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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象的政治判定与潜在的文化冲突

时间:2007-1-31栏目:文学评论论文

建国十七年文学批评中存在一个现象,那就是作家们严格遵循第一次文代会确立的新 中国文艺创作总方针,满怀虔诚与热诚倾情写作,力图为新中国文学尽一份绵薄之力, 且其作品也常常得到读者与文艺界广泛的好评。但随后气候突变,严厉的批判文章铺天 盖地而来,批评者从主题、人物、情节乃至细节条分缕析,运用强有力的政治术语和令 人生畏的政治评判,给予作品程度不同的批判,有些甚至是全面的否定。比较突出的例 子有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对萧也牧创作倾向的批判、对《战斗到明天》(白刃) 、《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碧野)、《红豆》(宗璞)、《在悬崖上》(邓友梅)、《小巷 深处》(陆文夫)、《西苑草》(刘绍棠)等小说的批判。当时,即使得到了从读者到权威 文艺理论机构比较一致肯定的杨沫的《青春之歌》,也未逃脱被严厉批评的命运;倍受 推崇的政治抒情诗,譬如郭小川的《望星空》,也遭到了苛刻的指责。时至今日,历史 已做出了公正的结论,上述被批判作品都载入当代文学史册,有些作品还被重新结集出 版。当年的批评者有的还对那段历史进行了反思与自省。譬如批判过萧也牧的康濯先生 在1979年5月为《萧也牧作品选》作的序言《斗争生活的篇章》里写到:“当时有的文 章不实事求是的一顿批评,不顾总的倾向而全部予以否定,甚至还波及作者其他作品” ,“我个人那一次也不实事求是地写了文章批评萧也牧,这更是我近年来早在引以为训 ,感到难过,深有自咎的。”[1]
  回顾十七年的文学批评史,类似上述文学批评的现象何以如此频繁、普遍、持久地发 生,从而造成了我国当代文学事业不小的也是不应有的损失?笔者认为,除了今天文艺 界公认的政治上的因素以外,不同文化背景下构成的文化心理冲突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 问题。
  一、文化冲突在审美选择上的反映
  在谈论这个问题之前,可以先把被认为是显示了十七年创作实绩的小说作品排列出来 ,从而得到一个明确的参照系数:《创业史》、《三里湾》、《保卫延安》、《红旗谱 》、《红日》、《青春之歌》、《山乡巨变》、《林海雪原》、《红岩》、《苦斗》、 《苦菜花》、《上海的早晨》、《风雷》、《艳阳天》、《风雪之夜》、《我的第一个 上级》、《黎明的河边》、《李双双小传》、《党费》、《百合花》、《谁是奇迹的创 造者》[2]。这二十部作品中农村题材的有十部,军事题材涉及到农民的有两部(《黎明 的河边》、《百合花》)。从上述数字与比例看,以农村生活为题材,以农民为小说主 人公,着力展示农民的命运、意愿、欲望,是十七年文学创作的主要方向,也是这一时 期文学作品的显著特征。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其内在的规律,中国一直是个农业大国,时 至今日仍然如此。从五四新文学到新时期文学,以农民生活为创作母题而取得骄人成就 的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可以列出一长串的名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中国农民 构成了革命的主体力量,为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表现他们的命运、业 绩、愿望和感情,是新中国文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革命过程中无数人的奋斗与牺牲, 革命胜利后的喜悦与生活,也为作家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十七年的文学作品以农 村生活、农民命运为题材的作品占主要的篇幅,是符合社会生活逻辑规律和文学发展规 律的。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表现什么”与“如何表现”是艺术创作两个不同的审美范畴,同一审美 客体运用不同的价值评价会创造出审美内涵迥异的艺术意象。在十七年以农村生活为题 材、以农民为主人公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普遍的审美观念:农民的思想是 先进的,理想是远大的,品质是纯洁的,道德是高尚的,情趣是健康的,甚至体格都是 强壮的,容貌也是美丽的,在对他们的描写和塑造上,作家们赋予了中国贫苦农民优秀 的品质和完美的性格,寄寓着当时人们最美好的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但是,不管是从 生活的真实还是从艺术的真实上看,这种创作观念以及作品显然存在偏颇与不足。熟知 新文学时期乡土小说,尤其是鲁迅先生乡村小说的读者肯定会考虑这样的问题:两千年 封建制度残害下的中国农民,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在精神、思想、道德、灵魂乃至体格诸 多方面产生如此深刻的质变呢?五四新文学前辈笔下的生活极端贫困,感情充满悲怆, 饱受精神奴役创伤的中国农民,一夜之间到哪去了呢?我们怎么去正确理解“严重的问 题是教育农民”呢?十七年的文学创作尤其是文艺批评,就缺乏这方面的思考和探索。 十七年的文学批评中,人们一般是用农村文化的视角审视中国社会,用乡村文化的审美 情趣衡量、评判文艺作品,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文化心态和审美情趣的冲突。新文学 三十年大量作品被否定,不能不说是这一文化冲突的必然结果,而十七年中蕴涵有城市 文化意象、情结的作品遭到指责、批评也是必然的了。
  现在来看十七年里遭到严厉批判甚至导致作家政治生命窒息的作品:萧也牧的《我们 夫妇之间》、邓友梅的《在悬崖上》、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宗璞的《红豆》、刘绍 棠的《西苑草》。这几位作家都是小知识分子,作品人物也都是小知识分子,是城市文 化铸就的人物形象,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在一波接一波的批判运动中首当其冲。 作者在小说里写到了主人公回到了儿时成长的城市,又置身于舞厅、霓虹灯、爵士乐、 地毯、沙发这些熟悉的事物之间,有亲切之感。批判者认为,作者“依据小资产阶级观 点、趣味来观察生活”,“独创和提倡一种新的低级趣味”,“向读者推销廉价的趣味 ”,判定小说主人公李克是一个“假装改造却又原形毕露的洋场少年”,作者城市文化 情结的流露被视为是不能容忍的趣味遭到了猛烈的抨击和彻底否定。《红豆》中的知识 分子的缠绵悱恻、矛盾苦涩的爱情历程也遭到批判,批评者认为:“作者未站在工人阶 级立场上来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一当进入具体的艺术描写,作者的感 情就完全被小资产阶级那种哀怨的、狭窄的、诉不尽的个人主义感伤支配了。”上述其 他几部爱情小说都遭到了类似的批判,知识分子、城市市民丰富和复杂的爱情生活的描 述一般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不健康的,格调不高的,甚至在道德上都有所质疑。这 类指责同样也表现在对《三家巷》、《苦斗》、《青春之歌》的批判上。这些非难与批 判,态度是认真的、严肃的,感情是真挚的、激愤的,恰好说明它们反映了持乡村文化 审视眼光的批判者与城市文化孕育下的生活观念、感情生活的距离与隔膜,乡村文化心 理在这里构成了根本的行为动因。郭小川的《望星空》是一首在一定程度上持知识分子 写作姿态的诗,虽然该诗“与当时的流行的‘颂歌式’的政治抒情诗并没有什么两样, 甚至与当时沸沸扬扬的‘大跃进民歌’也有某种共同的情绪背景”[3],但诗中的某些 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知识分子独立思考与批判现实的思维特征。全诗虽仍是歌颂“ 人定胜天,建设美好幸福的人间天堂”的时代主题,但在行文中,作者面对浩瀚的星空 展开了人生、宇宙的哲理联想与严肃思考,“对人类的生命现象作了诗意的、隐含了某 种忧郁和痛苦的自我反省。在这种忧郁与痛苦里,既折射出五十年代后期违反客观规律 的大跃进造成的严峻后果的时代背景,表现了作者对历史挫折的严肃思考和感应;同时 ,也寓意了在历史的挫折面前,革命者对自身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思考。”[4]诗人的 

思考在当时的时代狂热情绪中显得格外理性与宝贵,这种忧郁与痛苦是独立意志与自由 思想的残存与显露,但诗人这可贵的思想品质马上受到了批评与责难,被认为此诗宣扬 了人生渺小,宇宙永恒的消极情绪,表现了极端陈腐,极端虚无主义的感情,是“令人 不能容忍的政治性的错误”。其实,批判者敏锐感受到并十分在意的恐怕首先不在该诗 的内容,而是作者在诗中体现出的独立思考的思想品格。乡村文化深层心理中的从众、 盲从心态与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的思想品格发生了碰撞,批评者本能地感觉到了异 端。在全国上下一片“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想不到,就怕做不到”的声 浪中,这种反“超人哲学”的陌生的具有叛逆性质的思维方式才是真正不能容忍的。乡 村文化心理与城市文化形态的距离与隔膜发展到六十年代,随着阶级斗争理论的不断升 级,逐渐强化为对城市生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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