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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对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启示

时间:2007-1-18栏目:社工论文

会议交流论文(一般参加者)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对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启示
问延安1 孙智伟2
(1、漳州师范学院历史系
2、漳州师范学院教务处)


[摘要] 如何实现中国社会工作在理念、过程、理论和方法等方面的本土化呢?在向西方和港台地区社会工作发展模式借鉴、学习、交流的同时,我们一直未关注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工作中寻找启示。本文主要从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中,就三个方面谈谈其对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启示。

[关键词]梁漱溟 乡村建设 社会工作本土化

引言
梁漱溟先生被称为“最后的儒家”。在人们的脑海里,梁漱溟先生有四种形象,哲学思想家、乡村建设运动领袖、政治上的中间派,以及50年代知名的受害者(艾恺,1996:1)。但梁漱溟先生一直以“我不是学问家而是实干家”自居,他的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在当时中国的救国方案中独树一帜。他很少“坐而论道”,提倡关注社会问题,一有所悟便去力行。
对梁漱溟先生的乡建思想和实践做过程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梁漱溟先生和他的追随者更像乡村的社会工作者,他的乡村建设实践中贯穿着一套助人模式。目前,学术界也有人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崔效辉在《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切入点:农村社会工作》一文 中,明确提出了乡村建设运动也是一场本土化色彩浓厚的中国社会工作探索运动。我们在本文中拟从理念、过程和方法这三个层面来明确这种认识。
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体现的助人模式理念建立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乡约精神——“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患难相恤”之上(梁漱溟先生对乡约精神进行了符合时代需要的改造),通过在乡村基层重建文化,村民实现自救,也即是达到“助人自助”的目标。梁漱溟先生认为,“总言之,救济乡村便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至于创造新文化,那便是乡村建设的真意义所在。”(梁漱溟,1989:611)从具体的过程来看,乡村建设以乡农学校为主,通过教育使农民自觉,让农民自己去建设乡村自治、乡村自卫、乡村教育、农业改良、农村金融、合作组织培育、乡村卫生事业以及风俗改良等方面,从而解决农村的社会问题。从方法上,其以小范围的乡村为起点,采用乡农学校的组织形式。一方面使农民习惯并适应团体生活,另一方面,引进西方科学的知识方法。“但怎样才能把知识方法学进来?这就要靠乡村组织做到‘使内地乡村社会与外面世界相交通’这一点”(梁漱溟,1989:646)。以此改变乡村贫困问题,把乡约中消极的互助精神改变为积极的团体救助政策。总之,从理念、过程、方法来看,梁先生的乡建思想和实践“蕴涵着一种生长于本土的,与其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以及文化传统相适应的有效的、制度化的助人模式” 。(王思斌,2001:57)按照王思斌教授的定义,我们可称之为本土性乡村社会工作。而这一点,目前学界并未有人进行深入的探讨,特别是将其同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联系起来。
有关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研究,从理论的角度,有的学者对社会工作本土化和本土性社会工作的概念作比较,并对我国内地的本土性社会工作做理想类型的划分,如王思斌教授将助人系统分为“民间系统”和“政府系统”(王思斌,2001:58)。从实践的角度,有些学者深切探论社会工作中国化的重要性、具体途径和成功经验,如从社会工作教学基地的建设方面谈对西方社工精神移植中国本土的重要性(李洪涛,1996:23-24);还有从上海市社会工作的实务为例,提出中国社会工作实现本土化的必然途径应注重政府主导下的社区社会工作发展,并以社会发展为主题(张昱,2004:8-12)。此外,也有通过对不同文化中妇女自我概念的实证研究,探讨中国本土化社会工作特别是妇女社会工作的发展路径(刘梦,2001:28)。但我们认为这些对本土化的讨论偏重于现状和展望,而没有很好的反思社会工作在我国独特的历史过程。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中,的确蕴涵着一套中国社会工作的助人模式,目前我们在思考和探索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道路时,反观这段历史对我们是极其有意义的,也是十分必要的。本文的目的是重温梁漱溟先生乡村建设的思想和实践,来谈它对当前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启示。

启示一: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念:个人道德——社会和谐
梁漱溟所著的《东西方文化和哲学》中体现出来的哲学思想是乡村建设理论的哲学基础。1931年梁漱溟在山东建立了“乡村建设研究院”。该研究院设立的宗旨是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解决当时的社会实际问题。即是“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为此,他通过建立能够沟通调和中西文化的乡村组织,引导农民通过自身努力创造新的道德风尚和规范,利用合作生产,相互救助,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梁漱溟先生清楚的认识到西方的理念与中国精神的不同,主张通过调和二者来构建新的团体理论。他说,“我们中国现在所急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团体组织,就是要往团体组织里去变;而求得团体组织之道,在中国是必须发挥伦理关系,发挥义务观念。换句话说,就是必须以中国的老道理为根本精神。恰巧现在西洋的团体组织之道也正在那里变:由‘权利观念’变为‘义务观念’,这样一来,便与我们相合了。”(梁漱溟,1989:665)可见梁漱溟的乡村社会工作的哲学基础便有了传统的儒家理念和西方团体主义精神调和的味道。
相比较而言,我国当前的社会工作者虽认识到西方社会工作的哲学基础(主要是来源于新教伦理、费边主义和西方中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在我国2 0多年的社会工作实践中,鲜有学者明确提出我国社会工作发展应有的哲学基础,对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念模糊不清。以至于有学者断言:中国社会工作发展了20多年,进展缓慢,现在看来,正是因为我们提出了所谓的社会工作本土化,导致我们走了弯路。
但我们认为,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走了弯路是事实,不过本土化本身没有错,错在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很好的回答本土化的基本问题,如哲学基础和理念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们对本土化的理解不清。崔效辉在《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切入点:农村社会工作》一文中指出,所谓本土化就是在立足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的基础上,把来自国外的社工理论、方法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有机结合起来,使这种结合后的社工理论、方法能够有效地服务中国的社会。我们认为其中还有一个更基础的结合问题——西方社工理念同中国的本土理念的结合。大陆的社会工作研究者和实践者,似乎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一直忽视了这个问题。在强调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同时,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这样一些问题:作为救助、矫治和发展的中国社会工作有哲学基础做支撑吗?如果没有解决理念问题,社会工作职业化在我国发展下去会不会导致功利化?换言之,没有适合本土社会的社会救助理念,一味注重移植西方社会工作的理论和方法,向西方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职业化发展,最后我们会不会面临这样一种困境:社会工作本身被方法异化、社会工作者本身变得功利化。笔者之一曾在一次全国社会工作师资培训班上,听到一位学员谈他对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看法,他的大意是如果是他的小孩,绝不会让他学社会工作专业,理由很简单,“父母平均花费5-6万元培养自己的孩子读这样的专业出来,去从事社区工作,工资报酬、社会地位那么低,岂不是浪费。

”当时在座的闻者对他的说法多表示附和。可见,对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念,我们这些从事第一线教学研究的社会工作者还未能明确,提专业化、职业化是不是太早了?或者说这样的专业化、职业化后的中国社会工作还是社会工作吗?同时,对自发的民间救助团体也无法进行高度的整合。
结合以上分析,我们的确面临着一个困境:如何确立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念?其实梁漱溟先生在他展开乡村社会工作之前,也面临同我们一样的困境,不过梁先生明确了乡村建设、乡村社会工作的理念,这对于我国的社会工作本土化是很有启示意义的。我们尝试着认为,中国社会工作的理念要既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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