅生涯,感慨万千:“计余自丙申二月从军,至辛丑五月回署,六载于外,虽王事靡盛,劳瘁弗辞, 而以衰弱微驱,频年奔走,旦夕无休,宿露披霜,含饥忍冻,崎岖历尽,皮骨仅存,所幸以生还无恙者, 皆上苍默佑所致也。” 他57岁时(康熙六十年), “援笔以纪其略”,就是这篇《藏程纪略》。《藏程纪略》初见于和宁所刻的《西藏志》,后来又收入《卫藏通志》,是清王朝赴藏官员记述藏区经历最早的作品。焦应旃《藏程纪略》记述了自己在青海、西藏服务于军旅的艰难经历。因系亲身经历,足迹又遍及北路和东路驿道,其所记述藏区基本情况真实可信。

三、吴廷伟《定藏纪程》

吴廷伟,字端人,安徽隆阜县人。吴廷伟全州知府任满时,正当康熙帝晚年定藏之役发生,选拔能员随军办事,吴以知府职分随军督粮。一说认为,吴廷伟任全州知府时,都察院都御史张大有家人犯法,廷伟不予包庇,按律治罪, 张嫉恨之。藏事发生时,张大有遂乘机报复,推举吴廷伟随军前往绝域。

入藏之初,其随从人员14人,出藏归家,仅存3人。运粮1石,须运费20余两,而官费往往不足支付,督运1年,他个人赔累万金;又因路途异常艰苦,归来时腰背佝偻如弓,年余始愈。后升任甘肃道员,乾隆三年(1738)告归。吴廷伟回顾这段非同寻常的经历时,感慨万千:

“以上从西宁卫到藏往返通共计程一万三千二百三十三里。自康熙五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起程,六十年五月二十日事竣,计一年有余,其间忍饥受寒、劳瘁之状,笔难尽述。惟将风土奇异、山川险阻,及所产物件,略记大概,以备查考云尔。”

吴廷伟《定藏纪程》记事之周详细腻, 以木鲁乌苏附近的一段记述为例:

“共计六十五里至以可八罕兔儿哈兔果儿,顺河边走,过三道小河岔。又过两次兔儿哈兔河,水南流,好过。此河六七股水,不深。此一站路宽平,好走,从此无薪, 皆炊畜粪。计程五十里至兔儿哈兔河边库库赛,沿河顺山边走,过二道小河,路窄高低不等,好走,草甚好。计程六十里至兔儿哈兔河边鄂儿吉兔托灰,沿兔儿哈兔河顺山边走,过二道小河,此一站先走数里窄路,后俱宽平好走,草甚好。一带出野骡子,生相与家骡一般,毛片都是栗色,脖子、肚下俱有白毛,再无别样毛片者。” ’

值得注意的是,吴廷伟《定藏纪程》对当时布达拉宫的描述,揭开了这座壮丽辉煌的历史建筑的神秘面纱,让人们从作者的笔下看到了这座宫殿的真实情况:

“藏西里许,有一座山, 山上盖坐北向南大庙,乃达赖喇嘛所住。南边山下,圈山有城三门,东西南各一门,二三里,宽大,上山之路用石铺好,一丈宽,有栏马墙, 向东上去,山后有两条路,与前边路一般。此山上房子甚多,有千门万户,至顶九层,连接套盖, 由梯而上,路径逼人。墙地皆系石灰粉成,一片雪白,第八层楼锡瓦殿,第九层楼金瓦殿,西边有一金瓦殿, 内有金塔一座, 四丈余高,镶嵌多是珊瑚宝石之类。南北有银塔各四座,丈许高,佛像与中华喇嘛寺内一般,也有铜胎,有泥像,殿内柱子有花氆氇包裹,栅幔用花蟒缎结吊,窗格子雕刻甚精,画像巧细,不能尽述。”

对布达拉宫如此逼真细致的描述,在此之前,实不多见,其史料价值自不待言。

四、杜昌丁《藏行纪程》

杜昌丁,清代江苏松江府青浦县士人,为云贵总督蒋陈锡幕宾。康熙五十九年(1720) 庚子十二月,蒋陈锡因清廷谕令陕西、四川、云南三省会剿西藏时,贻误粮运,奉命进藏效力赎罪。当时,藏程险阻,生死难卜,被人们视为畏出境途,从者闻风散去。杜昌丁与蒋陈锡交谊笃厚,有知己之恩,不忍相负,“独以倚间之望,不能久稽,请以一载为期,送公出塞”。送蒋至雪岭才返归故里。往返途程,将近一年。杜昌丁回乡以后,遂将这段“万死一生” 的往事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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