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过大，1981-199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20.1-39.8％，而这一比重接近或超过30％的1985年、1986年、1987年、1998年、1992年和1993年，都在当年或次年引发较高的通货膨胀。所以，我国现行宏观经济管理政策的重任在于如何有效地控制投资需要膨胀。如果说我国这种低公债――收入比率不利于投资需求的话，可能还是件好事；与其说不利于经济增长，不如说有利于经济稳定。（2）就我国目前的公债规模来说，公债――收入比率提高是否不利于经济增长，还不能从根本上确定。因为，我国公债――收入比率的提高，是在公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起步阶段出现的。在公债发行初期，公债余额必然呈累积趋势。况且，理论上所说的公债――收入比率的提高会对经济增长不利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公债――收入比率提高的负作用是指在一定水平上的公债一收入比率的提高，这一边际水平在不同国家或一国不同发展阶段是不同的。比如，在工农业化国家，公债――收入比率的边际水平可能是40％，发展中国家可能是20％。如果不超过这一水平，公债――收入比率的提高可能无防经济增长。因此，我国公债――收入比率在10％以下的水平上提高，不会对经济增长造成危害。

此外，著名经济学家多马在研究公债负担与国民收入的关系时指出，只要国民收入按一定比率持续增长，公债――收入比率就会收敛于一定值，公债余额的绝对增加实际上不会给公众带来任何负担，对经济增长也不会产生严重影响[3]。

第二，我国发行的公债基本上属于减税公债，而且减税的对象主要是企业所得税，而降低企业所得税的减税公债融资促进了经济增长。我们首先从国有企业的留利水平来看，自1978年以来，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制度进行了多次改革，基本上是以减税让利开道，1978-1991年间的国有企业留利额年均递增33.5％（见表2），而这期间公债余额年均递增也近33％，这两个比率如此接近难道是偶然巧合吗？实际上，我们走的是一条以公债连年发行来支撑财政上减税让利的改革道路[4]。其次再从税制改革内容来看，企业所得税制完善是税制改革的主要内容。1994年实行新税制后，不仅国有企业所得税、集体企业所得税、私营企业所得税合并成为统一的企业所得税，而且，更重要的是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大幅度降低。国有企业所得税的税率由原来的55％降低至33％，同时，对当年应纳税额在3-10万元和3万元以下的利润低或规模小的企业纳税人分别减按27％和18％的低税率征收。再次，从企业所得税收入的增长率与企业留利额增长率的比较来看，1978-1991年间的国有企业留利额年均递增33.5％，而1985-1991年的国营企业所得税（包括国营企业调节税）收入年平均增长率是0.19％，1985-1995年年平均增长2.76％；与此同时，国营企业所得税收入占总税收收入的比率从1985年的29.2％下降到1995年的12.58％，平均每年降低1.6个百分点[5]。最后，从债务收入增长率、债务收入与财政收入比率来看，1979年我国内外债务年度收入为35.31亿元，1995年达到1549.76亿元，年均增长28.58％；与此同时，债务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率从1979年的3.08％上升到1995年的24.83％，年均提高大约1.4个百分点[6]。由此可见，十几年来，在我国企业所得税的相对重要性明显降低，而债务收入的相对重要性迅速提高的情况下，我们否认不了这种状况对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所做出的贡献。

表2 国有企业留利水平 （亿，％） 年度/项目 1978 1980 1982 1984 1986 1988 1990 1991 留利额 27.5 144.0 216.1 355.7 489.3 700.6 539.8 555.4 留利率 3.7 21.5 34.2 45.1 49.6 55.6 86.7 65.3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1年有关数据计算而得。

第三，我国的公债融资基本上是用于增加政府投资支出。公债融资的基本用途是弥补财政赤字，我国历年财政赤字产生的原因虽然很多，但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用于经济建设支出特别是各项投资的支出过度增加。这类支出不仅在预算时就留有缺口，而且在预算执行过程中还往往超支，造成决算的经济建设（投资）支出又超出预算，这一缺口都是由公债融资弥补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我国十八年的公债融资与公债政策促进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这只是从宏观角度进行分析得到的结论，并不能说公债规模越大越好，也不认能为我国公债融资结构和公债政策是完全合理的。此外，我们没有分析公债融资的资金来源、公债融资的公共投资效率等问题，这些方面无疑也会影响经济增长。

[1] 参阅郭庆旺、赵志耘，《实现最优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论》，《财政研究》1994年第4期，第2-9页，藤田晴：《财政政策的理论》1966年，（日）劲草书房。

[2] 黄源、董生强：《关于我国通货膨胀的分析》，《财经问题研究》1995年第9期，第11-12页。

[3] 有关多马负债模型的推导与分析，请参阅郭庆旺、三好慎一郎、赵志耘：《财政赤字经济分析》，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6-238页。

[4] 高培勇：《国债运行机制研究》，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页。

[5] 这些数字是作者根据《中国财政统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45页和《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版，第228页有关数据计算而得。

[6] 这些数字是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版，第223页和第244页有关数据计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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