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吸引外资和那些在海外发行股票、债券或者从事国际贸易的企业而言是一项相当有益的事情，所以，我国将从会计标准的国际化中受益。比如，早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为了吸引外资，借鉴国际会计惯例制定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消减了外资进入中国在商业语言沟通上的障碍，为外资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实际上就体现了会计标准国际化给我们所带来的好处。

同样地，会计标准的国际化对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国家，也会带来好处，这也是这些年各发达国家积极推动会计标准国际化的重要原因，如英国、德国、法国等国一方面积极推动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和发展，另一方面努力争取本国会计标准与国际会计准则之间的协调。但是，这其中，美国的例子却特殊而又耐人寻味。多年来，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一直致力于制定自己独立的会计标准，一直认为美国的会计标准是世界上最好的会计标准，所以不认可国际会计准则的地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持相同观点，它要求所有外国公司如果要到美国证券市场上上市融资，就必须按照美国的会计标准编制财务报告，而不是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因此，可以这么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国与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一直处于“对立”局面，美国对国际会计准则的态度是消极的。直至1995年，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和证券委员会国际组织签订了一个“使国际会计准则形成一个会计准则核心体系”的协作计划，启动对已发布国际会计准则的全面修订，希望将修订后的核心会计准则在证券委员会国际组织的支持下，在全球范围内使用，当时，美国对国际会计准则仍然没有信心，美国证券委员会国际组织和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对该计划的态度仍然是不以为然。但是，1996年之后，美国的态度却突然发生了变化。原因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公司在按照美国会计标准编制财务报告、以争取在美国证券市场上上市融资时，鉴于美国会计标准是目前世界上技术最复杂、要求最高的会计标准，所以需要作大量的报表调整工作，从而增加了这些公司的筹资成本。这一做法的深层影响是它可能会削弱美国资本市场的吸引力和竞争优势，导致许多公司畏惧其“门槛”较高而转向欧洲证券市场或者日本、新加坡、香港等证券市场上市融资，从而损及美国利益。为了维护美国的利益，美国固守其会计标准的态度开始松动。1996年，美国国会要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报告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进展情况，并希望其成功制定出一套国际公认的会计标准，供计划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使用。当年10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经过与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对话后，发表了一个有条件“支持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制定适用于跨国股票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所用的会计标准”的声明，这里所指的“有条件”，即要求国际会计准则的质量必须符合以下三个条件：（1）准则必须包括一套核心的会计公告，它们可以构成全面和公认的会计基础；（2）准则必须是高质量的，它们能够导致可比性、透明度和提供充分的信息披露；（3）准则必须严格地加以解释和应用。随后，美国证监会前主席艾瑟·利维特又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美国支持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制定高质量的、符合前述三个条件的国际性准则。显然，美国从不认可国际会计准则到支持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制定一套全球通用的、高质量的会计标准，在态度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态度上的转变，实际上是美国的利益驱动所致，因为，建立全球通用的会计标准，促进会计标准的国际化，符合美国的利益。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会计标准的国际化实际上是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利益驱动的结果，我国也是如此。

以上讨论的只是会计标准国际化背后所反映的利益关系的一个层面，其另一个层面则是，谁在这场会计标准国际化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谁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利益之争将决定会计标准国际化的发展方向，认识这一点对于我国会计标准的制定十分重要。

既然美国准备接纳国际会计准则，那么这个国际会计准则由谁来制定，其内容是更多地体现美国（或者英国等其他发达国家）会计标准的精神，还是体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国际会计准则的内容更多地体现的是英美国家会计标准的精神，那么，英美国家在这场会计标准国际化的运动中将大受其益，因为其本国的会计标准与国际会计准则之间调整的差异将很小；相反，广大发展中国家将需要耗费大量的成本去实现其本国会计标准与国际会计准则之间的协调，这样，尽管这些国家将从会计标准国际化进程中受益，但是，在该进程中所发生的大量改革成本和风险也将主要由这些国家来承担。如果国际会计准则的内容更多地体现的是发展中国家的要求，那么，毫无疑问，对于发展中国家是有利的，改革的成本和风险也将小得多。显然，谁能够在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中占据主导，谁就得利，会计标准的国际化将是一场利益之争。

1998年，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开始计划重组，其目的便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重组计划最后于1999年11月获得通过，2001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遗憾的是，新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改组方案是在美国的主导下完成的，体现了美国的利益；在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改组之前的16个理事中，尚有4个理事（马来西亚1个席位、墨西哥1个席位、南非和津巴布韦1个席位、印度和斯里兰卡1个席位）代表着发展中国家，但是改组后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理事会（共14个席位）中只有南非一个发展中国家拥有1个席位，大部分席位为英美国家所有（占了7个席位），发展中国家声音微弱。即使是为了广泛听取世界各国对国际会计准则制定的意见和建议而成立的国际会计准则咨询委员会，在其总共49个席位中，美国就占了10席。所以，可以预料，国际会计准则将更多地体现英美国家会计标准的特点和内容，向国际会计准则靠拢与向英美国家会计标准靠拢在本质上将不会有多大差别。从这个角度讲，在会计标准国际化进程中，如果全球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会计标准均一味地向国际会计标准或者英美等国会计标准靠拢，那么会计标准国际化的改革成本实际上便由这些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承担了，而英美等国家不仅没有或者很少发生改革成本，反而充分享受了会计标准国际化的收益，由此可见，会计标准的国际化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其背后的实质实际上是各国的利益之争，新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改组的结果实际上也是各国利益之争的结果，发展中国家在其中面临比较被动的局面。

所以，在我国的会计标准建设过程中，我们既要看到会计标准国际化的趋势和益处，又要保持清醒的认识和冷静的头脑。如果我们不切实际地、一味地向某个国家的会计标准或者不顾条件地向国际会计标准靠拢，可能会牺牲我们的利益，或者说得不偿失。现在有这样一种主张，说我国会计标准的建设直接照搬美国的会计标准或者国际会计准则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另起炉灶；会计标准的国际化就是英国化、美国化等等。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有失偏颇的，没有认识到会计标准国际化背后的实质。如果我国的会计标准在其国际化进程中，片面地向美国会计标准或者国际会计准则靠拢，这就意味着我国企业需要花费大量的编制成本以使其编制的财务报告与美国会计标准或者国际会计准则的要求相一致，我国财务报告的使用者需要花费大量的学习成本来读懂这些会计信息，而美国的会计信息提供者和使用者却不会发生这些成本，美国的注册会计师也可以凭借着其对美国会计标准应用上的专业特长和职业技能，直接在全球范围内执业，而其他国家（包括我国）的会计信息使用者或者注册会计师则要为此付出较大的代价。

我国尚处在转轨经济的特殊背景下，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和完善的监管机制尚未建立起来，如果我们操之过急，片面追求我国会计标准的英美化或者国际化，尽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我国企业对外融资的成本或者对外贸易的成本，但是，有可能会出现与我国转轨经济环境不相适应的情况，导致会计信息出现混乱或者失控，由此所产生的改革成本和风险将是巨大的，对此我们需要有充分的认识。

三、在会计标准的国际化大潮中，我国一直以积极的姿态促进中国会计标准的国际协调

尽管在会计标准的国际化进程中，有可能会出现得不偿失的情况，但是，会计标准的国际化毕竟是大势所趋，潮流所向，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只要我们把握好分寸、利弊和节奏，我们就可以平稳、有效地实现我国会计标准的国际化。所以，多年来，我们一直以积极的姿态来促进中国会计的国际化，在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这一点我们一直没有动摇过。并且在各个方面，抓住一切时机和机会，适时、有效地推进我国会计的国际化进程。比如，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为了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财政部于1983年3月和4月分别制定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试行草案）》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试行草案）》；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不久，财政部又及时地推出了《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为我国国内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和到香港上市H股、发行外资股等铺平了道路，也为党中央、国务院于1994年正式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好了准备。与此同时，为了推进我国会计的国际化，我们在理论准备、人员培训、对外交流等方面也作了大量工作，比如：

（一）自1981年起就开始在中国会计学会的《会计研究》上翻译、介绍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颁布的各项会计准则；2000年还在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和有关专家的努力下，出版了《国际会计准则2000年》的官方中文译本，这也是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在世界范围内唯一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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