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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体制转轨的动态过程

时间:2007-1-30栏目:社会学论文

近年来,中国的国有企业严重亏损,债务/资产比高达80%以上,欠银行的坏债越来越多;而国家银行由于本身一直不是真正的商业银行,一直以支持国有企业为其政治任务,相应的不良债权越来越多,自己也进入了亏损的阶段。结果,当"坏债"累积到难以为继的水平时,便出现了"银行惜贷"、"信贷萎缩"、"通货紧缩"的情况,使经济的正常增长受到影响。国企改革、银行体制改革和政府改革虽然叫了多年,但时至今日,仍然困难重重,显然不会在短期内彻底完成。
    正因如此,国内外的许多经济学家和投资者对中国改革与增长前景的怀疑不断加重:中国的银行坏债问题比东南亚各国更加严重,中国问题严重的是国有企业,而其他国家无论政府如何保护,还是私人企业,而银行坏债和企业效率低下使东南亚各国陷入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国会不会不久也会陷入危机,使经济陷于萧条、经济增长陷于停顿?中国能否继续通过"渐进式改革"逐步走出当前的困境而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这些问题似乎成了世界所关注的焦点。
    这些问题必须从一些基本经济关系出发系统地加以回答。本文就试图从经济的"体制结构"和"体制风险"的角度,对以上的问题作一些理论和实证的分析。经济能否持续增长,还取决于许多其他的因素,本文分析的只是"体制"这一个因素的作用。
    一、 渐进改革与经济的"体制结构"
    1.1 渐进式改革与国有企业地位的改变 "渐进式改革"的特点,不在于其"慢",而在于最先实行的改革,不是立即取消旧体制,而是在暂不触动旧体制的情况下,先发展"新体制",然后随着经济结构的改变,逐步改革旧体制。
    中国过去20年,渐进式改革的主要成就,就在于发展起了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非国有经济",包括外资合资企业、私人企业、个体劳动、股份公司、合作经济以及合种形式的集体经济(主要是以社区所有制为特征的乡镇企业)。到1997年,这个非国有经济部门已经创造出70%以上的工业总产值,65%的GDP,95%以上的新增长就业和80%的经济增长(见表1)。
    而这就意味着,无论国有企业无效率的问题多么严重,尽管它仍占用着70%以上的银行信贷资源,但在工业总产值中它的贡献率已不足30%,对GDP的贡献率不到4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到20%。也就是说,国有部门问题再严重,它从统计上说只关系到20-30%的经济收入与经济增长。只要占70-80%的非国有经济仍能增长并越来越发展、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中国经济就仍然能够成长。
    这里的第一个政策含义就是:要想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必须着眼于发展非国有经济。在这个方面,我们在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对历史遗留下来的产权不明问题的清理、平等竞争与产业准入、金融业非国有机构的发展等许多方面,都还大有文章可作。比如在当前我们若能通过发展非国有银行和银行业的竞争,将金融资源更多地从国有部门转向非国有部门,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我们就能因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这种因改革带来的增长,是我们当前首先要思考的问题。
    以上分析的另一个含义是:要判断中国经济是否还能持续增长,不仅要观察国有部门的状态,还要观察非国有经济发展的趋势,观察两个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的变化。
    1.2 经济的"体制结构"
    我们现在就来将一个处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经济分为两大部门,国有部门S和非国有部门N;将它们所创造的国民总产值之间的比重,定义为"经济的体制结构",用J表示。
 
    J0 指的是在任一初始时点上(我们可以理解为改革初期)经济的体制结构。在中国改革初期,这一指数大约为900%(90 / 10)左右,而现在按工业总产值算约为35%(26/74)(见表1)。最近几年按工业产值计算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一直以每年高于2个百分点的速度增加(见图3)。 体制改革的原因是因为旧体制的效率较低而新体制的效率较高。我们假定效率的差别在长期内体现在各部门的增长率的差别上。正因如此,非国有部门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才能不断地加大。定义gs为国有部门的增长率,gn 为非国有部门的增长率,
 
    此式的含义为:无论经济结构的初始状态(J0)如何,即无论开始时非国有经济多么弱小,只要非国有经济的效率及增长率比国有部门高,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将趋于缩小。J趋于0,不意味着国有部门在绝对量上不增长,只是相对地缩小,而且,J 在现实中并不一定就趋于0,而是趋于一个比较小的"均衡值",也就是国有部门仍在经济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只不过这个均衡比例即使在将来也会随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地变化。
这一动态关系式看上去很简单 ,但对于我们理解体制转轨的过程及其性质,以及我们在改革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改革进程的各种后果,具有重要的意义。
    1.3 "不改革"或"简单过渡"的可能性
    公式(1)提出了一个可能性,即"不改国企的可能性":只要gs<gs,我们就可以集中精力发展新部门、新体制(并不断改善、规范它,不断克服它本身存在的问题),我们就可以不去考虑改革旧部门、旧体制,而"让时间去解决问题"。
如果这个"可能性"还有点太抽象的话,上述推理至少提出了这样一种改革的可能性:由于gn>gs ,当非国有部门提供的"剩余收入"足够大时,我们就可以用这一部分收入将旧体制内的"职工"全部"养起来",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完成旧体制的消亡过程。
    在德国,人们事实上就是这么做的:在东德经济解体的过程中,原有的企业基本被解体,同时用西德的"剩余收入",把东德的职工养起来(失业补贴);如此持续20-30年后,原东德遗留下来的问题将不复存在。在我国的一些沿海地区,由于国有部门所占比重已经很小,非国有经济又发展较快,当地的人们往往会选择对国企"不改革",而只是不再扩大国有企业,不再雇佣新的工人,把原有的企业或职工,通过"补贴"(包括以银行贷款形式发生的补贴)养起来,等待过一段较长时间后问题本身逐步淡化、消亡。
    这种"养起来"的作法,实际上也是改革--改了体制,但把人养起来。这可以说是一种痛苦较小,因而改革阻力较小的改革。人总是要养起来的,一切补贴(包括事实上用作补贴的"坏债")的合理性就在于此。但合理性的界限在于:只能养人,而不能养制度--最好是直接补贴给"下岗职工",而不要再补贴企业,通过让企业继续生产而"养人",那样不仅会耗费更多的资源,而且还会使制度得不到改革,使对企业的补贴越来越大。这就是政府增大对下岗职工的补贴而缩小对企业

的补贴的作法的合理性所在。
    我们称这种通过把人养起来实现改革的作法为"简单过渡"。
    "简单过渡"在现实中的不可行性在于:"把人养起来",也就是使人们处于失业的状态,这在心理上、政治上是难以被接受的。就业不仅意味着"挣工资",而且意味着人的价值与尊严的实现;对原国有企业职工来说,还意味着"社会地位"。因此,至少人们会通过各种政治斗争力求使国家去"养企业"从而维持"冗员的就业",而不是简单地在企业之外"养人"。而这正是我们在后面将要分析的对国有部门的补贴会不断增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结构改变与国有部门改革条件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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