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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

时间:2007-4-2栏目:会计论文

一.问题的提出:金融体系的变化及其对货币政策的挑战
自7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金融创新、放松管制和金融全球化使得主要以美国为代表的工业国家资本市场发展日益深化与广化,传统的货币政策目标与操作体系面临着愈来愈多的挑战。过去20年来,各国中央银行虽然在控制商品与劳务的通货膨胀方面已经取得很大成效,但是对于资产价格的膨胀,却难有对策。实践上,早在1929年,纽约股市的暴跌即已导致美国和全世界经济进入长期严重的萧条;日本80年代末资产价格极度膨胀引发的“泡沫经济”对其经济造成了长期不利影响;[1]9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各国资产价格明显地偏离实体经济上涨的趋势更是引起了决策部门普遍担忧。[2]
同样的情形在20世纪80年代也在北欧国家(挪威、芬兰、瑞典)出现过。在挪威,银行贷款对GDP的比重从1984年的40%上升到88年的68%,资产价格急剧上升,同时投资与消费需求也显著上升。但是石油价格的暴跌引起了自二战以后最深刻的银行危机和经济衰退。在芬兰,1987年扩张性的预算导致大规模的信用扩张,银行贷款对GDP的比重从1984年的55%上升到1990年的90%。住房价格在1987年和1988年共上升了68%。1989年中央银行为了抑制信用扩张,提高利率和储备,再加上1990年、1991年与俄罗斯贸易下降,经济环境恶化,资产价格暴跌,政府不得不对银行予以救助,GDP收缩了7%。在瑞典80年代后期持续的信用扩张导致了房地产繁荣。1991年由于大量的是基于过度膨胀的资产价值,因此,众多银行遇到了困难,政府不得不干预,经济陷入衰退。
墨西哥提供了新兴国家资产价格膨胀相同的版本。墨西哥在90年代初期进行了银行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同时,取消了对商业银行的储备要求。Mishikin(1997)指出,银行向私人非金融企业的贷款占GDP的比重从80年代末期的10%急剧上升到1994年的40%。同一时期,股票价格急剧上升。1994年总统暗杀和农民起义引发了泡沫的崩溃,进而出现了银行与外汇危机,和严重的经济衰退。
在这种大量的历史案例背后,人们发现,随着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的深化和广化,金融创新使得金融机构功能分化,货币与其他金融资产界限日益模糊,货币供应量与实际经济变量失去了稳定的联系,很多学者者感觉到传统的货币政策理论需要寻找新的微观基础,正在酝酿着新的突破。
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和物价水平的影响有多种途径。根据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理论,这种影响主要是借助利率变量,影响消费和投资。但是,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变化,金融资产存量的增加,货币政策也可能通过对资产价格的影响,进而影响消费和投资,具体的途径如改变财富总量,改变借贷成本,以及各经济单位的资产负债状况。金融体系已经和正在发生的变革对货币政策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同时也非常难以操作和预测。尤其是金融资产对实际经济活动的比重,可交易金融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重持续增加,这些资产对利率、经济增长等变量的预期反应更加敏感。
在中国,90年代以来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以及居民资产结构中有价证券份额的持续增加,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资金联系加强,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划分面临新的检讨;而且,造成这种变化的基础力量(金融的国际联系、信息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金融创新和制度变革等)还在加强,已经并将继续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提出同样的挑战。

下面我们首先通过主要发达国家家庭资产结构的变化来看金融市场规模的增长。[3]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的金融市场无论在规模还是范围上都有显著的增长。例如,从1985年到1998年,主要的OECD国家中,未清偿的信用和股权总值对GDP之比,从150左右上升到250左右。(P. Mylonas etc. 2000,)
图表1 主要工业化国家金融市场趋势(年末值,占GDP百分比)
银行对私人非银行部门信贷 私人部门国内债务证券 股票市场市值
198519951998 199019951998 198519951998
美国686469 505671 5282123
日本99118118 333040 58172257
德国93103118 394253 212248
法国768780 413933 123265
英国47116120 161728 62119169
意大利515860 2263231 101846
加拿大687988 9914 416194
G10758486 394252 446798

资料来源:IM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BIS International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Stock Exchanges.转引自P. Mylonas etc. 2000,p.15。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尽管银行信贷在大多数国家中还是主要的融资来源,但是确实存在着资金从银行贷款向各种证券(包括贷款的证券化,尤其是银行的抵押贷款)的转移。这体现在金融财富从银行存款向机构投资者和直接持有债券与股权的转移,这种变化在美国尤其明显。因此,具有流动性和可交易的金融资产在GDP和金融资产总量中的比重明显上升,其结果是总财富中的一个很大比重对一般市场变化和价格变化更加敏感。
从家庭资产负债表看,OECD各国(除日本)净财富相当于个人可支配收入的4-6倍,而且在90年代有所上升。家庭负债则相当于个人可支配收入的1倍左右。因此,家庭金融资产与负债的比大约为3-5倍。非金融企业的净值与GDP的比重在大多数国家都较低。但是企业的金融资产(不包括自有股权的价值)与GDP相比是上升的。
过去20多年中,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较为成功地控制住了通货膨胀,经济学家都同意物价稳定是宏观经济稳定和持续增长的前提,但是这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必然保证。随着金融结构的变化,金融资产存量的累积对货币政策提出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资产价格的定价基础是什么?资产价格的变动是否应该、而且能够得到控制?第二,货币政策需要经由许多中间环节才能最终影响实体经济,在这一过程中,资产价格对消费和投资的影响如何?第三,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是维持币值稳定,但是传统的衡量通货膨胀压力的指标所包含的判别经济总量的信息已逐步丧失,因此是否需要将资产价格的变化纳入通涨指标?[4]
迄今为止,对资本市场与货币政策的研究主要是一些货币政策机构,例如,BIS1998年组织过两次专题研讨,并出版了论文集;美国联储Kansas1998年年会将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关系作为三大议题之一;日本中央央行鉴于“泡沫”时期的教训,也有一些探讨。但是学术界正式的研究还比较缺乏,既有的研究成果大多还处在工作论文与讨论论文形态上。笔者近年来在德国与日本的访问研究过程中,以及与这一领域的领先学者[5]的交流中感觉到,虽然大家均认为资本市场的发展对货币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但是在这些国家中,这一问题的研究严格说来

并没有展开。所幸的是,一些著名的经济学者,例如伦敦经济学院的C. Goodhart,普林斯顿大学的B. Bernanke, 纽约大学的M. Gertler,以及沃顿商学院的F. Allen,Gale等学者开始积极在这一领域进行探索。我国学者中,钱小安(1998),苟文均(2001)有论文进行过初步探讨;下面对既有的研究作简要归纳并分析这一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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