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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启蒙说”与中国现代化——纪念侯外庐先生百年诞辰

时间:2007-1-31栏目:经典名著赏析论文

蓟下烽烟笔仗雄,胸悬北斗气如虹(注:“蓟下”指北平:“烽烟……”指20世纪30年  代侯外老与李达老、吕振羽等在社会史论战与反文化围剿的斗争中,因胸怀北斗,所以  意气如虹。)。
  洞观古史知难产,发掘新芽续启蒙(注:“洞观”、“难产”句,指侯外老对“亚细亚  生产方式”的独特解释,阐明中国古代的“维新”道路延至近代的“难产”。“发掘”  句,发掘早期启蒙是为了继志前驱,加速现代启蒙。侯外老一生笔仗,都在开辟中国现  代化的特殊道路。)。
  细案船山昭学脉,钟情四梦寄幽衷。
  百年风雨神州路,永记前驱播火功。
  为纪念侯外庐先生(1903~1987)百年诞辰,小诗致颂,辞难达意。
  侯外老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对中国史学的诸多领  域都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20世纪30年代在北平,40年代在重庆,他以学者兼战士的  “红色教授”身份,在反击当时国内外反动思潮的斗争中,笔剑纵横,敢破敢立,功绩  卓著。解放后,他对新中国史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材培养,尤其是“中国思想通史”的拓  荒耕耘,更是成果辉煌,学林共仰。侯外老以其“通古今之变”的中国社会史观,提出  “周秦之际”与“明清之际”(两个之际)的社会转型期,揭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  特点,并以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统合研究,提出并论证了中国特有的“早期启蒙说”以及  中国近现代化的“难产说”,卓然成为一代学术宗师。在国际上,他被看做是“世界一  级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论者”和“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历史科学的少数高水准理论家  之一”。在国内,他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中的一面光辉旗帜。
  但是,在已经过去的20世纪,他的学术思想在大部分的时间里却被人们视为不合时宜  。20世纪30~40年代,苏俄、日本所谓新史学以及国内新理学、新心学、新国史诸派风  行学界,他不合时宜;20世纪50~70年代,他的思想又受到“左派”理论家的排斥,甚  至被视为“异端”,依然是不合时宜;90年代至今,中国特色的后现代主义流行国中,  “消解启蒙心态”的声音仿佛成了主流学术话语,他的思想同样是不合时宜。
  然而,正是这“不合时宜”,凸显了执著追求真理的学术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侯外老  始终在那变幻无常的政治风雨中保持着对于真理的“韧的追求”,保持着一个创造性的  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活力,他以独树一帜的理论建树和不肯曲学阿世的崇高人格,赢得  了一切以追求真理为最高价值的学者们的拳拳服膺和衷心敬仰。侯外老的著作,哺育了  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史学研究者。如今,虽然不少随波逐流的人们漠视侯外庐先生的学说  ,虽然他的“早期启蒙说”成了摩登的后现代派学者们消解的对象,但我们仍然在此庄  严地宣称:我们自愿继承侯门学脉,自愿接着侯外老的启蒙说往下讲。
      一
  启蒙,是15世纪以来世界历史的主题。启蒙的核心是“人的重新发现”,是确立关于  人的尊严、人的权利和自由的人类普遍价值的公理,特别是确认每一个人都有公开地自  由地运用其理性的权利,并且以人道主义原则为人类社会至高无上的原则和普世伦理的  底线,反对任何形态的人的异化。在世界范围内,这一历史进程至今也没有完结。启蒙  与反启蒙,人道与反人道,始终在各种五光十色的思想旗号下进行着激烈的抗衡和交锋  。
  侯外老的“早期启蒙说”,确立于他在抗战期间写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一书,  该书于1945年由重庆三友书店出版,1947年改名为《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由上海生活  书店再版。50年代中期,又将其中从明末到鸦片战争前的部分单独修订成书,改名为《  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列为他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的第五卷。1959年,侯外庐先  生又发表了《王廷相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李贽的进步思想》(与邱汉生先生合作)  、《十六世纪中国的进步的哲学思潮概述》等文章,将早期启蒙思潮的产生上推到16世  纪的中叶(明朝嘉靖年间)。1960年问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的第21~27章,  写的就是16世纪的中国思想。完整地理解侯外庐先生的观点,中国的“近世”或“近代  ”的上限当断于16世纪,而早期启蒙思想史,也当从16世纪开始,而不是从17世纪开始  。
  “早期启蒙说”的提出,是中国史研究领域的一大发现,一大创见,具有十分重大的  学术价值。
  第一,它为我们提供了16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生历史性异动的大量第一手材  料,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的拓荒之作。
  科学地论定16~19世纪中国社会时代思潮的性质,以及这一时代思潮与同时段的西方  思潮是否具有本质上相通的可比性,首先并不是一个理论思辨的问题,而是一个科学实  证的问题,一个需要拿证据、不是拿个别的偶然的证据、而是大量的具有普遍必然性的  证据的问题。
  侯外老在《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自序》中说:“本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仅‘朴实  ’二字。”他是从大量无可置疑的第一手资料出发,从精读原著、精研每一个个案入手  ,来作通观全体之研究,从而作出“启蒙”性质的论断的。他研究得最精深的是王船山  ,作《船山学案》;由此下行,精研各时段思想界的代表人物,集个案研究而成宏篇巨  帙,遂有从王船山至王国维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和从  王船山至龚自珍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然后又从王船山向上追溯,精研王艮、何  心隐、李贽、王廷相、罗钦顺、吕坤及东林学派诸个案,肯定这一时期的进步思想已开  17世纪启蒙思潮之先河。
  “早期启蒙说”决非有意抬高古人学说的价值,而是以严格的科学研究的态度所得出  的结论。对于以个人的好恶去肆意抬高古人、以古人的学说与西欧近代思想作牵强附会  之比较者,侯外老表示了坚决反对的态度。他曾经列举了学界的种种错误倾向而予

以批  评,指出:“有因爱好某一学派而个人是非其间者;有以古人名词术语而附会于现代科  学为能事者;有以思想形式之接近而比拟西欧学说从而夸张中国文化者;有以历史发展  的社会成分,轻易为古人描画脸谱者;有以研究重点不同,执其一偏而概论全盘思想发  展的脉络者;有以主观主张而托古以为重言者。凡此皆失科学研究之态度。”(注:侯  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自序》。)侯外老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是极力避免他所  批评和反对的以上错误倾向的。他的结论是从材料中得来,而不是先预设一些原则,然  后再去寻找材料,所以他才说他的研究方法“仅‘朴实’二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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