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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散文诗文体建设的历史回顾

时间:2007-1-31栏目:文学评论论文

一、散文诗是中外文化在特殊时代契合的产物
  世界散文诗16世纪就开始萌芽,在法国作家蒙田(1533-1592)、费奈隆(1651-1715), 英国作家培根(1561-1626)、德莱蒙德(1585-1649)等人的笔下出现。波德莱尔在1860年 前后开始发表“小散文诗”(les  petits  poéms  en  prose),标志着世界散文诗文体的 成熟,即世界散文诗已有150年的文体自觉历史。波德莱尔以后,散文诗很快成为一种 世界性的抒情文体,在法国、英国、美国、俄国、印度、黎巴嫩等国流行,世界性的散 文诗大师有屠格涅夫、泰戈尔、纪伯伦等。由于散文诗运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流行 ,导致了世界诗歌的自由化、散文化运动,法国、美国、英国都出现了打破作诗的格律 传统的“自由诗运动”,西方20世纪初的散文诗运动和自由诗革命,极大地刺激了中国 的新诗革命。散文诗文体从西方的引进,直接导致了中国的白话诗运动。“诗和韵文的 差异很小,介于二者之间的分界线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正是这样的差异才使诗与散文 两种文体得以区别,也使散文诗文体得以产生。至少可以结论诗的文体通常更凝练,更 易于记忆,形式感更鲜明突出,能够对读者产生更迅速的文体感,产生更多的震动。散 文诗正是冲破了诗的“形式的专横”和散文的“形式的专横”的结果。法国蒙田、英国 的培根等散文大家开创的随笔散文Essay的外形式比诗的外形式自由,散文诗更多地冲 破了诗的外形式的专横。诗人波德莱尔和泰戈尔都感叹已有的诗的文体不足以完美地抒 发感情,尤其是感觉到诗的外形式的不足,试图寻求一种新的文体的外形式的优势来冲 破诗的外形式的专横。也有人认识到散文的内形式的专横,试图借助诗的内形式来掀起 散文文体革命。最早意识到这场文体革命的是诗人贝尔特朗,他首先使用散文诗这种新 奇秀丽的形式,描写更抽象的现代生活,当时波德莱尔正愁无法“做出个别的和意想不 到的玩意儿”,“写一篇充满诗意的、乐曲般的、没有节律没有韵脚的散文:几分柔和 ,几分坚硬,正谐和于心灵的激情,梦幻的波涛和良心的惊厥。”贝尔特朗的《夜郎加 斯巴》所采用的独特的散文诗抒情形式解救了陷入文体困惑中的波德莱尔。
  中国是诗的国度,任何文体都被赋予了诗的色彩,中国诗歌也经历了由不定型—准定 型—定型—准定型诗体—不定型诗体转化的诗体演变过程。因此形同西方散文诗特点的 文体很早就存在。如郭沫若认为我国虽无“散文诗”之成文,但是屈原的《卜居》、《 渔夫》以及庄子《南华经》中的很多文字,都可以视为今天的散文诗。王国维也在《屈 子文学精神》一文中指出:“庄列书中之某分,即谓之散文诗,无不可也。”[1](P784 )中国古典文学中接近散文诗的文体有赋、词、散曲、小调以及历代小散文。所以滕固 结论说:“散文诗的起源,一面是诗体的解放,一面起源于很精悍的小品文。”[2]五 四时期激进的文学思潮和政治改革思想极大地催生了散文诗。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 号《敬告青年》一文中,向宣传老八股教条的“奴隶之文章”宣战。《新青年》2卷1期 的“通信”栏内开始触及语言的改革和统一,《新青年》2卷2期(1916、10)、5期(1917 、1)和6期(1917、2)连续发表胡适的《寄陈独秀》讨论文学革新的通信。1917年1月1日 ,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5期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改良的“八事”。19 17年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钱玄同、刘半 农等人纷纷响应。钱玄同提出要用质朴的文章去铲除阶级制度里野蛮款式,刘半农提倡 诗体解放,主张“破坏旧韵,重造新韵”。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 ,打倒“非人的文学”。这些主张,为世界散文诗和中国古代文化相融合,嬗变为新的 中西文化的契合产物——中国现代散文诗的诞生和发展铺平了道路。五四运动,加剧了 中国古典诗歌和古代散文两种文体各自的文体革命,加速了外国散文诗和中国文化的融 合,加速了中国散文诗文体从自发到自觉发展的进程。
  严格意义上说,散文诗是一种外来文体。“散文诗”这一体裁名称的出现与外国散文 诗的译介相关。最早出现在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5期上。1915年7月《中华小说界 》第2卷第7期登载了刘半农译的屠格涅夫的四首散文诗,总题为《杜瑾讷之名著》,包 括《乞食兄弟》、《地胡吞我之妻》、《可畏者愚夫》、《四嫠妇与菜汁》,这是外国 散文诗作品的最早译介。很多人在译介活动中受到散文诗潜移默化的影响,拿起笔来, 由译者变成作者,成为了中国最早的散文诗作家。如刘半农在《新青年》刊出了他的散 文诗处女作《卖萝卜的人》,并在作品前特加了说明性的小序:“这是刘半农作无韵诗 的初次试验。”这是他创作散文诗的最早起步。初期的白话诗与散文诗是混淆不清的。 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1期首次刊登了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白话诗9首,其 中沈尹默的《鸽子》、《人力车夫》、《月夜》都形似散文诗。中国新诗的第一部年选 集《新诗年选》有署名“愚庵”的评语,认为这首诗大约作于1917年的冬天,在中国新 诗史上,算是第一首散文诗。《年选》附录的《一九一九年诗坛略记》也认为第一首散 文诗而具备新诗的美德的是沈尹默的《月夜》。严格地说,《月夜》仅仅是一首散文化 倾向十分严重的白话新诗,和同时期发表的第一批新诗作品相比没有多大差别。在胡适 的“作诗如作文”的口号鼓舞下,最初的白话诗大多散文化倾向突出,几乎所有的散文 诗作家都把散文诗视为诗,很多新诗人都把散文诗视为新诗发展的方向,冰心及稍后的 穆木天、徐志摩等很多新诗人都是通过写散文诗走上新诗坛的。《月夜》是沈尹默散文 诗的尝试之作,发表在《新青年》第5卷第2期(1918年8月15日)上的《三弦》,以其文 体的成熟标志着沈尹默散文诗创作进入完全文体自觉状态,也最能代表初期散文诗的较 为成熟的文体特性。
  二、中国散文诗文体的艰难建设
  “五四”以后,尽管激进的“白话诗运动”有些萧条,但是散文诗仍然流行,和小诗 成为当时最流行的两种抒情文体。由于当时文字竖排,诗文都没有明显的分行,无法以 文字横排后才能实行的诗文划分标准——分行是诗,不分行为文。在中国文人心目中诗 是最贵族、最高贵的文体,一切语言艺术都被诗化,作诗者比作文者高贵,因此一些完 全是散文的作品也被写成甚至自封为“散文诗”,目的是向诗靠拢以诗人自居。如俞平 伯的《<忆>序》,本来是一篇散文,作者发表于1923年5月15日中国新诗社编的《诗》 第2卷第2号时,却要特别表明是“散文诗”,由此可见散文诗文体在当时多么受文人重 视,以及散文诗被误认为诗已是普遍现象。即使有人对把散文诗作为新诗的发展方向有 意见,也不否认散文诗是诗。如周作人在《小河》发表于《新青年》时作序说:“有人 问我这诗是什么体,连自己也回答不出。法国波特莱尔提倡起来的散文诗,略略相象, 不过他是用散文形式,现在却一行一行的分写了。”[3]周作人强调散文诗存在中间性 质,认为散文诗实在是诗与散文中间的桥。冰心是受泰戈尔的散文诗影响走上创作之

路 的,她很早就创作纯正的散文诗,如发表于1920年8月28日《晨报》的《一只小鸟》等 。她也认为散文诗与诗有文体差别,如她1962年回忆早年的创作说:“我以为诗的重心 ,在内容不在形式。同时无韵而冗长的诗,若是不分行来说,又容易与诗的散文相混。 ”1983年,她还说:“我只敢翻译散文诗或小说,而不敢译诗。我总觉得诗是一种音乐 性很强的文学形式。”鲁迅等人只管翻译和创作散文诗,从不对散文诗作出文体判定。 他不仅在《苦闷的象征》一书的翻译中全文译过波特莱尔的散文诗,而且最早发表散文 诗的作品只比刘半农迟一年左右,一组七章的《自言自语》连载于1919年8~9月间的《 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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