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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经济与中国的比较优势

时间:2006-11-28栏目:电子商务论文

樊纲先生认为,我们的传统产业还没有发展,许多基础的东西还不具备,新经济的发展自然会因此而受到局限。为了避免受到“网络泡沫”带来的损失,中国在网络经济发展初期不要“跟着起哄”,而是等着发达国家先去"趟混水",然后我们再紧紧跟上,待下一轮技术进步时争取走到前沿去,以减少我们发展的风险成本。樊纲先生甚至还认为,中国的传统产业具有比较优势,还够我们的企业“吃上几十年”。樊纲先生的观点有待商榷。

第一,正如樊纲先生所言,中国目前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等传统经济上具有比较优势,不仅不应该放弃这些产业,而且应该通过制度创新等手段,大力发展这些产业。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西欧和日本,网络经济对传统经济的改造已经引起了深刻的变化,使传统经济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更新换代加快、劳动要素在生产中的地位日益下降。如果我们不致力于用信息技术来改造传统经济,中国的所谓比较优势很快将不复存在。

第二,比较优势理论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二战以后,人们更加看重的是动态的比较优势,而非静态的比较优势。根据静态比较优势理论,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将永远维持落后状态。根据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中国应积极寻找有可能在未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并集中国力予以大力推进。唯其如此,中国才有可能摆脱落后状态,在本世纪中叶成为具有中等发达水平的世界强国。50年代的日本,曾被认为在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但是,日本政府颇具眼光,顶住了各种压力,大力发展汽车产业,使日本在十年期间内成为世界汽车大国。东亚四小龙的成功,也是动态优势理论的杰出案例。大力发展网络经济,正是中国当前应该进行的战略抉择。

第三,中国的经济增长受到两大因素的制约,一是人均资源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二是采用了“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传统经济无法解决这两大难题。但是,运用网络技术,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最有效地配置资源,可以大大降低信息成本和生产经营成本,使市场规模迅速扩大、社会分工不断深化。而且,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从信息技术中获益更大。因为发展中国家的交易成本更高,网络技术带来的交易成本的降低也更加显著。这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使之由“粗放型”转化为“集约型”。这样一条富国富民之路,我们能轻易地将它弃之不顾吗?

第四,如果中国为了回避“网络泡沫”带来的损失,放慢了网络经济发展步伐的话,中国果然能利用所谓“后发优势”,待下一轮技术进步时再走到前沿去吗?这只能是一厢情愿罢了。当网络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已经结束,发达国家已经摸索出比较成熟的经验时,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又增加了一段距离。再要赶上去,难度就更大了,又怎么能侥幸“走到前沿”?再说,所谓“后发优势”,本是一个落后国家的无奈之说,是已经落后了而不得不采取的手段。没有哪个国家会主动停止努力,待自己大大落后了,再想办法赶上去。到那时,市场已被占领,差距已经拉大,技术转让的价码已经提高。那时付出的代价,已经是当初的不知多少倍。

第五,樊纲先生说得对,中国目前在发展网络经济上还受着诸多限制,如法律体系、配送体系、信用体系等都很不完善,人才和风险资本都非常短缺。周其仁先生的考虑更深入了一步。周先生认为,中国在网络经济发展上受到的最大制约,是制度上的障碍。“目前我国关于互联网经济缺乏清楚、明确和简明的规制框架,这是发展因特网经济的主要障碍。”

但是,我们能够因为网络经济的发展还存在着种种限制,就放弃努力吗?我认为,美国在网络经济上的国际领先地位,首先来自观念上的革命。无论是政府、国会,还是美国民众,都对新经济持欢迎态度,都对网络经济的革命性意义予以充分肯定。中国与美国目前的最大差距,其实还是观念上的差距,是对新经济认识程度上的差距,是对技术创新认同程度上的差距,是对经济风险认可程度上的差距。如果中国从政府到民众都对网络经济在观念上有了革命性的变化,由政府牵头,从制度创新开始,对发展网络经济的各种限制条件予以坚决、彻底的消除,中国的网络经济不是能发展得更快一些、盲目性不是能更少一些,付出的代价不是能更小一些吗?

网络经济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机会,是使中国彻底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迅速提高国际竞争力、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差距的极好机会。一旦失去,我们将追悔莫及。在历史上,中国已经失去了很多发展的良机。我们已经错过了两次产业革命,使中国由世界一流国家沦为经济、科学落后的国家。但是,那是由于社会制度所致。现在,我们不能再失去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大好机会了。否则,我们在21世纪不但会远远落后于美国、西欧,还会大大落后于韩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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