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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兴未艾的跨学科研究——新世纪文化变革中的中国体育文化

时间:2007-1-31栏目:新闻传媒学论文

前 言
    
     当代中国对体育文化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个大转折的时代,“每当社会发展和社会思想处于大转变的关头,所有的一切思想和学术研究便被转换为文化研究,因为文化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总体性的研究和最基础的研究深度” 。
     在世纪之交,全球体育的发展越来越呈现出“一体化、多元化”的趋势,这里的“一体”指的是诸如奥林匹克运动会之类的全球性体育盛会,“多元”则是每个国家/民族体育各自的特色。近年来,愈来愈多的学者们试图从文化学的视角探索体育与文化的关系,更深层次地认识千差万别的体育现象,如体育道德、体育行为、体育风尚、体育精神、体育价值等。这些与体育有关的文化现象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关系密切,个人的体育价值的实现更是关系到全民健身的有效实施。因而,从文化学的视野运用社会、历史的方法来研究体育既是社会转型的要求,也是体育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笔者在对体育文化的观察和研究中发现,当前关于中国体育文化的研究已经在许多相关领域中展开了讨论,但是研究者们对于体育文化研究的对象、方法及理论体系的构建等问题存在着较多不同的学术观点,不少地方仍处于模糊的边缘状态。更主要的是,对于这一研究的整体现状还缺少较为准确的把握,为了穿过这些纷繁的现象,透视中国的体育文化研究,本文在“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CJFD)中选取1994年以来关于与体育文化相关的研究文章作为量化分析的文本,在历史回顾与观点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体育文化研究现状进行归纳总结。在肯定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找出当前中国体育文化研究存在的不足,希望能够对我国体育文化研究的发展有所帮助。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已成为一个跨学科、跨地域的交叉研究的重要领域。随着全球化浪潮的不断推进,高新科技特别是信息与媒体技术得到巨大的发展,世界经济、政治一体化的格局已然显现。在这一背景之下,文化的发展日益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族认识到本民族的文化对于自身繁衍生息的重大意义。许多学者断定未来世界的竞争将演变为“文化力的竞争” 。
    
     第一节 文化学研究与中国体育学研究的对接
    
     中国正处于历时性转折的重要时刻,社会文化也发生着重大的变革,这一宏观的社会语境对各个社会学科的文化理论与研究实践提出了新的迫切要求。作为文理兼容的一个研究领域,体育学自然面临着如何应对当代文化变革的新课题。本节试图从文化及文化研究的态势入手,分析文化学与体育学对接即体育文化研究的学科背景。
    
     一、我们该如何理解“文化”
     至于“文化”的概念,至今仍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一个难题。在著名的泰勒定义 之后,众多不同的文化定义相继提出,据不完全统计至今已有200多种。
     中国古籍中的“文化”一词最早见于《周礼》“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西汉刘向的《说苑》中也有“文化不改,然后加诛”的话,主要指文治教化,与“武功”相对应。在西方,“文化”一词主要源自拉丁语的“Cultura”,意思是“与自然存在的事物相对的,通过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出来的事物” 。
     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概念肇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康德、席勒和黑格尔都各自从道德、美学及哲学领域对文化进行过理性的思索,但关于真正明确的“文化”定义,所有的研究者都会不约而同的引用19世纪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B•Taylor)的提法:“文化是一种复杂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从社会上习得的能力与习惯。”
     其实,泰勒定义是一种狭义的文化定义,它侧重于将文化定义在上层建筑的范畴之类。而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所说的:“文化者,人类心能锁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 则是对中国学术界中影响较大的“大文化”即广义的文化定义。
     泰勒与梁启超的定义分别从描述与归纳两个角度对文化的内涵进行了界定,细想一下,文化其实无所不包,只要是与“人”相关的事物,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可以划归文化的范畴。这里,我们可以借用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张岱年的一段话进行简明的阐释:“文化或文明,是人类努力创造的结果之总和。由自然的演化而有人类,人类与自然之间却又存在矛盾。人类为了维持和提高其生活,必与自然斗争。在这斗争过程中,便逐渐创造了文化。斗争必由劳动,且必由集体的劳动,斗争的结果便改造了自然,同时亦改变了人类自身。”
     本文倾向于赞同《中国文化概论••绪论》中的定义:“凡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的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都属于文化”,换言之,“自然的人化”即文化。
    
     二、体育学研究与文化学研究相互对接的学科背景
     在知识经济的现代发展中,具有五千年辉煌历史的中华文化恰恰是我国最为丰富和独特的资源之一,日渐融入世界文化格局的中国文化也处在转折的历史关口。总结、概括、研究当前的文化转型,对于未来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现实与学科意义。随着学术界对文化资源的配置与盘活问题的深入探讨,中国的文化研究也相应地呈现出以下态势:
     一方面,文化研究逐渐发展为跨学科的研究,许多边缘学科应运而生。以往的人文社会科学受到西方近代学科分类的影响,分工分科过细,各学科之间壁垒森严;文化研究要求打破各学科之间的固有界限,甚至打破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界限,进行综合研究、交叉研究和比较研究,这既是文化研究本身的需要,也为学术语言的丰富开辟了道路。
     另一方面,文化研究也在努力改变先前的纯理论化、思辩化的研究,追求实证化、社会化乃至量化的方式,突破学理层面的反复论争,将自然科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引入社会科学。
    
     上述态势影响着众多学科的研究格局与研究实践,体育学自然也在其中。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体育科学偏重于运用生物科学理论(主要是人体生理学、人体解剖学)和教育学理论来研究体育运动。前者属于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后者虽属于社会科学研究范围,但视角过于狭窄和单一。把现代体育仅仅视为一种教育现象,已经落后于时代和体育运动的现实,无法深刻全面的对种种现象和相关问题做出科学的解释。
     随着体育运动与体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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