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中毫无节制的使用妇女。它按一种极原始的习惯把她们彻底赶进工厂。它的结果是，随着时间进程，男子气的特征必须借助于这些妇女来表现了，工厂劳动对人的形象的损害尤其导致了这些后果。
    
     从某种意义上讲，将妇女从家庭的藩篱中解放出来是一种进步，但现代主义以一种悲剧的形式将这一进步展示了出来。它取消了妇女与男子的性别差异，而使妇女变成为机器化工业大生产中的一个零件，使人完全功能化、异化；而妇女身上的这种男子气与其说是一种人的行为变化，不如说是人的机器化的结果。它必然是病态的。故而现代主义对妇女的这一“解放”并没有取消妇女身上的枷锁，而是相反，成倍地加重了它。它不仅使妇女继续沦为男性的奴隶，更使之沦为商品生产的奴隶。因此，现代主义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恐怖——人对世界氛围的恐怖，对流水线化的城市的恐怖，对商品化的人的存在的恐怖。它使得人的内在需要产生了畸变，并使自杀成为这一畸变的重要标志，“人需要工作，这当然是对的，但他同样还有另外的需要，其中之一就是自杀，这既是他本人的内在需要，又是塑造他的社会的内在需要。这比他的自我保护的内在引导还要强大。”
     对本雅明而言，犹太教的悲观意识，犹太民族的苦难经历纠缠着他，让他看不到希望；尽管弥赛亚终将降临人世的犹太福音曾给他以深刻的影响。在这样一种困境中，我们就可以理解本雅明对自杀的阐释。他的自杀行为，绝不仅仅是纳粹强加在他身上的暴行所致，更是他思想逻辑的必然。本雅明曾说过：
    
     现代主义施于人的自然创作冲动的压抑较之个人的力量是大得不成比例的。如果谁倦于此道或干脆在死亡中逃避，那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事情。现代主义应整个地置于一个标题之下，这个标题便是——自杀……它是现代主义在激情王国中所取得的成就。
    
     因此，自杀是本雅明在现代性的困境中的最后抉择，也是他在寓言王国当中的最后结果。
    
     三、 寓言形成的语言哲学思想基础
    
     本雅明对语言的认识与他的宗教意识纠缠到了一起，这使得其语言思想带有一种神秘色彩，而其中最大的特点在于本雅明对语言与词语的区分。
     本雅明认为，“对人类思维活动的任何一种表达均可理解为一种语言”， 但是语言并不仅仅属于人类，万事万物各有自己的语言；无论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它们都以各自的方式参与到语言中来，并籍此去传达各自的思想。显然，本雅明的语言观首先是一种普遍语言论。语言具有一种“元”的特质。但是，这种元语言的一个独特规定是，语言只在传达思想实体，而不传达具体事物。本雅明认为，事物是一种语言存在，而不是具体的自然规定；并且只有当事物是一种语言存在时，它才能成为思想存在。在语言中，思想实体与语言是同质的，这就是说，语言传达思想，实际就是传达语言自身，所以本雅明说：“所有语言在自身中传达自身。” 举个例子，“灯”所传达的是作为语言的灯，而不是作为实物的灯。因为作为语言的灯是一种思想，它与作为实物的灯没

什么联系。因此，作为语言的灯才是可传达的。在此，本雅明实际上是将语言限制在纯粹思维的领域当中，它与现实并没有什么联系，而是一种精神存在。本雅明的这种颇有循环论证特点的思维方式实际昭示了这样一种观念：纯粹思想的存在即是自身，而无须另一个能指。这样，世界的核心褪掉了形象而成为一种赤裸的自我展示，而形象也就变成无意义的了。世界的核心因此与形象处于一种分裂状态。
     在这样一种元语言论的基础上，本雅明区分了上帝的语言、人的语言与物的语言。上帝的语言是思想的纯粹表达，因为宗教领域是最高深的思想的区域，这当然意味着“神的词语的无限性绝对是无条件的和创造的”。 本雅明进而认为上帝的语言既是创造的过程，又是完成了的创造。但是，本雅明认为上帝造人与创造万物是完全不一样的。上帝造人是按自身的形象用泥捏成的，通过向人吹一口气，上帝在人身上“安置” 了生命、思想和语言。上帝并未用语言为人命名，而是授予了人拥有语言的天赋。上帝造物则是在造物的过程中用语言为物命名，命名的过程即是创造的过程，物的完成即是命名的结束。这样，物的名称只是使物拥有了存在，但它并不具备创造性，故而它无法言说，是哑的语言。人因为拥有了上帝赋予的天赋而拥有了创造语言的权力。这样，人的语言便高于物的语言。人通过“命名”物使物向人类昭示自身。“人类是命名者；我们以这一点认识到纯粹的语言通过他得以言说”。 而在这种专有的名称领域中人与上帝共同拥有创造性语言。
     那么人类如何昭示自身呢？向谁昭示呢？“人类思想存在以名称向上帝传达自身。” 向上帝回归是本雅明自然而然的答案。
     从发生论的角度，本雅明规定了语言的层次性，而上帝语言的绝对完满性使得世界的终因及对世界的救赎都最终要在上帝那里完成。但是本雅明的上述规定都是在纯粹精神领域中完成的，它暗示了语言是一种自为的精神存在，它应在思想领域中保持其纯洁性。
     然而人吃了智慧树上的苹果使人区别了善恶，拥有了善恶知识的人便是一种堕落，与此同时语言也就堕落了，“堕落标志着人类词语的诞生”。 在人类的词语中，名称的神圣性遭到了永恒的破坏。在纯粹语言中，人是无限快乐的；随着词语的生成，人的语言被分化了，而语言的混乱便是不可避免的。本雅明以为语言与词语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是纯粹思想领域中的神圣呈现，而后者必须传达具体事物，“词语就是外在地传达一切事物，就像明显是对上帝直接的、创造性的词语——明显是通过间接的词语——的拙劣的模仿，就像是处于人与词语之间的语言快乐的亚当精神的衰败。” 这意味着词语只是一种手段，交流的手段。在具体事实的交流过程中，思想的纯粹性丧失了；而语言则沦为工具。语言的工具化是违背上帝旨意的，它只能使世界呈现出悲哀与枯萎的破碎景象，而这不正是寓言式的吗？显然，语言与词语的关系还是断裂的，本雅明甚至为这种断裂找到了神学基础，那就是亚当吃了智慧树上的苹果。
     本雅明这种颇具神学神秘色彩的语言论实际上暗含着对现代社会的悲观态度。世界已经破败了，成为了一个失去精神实质的空壳，即无意义的形象。形象存在的合法性的获得，不再如古典主义者宣称的是与本质的协调，从而拥有一种完满性。它只是一件外罩而已，期待着本质的恩赐。这样，形象就不再具有稳定性，它是多变的、不定的；而本质则与形象处于一种绝对的游离状态，它可以昭示任何一种形象，又同时可以不表达任何形象。
     从这种神秘语言论出发，本雅明认为人类语言与上帝语言实际上是一种互译关系，而这种互译关系的真正发生只有在纯粹精神领域中才是可能的。也只有在这个领域中，人类可以翻译事物的语言。翻译成为神、人、物互相传达的过程，因而获得了近于本体的地位。
     正是以此为基础，本雅明认为作品之所以可以实现不同语言间的转换，恰在于作品中的“可译性”特质的存在。本雅明将“可译性”定名为作品的本质特征，“这不是说对于正在翻译的作品本身是本质的，而意味着原文中固有的特殊含义在可译性中自行展示出来。” 所谓在可译性中展示原文“固有的特殊含义”，实际是指，从元语言传达思想的要求来看，译文是否真正达到了它的要求？译文有没有传达出一部作品的精神实质？这一精神实质，本雅明将其定名为“上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