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外来语成分，但从根本上来说，汉语言作为一种独特的表意性语言，仍然决定着以此为符码的汉民族文学的根本特点，如民族文学独有的编码与解码方式，由语言特点决定着的感悟性思维方式，以表意性为主的创作传统，意会式的文学接受习惯等等。现代文论只要还是面对着汉语表达的文学，并且自身也仍然是在用汉语表达，就不可能丧失其传统特性。再比如在文学价值观念方面，古代文论中的“尚用”观念，“文以载道”的政教功利主义，经过现代转化，成为启蒙功利主义、文学反映现实认识现实促进社会变革的革命功利主义；而从审美体验中寻求人生寄托的观念，经过现代转化而成为对审美解放、审美自由的新追求，等等。这些方面都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保存、延伸和发展，从中可以看出新旧传统之间的异质同构性。还有，如果说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精神是注重“艺术性”（与西方文论的注重“科学性”形成对照），即把文学当作艺术对象来研究，注重艺术感悟、艺术品味，追求艺术人生化、人生艺术化，乃至文论的概念范畴、理论形态本身也都讲求诗性化、艺术化，那么应当说，这种基本精神在现当代文论的优秀成果中也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发展，并注入了现代性的新质。至于在有些现当代文论中失落甚至背离了这种文学精神，则恰恰是应当认真反思的。
　　再从中国现当代文论与外国文论的关系来看。近百年来中国文论所发生的一切变革，一方面是根源于如上所说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学的变革发展，而另一方面应当说也是在外国文论的介入和影响之下发生的。外国文论之所以能够如此深入地影响中国现当代文论的变革发展，其原因就在于彼此之间具有某种“同构性”（异质同构）。这种同构性一方面是缘于文学规律的相通，如毛泽东所说：“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这不是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注：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人民日报》1979年9月9日。）这就是说作为文学的基本原理、基本规律中外是可以通约的。比如西方历来叙事文学比较发达，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叙事文学理论（如摹仿论文论，尤其是现实主义理论，包括马、恩的现实主义理论）有非常丰富的资源，而这恰恰是我们的古代文论资源中所缺乏的。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格局与古代相比显然发生了很大变化，由抒情言志的文学为主转变为以叙事文学为主（这既与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相适应，也受到西方近现代文学的直接影响），那么在现代文论建设中较多借鉴吸纳外国的现实主义小说、戏剧理论等文论资源，就是既自然又合理的事情。“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注：钱钟书《谈艺录·叙》，中华书局1984年补订本，第1页。）中外一致可以彼此通约同构的某些学理，就未必要强分中西而以“失语”论之。此外，中国现当代文论之于外国文论的同构性还有另一方面，这就是作为一种时代精神的“现代性”品格。不管怎么说，近数百年来，与中国封建社会的保守落后性相比，西方从文艺复兴以来的文明发展，包括在近现代文学和文论中的发展，确实更体现了一种文明进步，体现了一种“现代性”，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将这种“现代性”阐发得更彻底更切实更具有实践品格。而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从社会改良到社会民主革命），无不是以西方近现代的变革为参照，也无不是在追求着一种中国式的“现代性”，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和文论的变革转型中同样如此。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和文论致力于从外国近现代文学和文论（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寻求借鉴，也就包含着从中寻求“现代性”的思想资源，借以推动中国的启蒙与革命，即推动中国文学乃至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外文学和文论间在“现代性”追求上的这种通约性与同构性，是无论如何不应忽视的。
　　至于与外国文论比较而言的中国现当代文论的“异质性”，显然没有中国古代文论的异质性那样大，原因当然在于中国现代文论本来就借鉴吸纳了外国文论的许多因素，包括写实主义、浪漫主义等一系列概念范畴。但这并不是象有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外国文论的翻版，其实二者仍是异质的，这主要表现为民族性的不同。比如西方的“现代性”有西方的特点，而中国在现代转型中所追求的“现代性”，则有中国的特定内涵。从社会转型来说，20世纪前半叶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通过人民民主革命创建新中国；后几十年主要任务是通过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和文论，正是面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变革发展的现实而言说的，有时看起来所使用的话语或表现形式是“西式”的，但精神实质是中国现代的，如毛泽东谈到鲁迅的小说时所说：“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鲁迅的小说，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
　　对于曹先生等关于“失语症”的判断，以及试图通过“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以实现“话语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注：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人民日报》1979年9月9日。）鲁迅、茅盾、毛泽东等的文论也是如此。这就是说，中国现代文学和文论中所表现出来的“现代性”，具有特定的民族生活、民族心理、民族精神的内涵，与外国文学和文论相比仍是异质性的。看不到这一点，也就不能真正理解中国文学和文论的“现代性”。
　　　　三
　　最后，我们仍然回到本文开头所讨论的话题上来。曹顺庆等先生之所以提出中国文论的异质性命题来加以讨论，其学术立场及逻辑理路已经表述得很清楚：首先是他们针对近百年中国现当代文论的状况作出了一个基本判断，就是患了“失语症”，这主要表现为过多引入了西方文论话语，中国现当代文论成了西方文论一家独白，而中国古代文论在现当代中国却成了博物馆里的秦砖汉瓦，成了学者案头的故纸堆，它不但无法参与现当代文学与文论的言说，甚至无法表述

自身。为了克服这种“失语症”，他们继而提出“话语重建”的命题，具体说也就是要重视和实现“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那么为什么会造成中国文论的“失语”？怎样才能实现“话语重建”？他们认为关键是要研究和认识中国文论（指中国古代文论）的异质性。这几个理论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一目了然。重建”的主张，笔者一直是持保留看法的（当然，对他们执着的学术信念则又是十分尊重的）。不过，对于曹先生所提出的问题，比如：为什么言说了上千年的中国文论话语，会在今天完全失效？为什么它无法参与现当代文学与文论的言说，甚至无法表述自身？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不是在于对中国文论的异质性认识不够？则又是非常值得重视和认真探讨的。当然，按曹先生的看法，从中国文论的异质性入手探究原因也不失为一条思路，但我以为不能仅限于从中西比较的意义来观照中国文论的异质性，同时还需要考虑中国文论本身的古今异质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后一种异质性甚至是更值得重视的。要说中国古代文论之所以会在今天失效，根本原因也许就如我们上面所说，它作为在古代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语境中形成、完全是面向过去时代的社会现实和文学现实言说的理论形态，在根本性质上它是“古典性”的，而不是“现代性”的，甚至可以说，在它的理论系统中恐怕很难找到能够与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学发展要求相通的“现代性”内质。所以我们说，要真正实现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很难的。假如要进行这种现代转换，那么它就应当能够面对当今的社会现实和文学现实言说，就需要回答当今现代化发展中提出的现实问题，比如精英文学向大众文学位移的问题，传媒文艺、网上文学等新式文学形态的发展所带来的问题，等等。以中国古代文论的观念和话语，恐怕是很难回答这些问题的。因此我非常赞同朱立元先生的看法：检验一种理论、学说是否还有活力、是否存在危机的主要标准，不应局限于与其他理论、学说的话语系统或话语方式相比较，而应将其置放于现实语境中，看其是否适合现实的需要，以及适合的程度如何。中国当代文论的问题或危机不在话语系统内部，不在所谓“失语”，而在同文艺发展现实语境的某些疏离或脱节，即在某种程度上与文艺发展现实不相适应。（注：朱立元《走自己的路》，《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我以为无法依靠所谓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而只能以中国现当代文论新传统为基础，充分吸纳中外文论资源中有用的东西，进行综合创新发展。
　　如前所说，中国文化、文论传统，包括古代和现代两个传统。然而在一些持“尚古”观念的学者那里，其学术视野中往往只有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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