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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学术论争的基本原则

时间:2007-1-31栏目:文学评论论文

1984年5月5日,南京图书馆一位名叫纪维周的研究人员在南京《周末》报上发表题为 《揭开鲁迅死因》的文章,文章重提当年周建人的观点:鲁迅之死为日本人所害。纪文 云:
  鲁迅突然病故,曾引起人们的怀疑。这要从须藤医生谈起。
  据说,须藤原是日本军医官。上海有一个日本在乡军人(即退伍军人)会,是一个侵略 性质的团体。须藤担任该会的副会长。他家里装有电话机,在电话里常讲关于中日之间 交涉与冲突的情况。
  众所周知,日本在军国主义者的统治之下,特务的秘密活动不下于德国法西斯。电视 连续剧《霍元甲》中虽有不少虚构情节,但霍元甲在上海与日本人比武时负重伤,结果 被日本医生用毒药谋害也是事实。
  ……
  鲁迅去世不久,周建人先生忽然接到交通大学一位素不相识的人写来的密信。信中推 测,鲁迅不是死于肺病,而是被日本医生所谋害,他要求周建人认真调查一下;如查无 实据,则务请保守秘密。周建人看完信,遵照来信人的请求,立即把密信给烧掉了。
  据说,鲁迅的病情虽严重,但还是可以医的,第一步须把肋膜间的积水抽去,如果迟 疑,必不治,须藤却说肋膜下并无积水,但只过了一个月,他又说确有积水。鲁迅逝世 后,治丧委员会要须藤写一份治疗报告。他虽然写了,但与实际治疗不大相符。
  后来周建人打听他的下落,却发现他早已不知去向了。
  纪维周这一惊人之语立即引起强烈震惊,一时舆论喧哗。
  6月4日,日本《朝日新闻(夕刊)》发表了日本福井县立病院内科医长、福井县立短期 大学内科学教授泉彪之助的文章,对此提出不同意见。泉彪之助经过调查指出:鲁迅所 患的活动性肺结核和气胸合并症,死亡率目前仍达28.6%,即使在拥有第一流设备的日 本国立疗养所中野病院,其死亡率也达25%,所以,对须藤医生的非难是不公平的。
  6月14日,日本著名汉学家、京都大学教授竹内实在《朝日新闻(夕刊)》上发表文章, 他比较客观地分析了当时对鲁迅死因表示怀疑的历史原因。认为,鲁迅去世时因中日关 系较紧张,那样的怀疑反映了日中关系的险恶。
  7月21日,北京《团结报》在“读者评报”专页刊登蔡琼的文章《鲁迅先生并非死于肺 病》也引述了纪维周的观点。
  8月25日,《团结报》又发表北京鲁迅博物馆陈漱渝先生的《日本读者对于鲁迅死因的 看法》一文,除介绍了泉彪之助和竹内实的看法外,特别着意澄清有关情况:
  鉴于以上情况,笔者于8月2日就鲁迅死因问题询问了鲁迅先生的公子周海婴,周海婴 委托笔者说明:纪维周的文章,对鲁迅的死因进行推测,但未提供任何新的确凿的史料 ,不能代表中国鲁迅研究界的看法,也不代表他本人的看法。
  《团结报》在发表陈文的时候,加了《编者小启》说:
  本报第669号发表读者蔡琼《鲁迅先生并非死于肺病》一文,根据报刊发表的材料,指 出鲁迅先生并非直接死于肺结核,而是死于气胸。这是一个可以研讨的医学课题,但由 此引伸到当年治病的须藤医生有什么责任,是没有根据的。现在发表鲁迅研究室陈漱渝 先生的文章,以正视听。
  8月26日,日本《朝日新闻(朝刊)》又发表报道《鲁迅儿子周氏否定鲁迅之死与日本原 军医有关的论点》,其中报道了陈漱渝文章的观点和周海婴的态度说:“鲁迅的儿子周 海婴则明确表示反对这一论点。”其中还说:
  关于鲁迅的死因,鲁迅纪念馆表示不赞成纪氏的新论点,中国的报纸上也开始发表反 对这种观点的文章。《团结报》在此之前曾刊登和纪氏新观点相同内容的读者意见,然 而现在则一转,在编者按中说,认为日本军医在鲁迅之死上有什么责任是没有根据的。
  9月8日,南京《周末》报发表署名文章,批评了纪维周的说法。编者有按语说:
  纪氏的文章发表后,国内部分鲁迅研究者来信指出,纪氏的怀疑没有根据,特别是鲁 迅之死与霍元甲之死相提并论是不妥当的。我们认为这一指摘是正确的。本报刊登纪氏 的文章时缺乏慎重的态度。
  上述史料,引自王锡荣著《鲁迅生平遗案》一书,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一版 。
  综上所述,早在1984年8月2日,海婴先生就委托(授权)陈漱渝先生发表声明,明确表 示不同意纪维周关于鲁迅被须藤医师蓄意谋害至死的观点;而到了2001年,海婴在兜售 《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时却又重复了当年纪维周的指摘,是海婴先生遗忘了他17年前 所持的正确立场?
  此外,严家炎先生在其文中谈及“一·二八”时有人说过的话题时,指责笔者系“夸 大性的推断”,而且“无论是周建人或海婴都没有说过”。而事实恰恰是海婴先生在《 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引用周建人原话加以亲撰。在该书62~63页中海婴这么写道:
  商务印书馆一位叫赵平声的人曾在“一·二八”前讲过,须藤医生是日本“乌龙会” 的副会长,这是个“在乡军人”团体,其性质是侵略团体,所以这个医生不大靠得住。 叔叔听了就对父亲讲,并建议现在中日关系紧张,还是谨慎些不找须藤医生吗。父亲当 时犹豫了一下,说:“还是叫他看下去,大概不要紧吧。”
  读罢海婴先生上述亲撰,任何一位读者都可以作出判断,正是周建人在“一·二八” 前听了这个名叫赵平声的人的话,才有海婴书中“父亲当时犹豫了一下”的说法。
  还要说的一点是,纵观《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凡涉及鲁迅之死因,周海婴均引自 “建人叔叔”的话,而不是其生身母亲怎么说,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而且,奇怪 的是,无论是海婴本人,还是为之辩护的著名学者,竟然会清一色地避而不谈鲁迅本人 ,以及许广平先生对须藤医生的诚信的良好评价,这又是为什么?
  海婴在撰书时不愿花费时间读鲁迅著作的事也是事实。众所周知的史实是,“一·二 八”事件发生在1932年,而须藤于“1933年在上海设立医院,并任内山书店医药顾问。 1933年7月开始继坪井学士为海婴诊病,1934年11月后迄鲁迅逝世,常为鲁迅诊病”(《 鲁迅全集》15卷503页《人物注释·须藤五百三》)。查鲁迅日记,直到1933年7月1日始 有“夜请须藤先生为海婴诊”记载(同卷88页)。试问,在“一·二八”事件过去一年半 后鲁迅才延请须藤为海婴治病,两年十个月后,经仔细观察、交往,对虽不是肺科专家 的须藤医生敬重有加的鲁迅,才决定请他为自己治病的,又怎么可能会在1932年1月28 日前有此说法呢?“一·二八”前,鲁迅与须藤还不认识哩,这哪儿跟哪儿呀!
  严家炎先生在其文中说,史沫特莱对须藤医生的医术不大放心,其真实原因在于须藤 并非肺病专家。1936年5月31日史沫特莱引美国医生邓恩医生来诊,在场者有许广平、 冯雪峰、茅盾等3人。具体诊断结果却异常凶险。据茅盾在其回忆录(刊1983年《新文学 史料》)中回顾道:诊断时,由茅盾作翻译,双方讲的是鲁迅听不懂的英语。时邓恩医 生用听诊器加以指背叩击为之仔细诊断。20分钟后,邓恩医生用英语告诉史沫特莱和茅 盾:病很严重。史沫特莱问:严重到什么程度?邓恩医生说:“恐怕过不了年!”邓恩医 生还以一种十分钦佩的口吻说:若鲁迅的病发生在欧洲人身上,则早在五年前就死掉了 。史沫特莱一边流泪一边问邓恩:现在该怎么办呢

?邓答: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他的病 很复杂,不光是肺病,我现在只是听听敲敲,也不能完全断定。最好找一所设备好的外 国医院,开一个病房,借医院的设备,由我再来作详细的检查和治疗。如果是病人同意 ,马上可以办。但邓恩医生从无下过“如果现在就开始治疗、休养,至少可以活十年” 的结论——见《鲁迅与我七十年》60页,系海婴引自当时不在场的周建人的话,但在场 的许广平从无有此说法。
  但鲁迅拒绝了邓恩医生要他住院治疗及打空气针等的建议,——我在《爱护鲁迅是我 们共同的道义》一文中引申了许广平、黄源、冯雪峰、萧军、姚克一干当事人对此的阐 述,在此不再赘述。
  需要在此说明的是,在这之后不多日拍摄的X光透视片,完全证实了邓恩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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