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而这恰恰是寓言的本质特征。刘象愚同时指出，本雅明的寓言与语言关系密切。其中，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的对立，暗含着声音与书写文字的对立。而在巴洛克悲剧中，对形象的重视将书写语言符号突出了出来。这使得寓言符号拥有反抗语音中心主义的思想倾向。
     朱立元对本雅明的“寓言式批评”理论的定位是，对现代资本主义异化现实所造成的战争灾难、废墟世界的深刻感受与批判。在《本雅明：寓言式批评及现代主义美学观》一文中，朱立元阐释了本雅明寓言式批评的三个原则：残破性、与古典象征的对立和忧郁的精神氛围。残破性说明寓言不是一个一般的修辞学或文体学范畴，而是一个有着具体的历史与社会内容的美学范畴。与象征的对立则昭示了寓言的现代主义本质。古典主义衰败之时正是寓言得以生成之刻。忧郁则是寓言家为无意义的世界灌注意义的核心方式。朱立元还将本雅明的寓言看作一种思维方式，并结合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一书中的诸文，阐释这一思路的展开方式及其特点：即借助于意象在语言层面上的矛盾碰撞，直接揭示出社会深层次中掩盖的矛盾冲突，从而展示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独有魅力。朱立元还评价了本雅明的艺术生产观、灵韵范畴及其美学特征。他认为，本雅明的思想还是现代主义的。朱立元的局限在于，未能指出本雅明寓言式批评方式与本雅明的其他主要观点之间的内在联系。
     冯宪光则明确将本雅明的寓言定位为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本体，并阐释了这一本体所具有的审美特质。在《本雅明的寓言美学》一文中，冯宪光认为本雅明的寓言首先是一种文体风格，其特点是陌生化。这主要体现在布莱希特的戏剧中。而这一点正是现代主义特有的表达方式。冯宪光还认为，寓言的特征是忧郁，这集中体现在本雅明对卡夫卡作品的批评中；而忧郁则是对世界不确定的神秘主义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寓言的生成是现代资本主义高度异化以及整个社会文化陷于颓废的产物。它所展示的是世界的分裂状态、能指与所指的彻底游离。冯宪光还介绍了本雅明的艺术生产理论及其政治哲学思想中所蕴涵的积极要求，特别是本雅明对现代技术进步积极作用的阐释及对其中进步意义的揭示。恰在这一点上，体现出了本雅明思想与法兰克福其他人员的不同。阿多尔诺与霍克海默对工业技术对人与艺术的压抑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角度，对西方二十世纪初期的文化思想进行了审视与反思。本雅明则不然，他认为，正是由于技术的进步使艺术品得以大批量复制，从而使艺术品走出了少数贵族的圈子而步入群众当中。技术，从这个角度来说，取消了少数人对它占有的特权，并使大众成为艺术拥有的主体。这当然是值得欢呼的。
     从语言论转向的基本观点出发，王一川认为本雅明的思想是在语言乌托邦建构初期发出的解构主义的不和谐音。在《寓言、灵韵和机械复制》一文中，王一川着重评述了本雅明寓言范畴及灵韵范畴，并将前者定位为一种现代艺术的基本特征。王一川认为本雅明寓言的本质是主体将意义注入一破败的形象，而这一思想则是建立在本雅明独特的语言观的基础上的。本雅明认为，语言不是其他的任何传达，它只传达它自己。这样，语言的传达取消了背后存在的另一个“所指”，因为它自己就是这个“所指”。语言的这种特质是上帝所赋予的，它只是人类向上帝传达自我的方式。这意味着语言与世界形象的分裂，它不再成为世界的表征，它只是它自己。而寓言的特点正是与此相对应的。王一川还认为，寓言暗示着对历史与现实的救赎；体现在语言层面上，即是本雅明对“纯粹语言”的回归。因为纯粹语言是人类存在的本体。王一川进一步分析了本雅明灵韵范畴，认为灵韵的消失意味着艺术从再现走向展示、从古典走向现代、传统叙事的衰落与现代叙事的兴起。
     周宪从批判理论的转向这一基本观点出发，鲜明地指出，本雅明的文艺思想是西方现代主义思想初建时的后现代主义，他直接启发了后来的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文化思潮的批判思想。在《“韵味”的消失》一文中，周宪着重评介了本雅明的艺术生产理论及灵韵范畴，他试图在西方文明在二十世纪的文化发展与变化的背景之中，在西方知识分子面对文化“现代性”的过程时所产生的困惑中，对本雅明予以思考。但周文并未评论本雅明的寓言范畴，此系其特色所在，同时也是其遗憾所在。
     刘北成的《本雅明——思想肖像》一书是迄今为止我所见到的国内第一部关于本雅明的传记类作品。刘北成将寓言译为讽喻，重在介绍本雅明的生平，并评述了本雅明的主要思想及作品。在《德国悲剧的起源》一章中，刘北成认为，本雅明的讽喻（寓言）的核心是“自然与历史的奇特结合”，其结果便是废墟。因为自然带有历史的痕迹，而历史则屈从于死亡。刘北成进而指出讽喻（寓言）与象征的差别在于，作为把握世界的方式，讽喻（寓言）与象征处于世界对立的两极。讽喻（寓言）中暗含着二元对立，其结果是导致形象的破碎化以及语言的分裂——即声音与意义的二元对立。最后，讽喻（寓言）作为一种表达方式，同时还是认识世界的方式。在本雅明那里，表达方式与认识方式是统一的。讽喻（寓言）的出现为理解二十世纪的现代艺术提供了一把新钥匙。刘北成的评判揭示了本雅明寓言思想的诸多方面，为我们深入理解本雅明铺下了一块重要的基石。
    
     三、本文研究方法与目的
    
     为了使我们对寓言的探讨有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对这一概念进行“”——当然，对这一术语的运用不是福柯式的，而是比喻层面上的。首先，我们将从词源学的角度探讨这一概念较早的含义，发掘其中的规定对本雅明的寓言规定有所启发的地方。其次，我们将按照时间发展的顺序，对寓言概念在几个主要时期的界定进行考察。通过这种考察，我们试图证明，寓言概念的发展是一个由对某一种文体的规定，到对一种创作方法的规定，直到

涉及到对人的主观体验的规定。因此，它的内涵是不断扩大的。而到了本雅明手中，这一概念又扩大为一种符号——社会文化的符号。当然，新规定的出现并不是对旧规定的取消，毋宁说是一种并行存在。各国百科全书中对寓言的阐释将证明这一点。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本雅明的寓言是一种主体建构的结果。它首先是一个特例，出现在社会文化史中。随着本雅明思想影响的不断扩大，这一范畴才逐渐拥有了一种相对普遍性。
     我们将站在文化批判理论的基本立场上，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叉中，对本雅明的寓言进行反观，并试图给本雅明的寓言范畴以一种新的定位：寓言是二十世纪初期西方重要的文化批判概念；作为一个符号，它涉及到了文学、美学、艺术、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这使得这一概念不仅是艺术文本的存在方式、语言表现方式；它还是一种思维方式，并进而成为一种阐释方式。因此，我们将试图发现寓言范畴与本雅明其他思想观念的内在联系；并力图证明，寓言的思维方式，自其在本雅明的思想中生成之后，即给予本雅明以深刻的启示。
     因此，我们的考察将不会局限于文学、文艺史和美学的范围而必然会扩大到整个社会文化领域中。当然，我们首要的工作是澄清本雅明寓言符号的内涵及其艺术特点，这一符号作为一种阐释方式是如何体现在本雅明的文本批判当中的，它又是如何给予本雅明的艺术史观以深刻影响的。随后，我们将在整个社会文化领域内考察本雅明是如何运用这一符号进行社会批判、文化批判并完成社会救赎的。而其结果必然是导致整个现代社会文化的泛寓言化。我们将会看到，寓言符号的内在矛盾将使本雅明的救赎蜕变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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