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重视普遍服务的另一个深层原因还在于网络产业的新经济属性。工业产品可以定位于少数人消费的市场，而网络价值与用户的平方成正比，因此它必须定位于大众市场。美国的铱星计划，新加坡的CDMA移动通信系统就是因为脱离大众市场而告失败。所以除了普遍服务基金制度之外，一个有远见的网络企业家也应该在可行条件下积极开拓大众市场，主动承担普遍服务的责任。

七、网络协同对经济搏弈论的挑战

    我国经济搏弈论者认为，经济学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因为每个人都以不同的社会角色为自身利益最大化参与竞争，一切经济政策和法律也都是各种力量维护各自利益的搏弈结果。

    如果以这种理论主导经济改革，整个国家将会变成一个大赌场，就看谁的赌技高超，胜者王侯败者寇，那里还有什么道德和公理！

    那么如何才能平衡这个社会呢，经济搏弈论认为一个重要平衡机制就是政府也作为搏弈一方，使这个特殊“经济人”的“利益”最大化。靠“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搏弈互动，逐步完善一个法制社会。也就是说，社会可以倡导人们自私自利，倡导人们去钻法律空子，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健全法制。

    那么靠这种搏弈互动究竟能不能完善一个法制社会呢？事实证明是不能的。因为法律属于正式约束，它只适用少量典型的矛盾和纠纷。而大量的经济或社会问题必须靠非正式约束（道德、公理和社会监督氛围）实现平衡。指望任何纠纷和冲突都诉诸法律，交易成本高得任何社会都难以承载。

   美国号称法制最健全的社会，但是法律条文越细，规定的越具体，就越给当事人（为了他自身的利益最大化）留下了更多钻空子的机会。不是有许多案件，由于利益一方重金买通资深律师，也可以翻云覆雨吗？

   我国有位资深学者曾经指出，中国人到美国留学，只学会了自然科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两种东西，如果美国社会只有科学加弱肉强食这两种精神，美国社会早就失衡了。美国社会还有第三种精神就是基督教的道德氛围，它对美国社会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

   试想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十多亿人口的社会，要靠法律去约束人们所有的经济行为，该有多大的社会交易成本。尤其是我国的弱势群体，贫民百姓受了委屈谁告得起状？如果社会提倡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利益而绞尽脑汁去搏弈，去沾对方的便宜，然后再让对方也变得“聪明”起来，我们的社会将只剩下假冒伪劣，坑蒙拐骗，谁都不敢相信谁。人类将陷入“一切人坑害一切人”的泥沼。

   其实自然规律并不是优胜劣汰，强者生存，而是顺胜逆汰，适者生存。恐龙可谓强大，只要它藐视自然规律就难逃灭绝命运。人类祖先何其瘿弱以至于被大猩猩赶出森林，但只要顺应自然规律、利用自然规律就可以转败为胜，最后主宰世界。

    人类对待自然环境已经走过了一条先破坏、后治理的弯路。在传统的盲目市场经济中，人们正在破坏人为环境。而要修复人为环境，可能要比修复自然环境更难。

    从现实观点看，法制经济确实是刚性有效的，道德规范则是苍白无力的，但是网络经济正在创造一个新的平台，他使得人们交易行为赫然网上。你遵纪守法、道德诚信，网络让你不再吃亏，你若是个阴一套、阳一套的卑鄙小人，网络让你无处藏身。也就是说，网络正在编织一个地球村，使大家在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环境中，快速形成一种你想活就必须先让别人活，你想活得好就必须先让别人活得好的一种刚性约束力机制。

八、自组织化对被组织化的挑战

   工业社会适合集中化的宝塔结构下的组织理念，也就是被组织理念。世界幽默大师卓别林主演的摩登时代电影，人被困在大机器上就是这种理念的生动体现。

    电信促进了工业时代的成熟，同时又孕育了信息时代的到来。如果说电话网仍然保留了工业经济的设计理念，比如分级交换，宝塔结构，集中控制，智能中心化，那么，以IP技术为核心的下一代网络必然走向无级交换，扁平结构，分布控制和智能边缘化。换句话说，未来支撑信息社会的是一种开放的、透明（光波）的网络和高智能的自组织化终端。

    技术结构决定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网络新经济正在把人类社会从集中化、被组织阶段推向分布化、自组织阶段。

    从世界范围看，国有大企业曾经在许多国家起到过重要历史作用。20世纪中叶以后，在国家资本主义影响下，许多欧洲国家和前苏联都扩大了这种国有经济成分。但是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国有企业的特点就是控制论基础上的被组织化经济，它比较适应大工业时代的生产力。进入20世纪80年代，现代股份制企业比国有企业表现出更具有自组织的活力，更适应社会化发展方向。

    网络产业实践也进一步证明，小私有企业和国有大企业都不再适合新兴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只有承认社会生产力更适应社会化所有、社会化管理的属性，我们才能真正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正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的：“生产力的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这种解决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而要实现这一点，只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經发展到

   我们必须树立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经济制度不可能回归自由主义，也不会重建国家垄断的辉煌。而是沿着“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832页）”的方向，进入一个代表新兴生产力的、崭新的网络经济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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