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被推翻之后出现的政治幻灭感，而是在于资本主义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反对派而导致的一种更为普遍的虚脱感和挫败意识。正是基于这一信念，伊格尔顿在这个以拆解宏大叙事为主旋律的后现代

，不顾一切地“不识时务地”宣称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发起对后现代主义尤其美国解构主义的更加猛烈的政治批判，在后现代理论超市上发出仿佛另类的声音——马克思主义的声音：刺耳但发人深省，壮烈但给人以希望。
     伊格尔顿的世界级分量也许首先在于他自觉地探索和拓展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空间，自觉地面对英国的文化理论和实践问题。最引人注目的，也许就是他对“英文研究”传统的不依不饶的批判。也可以说，多亏伊格尔顿，“英文研究”和“英国文学”变得名声远播。我们知道，以利维斯的“细绎”派为代表的英国文学研究传统在20世纪的英国批评界占据着不可怀疑的权威地位，因此，不用说批判“英文研究”和“伟大的传统”，哪怕对它说三道四、稍露不恭，都可能招致灭顶之灾。而伊格尔顿的学术生涯几乎就是从批判“英文研究”开始的。他认为，在利维斯派的“英文研究”的背后，是不列颠帝国的宗主意识和独此一家式的英国特色，亦即充分昂扬的民族自豪感。伊格尔顿一再批判“英文研究”传统，说明这一传统的根深蒂固。实际上，伊格尔顿不能不触犯更为深层和悠久的英国经验主义意识形态。经验主义也是英国自由主义的同义语，深深地影响了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甚至像考德威尔那样具有较重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色彩的人，也无法摆脱经验主义的无意识。因此，更深层地看，从根本上批判英国经验主义形而上传统，乃是伊格尔顿向威廉斯发动俄狄浦斯式的反叛的主要原因。在伊格尔顿看来，威廉斯也深陷于经验主义的泥潭之中，例如威廉斯认为基础/上层建筑公式是抽象的，无法包容互相交织的“实际经验”、“整个生活方式”和“情感结构”，实际上是不想从理论上区分主观经验和客观社会条件，也就是不想放弃折中的温良恭谦的自由人文主义或威廉斯自我标榜的“社会主义人文主义”。伊格尔顿认为，从根本上讲，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不可能仅仅通过经验认识历史的真实，因为“真实是经验所无法感知的，必须把自身隐藏在现象范畴之中（商品、工资关系、交换价值等等），它让人们看到的仅仅是这些范畴。” 正是这个基本立场促动伊格尔顿探索一种“科学的”唯物主义批评理论，进而走向文化政治批评。
     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逐步在英国步入了理论家的视野，之后逐步走出早先利维斯主义的精英文化认知模式，更为关注当代大众文化和工人阶级的社区生活。到了80年代后期，文化研究迅速包容了各种后现代的文化现象，并迅速占据了英语文学和文化学术界的主导地位。“文化”成了解释人们从审美意识到吃喝拉撒的最终“能指”，美食文化、起居文化、旅游文化、休闲文化、时装文化、茶文化、性文化……但文化不全是文化人类学的问题，正如人的问题不全是喜欢吃猪肉还是吃牛肉的问题。其实作为思想表达者的知识分子，大部分还是知道并固守自己的终极价值的。换言之，“文化”仍然是一个不平静的力场（the field of forces）。作为一位有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的文学理论家，他对后现代主义的表演性和怀疑一切的带有虚无主义色彩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予以了尖锐的批判。同样，对于当今风行于后现代主义之后的“文化研究”也从马克思的文化批判角度作了冷静的分析。他甚至针对西方国家以外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后现代热和文化热发表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今为什么所有人都在谈论文化？因为就此有重要问题可谈。一切都变得与文化有关……文化主义加大了有关人类生活所建构和破译并属于习俗的东西的重要性……历史主义往往强调历史的可变性、相对性和非连续性特征，而不是保持那种大规模不变的甚至另人沮丧的一贯性特征。文化主义属于一个特定的历史空间和时间——在我们这里——属于先进的资本主义西方世界，但现在似乎却日益进口到中国以及其它一些‘新崛起的’社会”。 这种现象足以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理论家的注意。在他看来，有着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不必把西方后工业社会的特定文化现象统统引进自己的国家，否则便会丧失自己民族的文化特色。伊格尔顿针对后现代理论的华而不实和对现实问题的遮蔽，针对美国式的解构主义在政治上的无所作为，指出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当前面临的三项主要任务是：“第一，通过已经转换了的‘文化’媒介，参与作品和事件的生产，为了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效果而将‘现实’虚构化。第二，作为批评家，应该暴露非社会主义作品的修辞结构及其产生的不良效果，以此与现在已经很不时髦的虚假意识作斗争。第三，尽可能‘刨根究底’地阐释这些作品，以占用对社会主义有价值的一切东西。简言之，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的实践是投入型的、论战型的和占用型的。”
     综观伊格尔顿的思想历程到他的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文化观，我们可能得到很多的启示，但我认为从中得到的最大的启示是：永远从自身的处境和感受中提出“真问题”，永远从自己脚下的泥土中汲取新鲜的灵感，不要寄生于某种“最权威的”、“最新的”或“最稳当的”理论话语，这样我们才能从所有动物都会做的“模仿”进化到只有人类动物才能做的“创造”。伊格尔顿始终旗帜鲜明地坚持文化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必须与实践政治紧密联系起来，因为文化并不是一个超验的可以涵盖一切的范畴，更不是可以调合一切现实纷争的最终裁决者。如果用文化来解释一切，文化就成了永远漂浮着的无所指的“能指”。但实际上，文化从来就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文化本身就是政治斗争的场所。如果有人离开人与人的现实历史关系，将特定社会结构的问题转换成观念变迁的文化问题，那是为了掩盖问题的真实性和症结。正是这种深切的现实政治关怀，他能看到整个历史上绝大多数男男女女所体验的一直是苦难和压迫的生活，但更重要的不是洒一把浪漫主义的同情泪或说一些自由主义的漂亮话，而是更深刻地看到开着自己的汽车到南方阳光明媚的希腊海滩度假的工人并没有解放自己。所以，伊格尔顿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在他看来，只要存在压迫，作为最彻底的解放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失去它的有效性，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对消费资本主义进行内在批判的最先进的武器。伊格尔顿的这种现实关怀和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始终使他在自己话语活动中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开放性和吸纳性。伊格尔顿可能有他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和片面性，但他的这种理论的现实关怀和批评实践的批判精神永远是我们从事文化工作的学者们应该借鉴的要义。
    
     文献与参考书目：
     一， 伊格尔顿的著作：
     From Culture to Revolution ,ed. with Brian Wicker, Sheed & and Ward,1968.
     The Body as Language, Sheed & Ward, 1970.
     Exiles and Emigres: St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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