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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悟的美学历程

时间:2007-1-31栏目:文艺美学论文

“妙悟”,又叫禅悟。它本是中国禅宗的一个重要范畴之一。其根本要义在于通过人们的参禅来“识心见性,自成佛道”。(《坛经》)从而达到本心清净、空灵清澈的精神境界。
    “妙悟”一词最初见于东汉曾肇的《长阿含经序》:“晋公姚爽质直清柔,玄心超诣,尊尚大法,妙悟自然。”妙悟此语一出,在魏晋南北朝的佛教中被普遍使用。(注:参见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以禅喻诗”一节。)
    由于禅宗和老庄思想对中国士大夫的巨大影响与渗透,因此,作为禅宗的“妙悟”说也同其它“自然”、“境界”等范畴一样逐步被中国的美学理论所吸纳、融化和发展,从而成为中国美学史上一个极富价值和生命力的美学命题。下面试从历时性的角度加以发掘,梳理,以期对这个美学命题作出比较准确的历史定位。
    纵观“妙悟”一说,以南宋严羽为界,可分为三个时期,严羽以前可称为“妙悟”说的发展期,严羽可称为“妙悟”说的成熟期,严羽以后的元明清时期可称为“妙悟”说的深化期。
                        一、严羽以前的“妙悟”说
    严羽以前的妙悟说,如果从语源学的角度看,可以追溯到庄子的《田子方》:“物无道,正容以悟之”。不过庄子的悟是使人醒悟到做人要纯真自然、无为寡欲的道理,而真正用悟或妙悟来表述审美活动和审美认识的,是在魏晋南北朝佛教东渐之后。如“深通内典”的刘宋时期大诗人谢灵运用悟来表达自己对大自然体察的审美感悟:“情用赏为美,事昧觉谁辨,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从斤竹澜越岭溪行》)而南朝齐梁时代的“山中宰相”陶弘景在《与梁武帝论书启》中则用悟来论述书法创造:“今圣旨标题,足使众识顿悟。”但谈妙悟比较多的,则从隋唐开始。这个时期的妙悟说,主要是针对“目击道存”的书画而言。代表人物有隋唐时期的虞世南,唐代的李世民、孙过庭、李嗣真、张彦远等。
    虞世南在《佩书斋书画谱》中指出:“故知书道玄妙,必资神遇,不可以力求也;机巧必须心悟,不可以目取也。及乎蔡邕、张索之辈,钟繇卫王之流,皆造意精微,自悟其旨也。”作为一个著名的书法家,虞世南以其丰富的艺术实践和独到的眼光提出,书法艺术要依靠神遇而不可力求,书法机巧必须心悟而不可以目取,强调了心领神悟的重要作用。这对于作为“心灵艺术”的书法来说,是非常中肯的。而作为唐代著名书论家的孙过庭,对妙悟的理解又进了一步。一方面他指出可以通过用笔的领悟去掌握书法的技巧,另一方面,他认为书法可以“达其性情,形其哀乐”,书法家的情感要符合书法内容的特点,同时要运用不同的书体来体现不同的情感。《书谱》指出:“今撰执、使、转、用之由,以去未悟。”“尝有好事,就吾求习,吾乃粗举纲要,随而授之,无不心悟手从,言忘意得。”由此可见,孙过庭所强调的悟,不但是指书法的机巧笔法,而且还包括“情深调合”的内容与书体。因此,它无疑比虞世南的妙悟说具有更具体丰富的内容。不过,他们的妙悟说,都还停留在心神领悟,心解神领阶段,还未涉及到比较深层的心理层面。而这一点,被中唐时期著名的美术史家张彦远揭示出来了。他在《历代名画记》中指出:
    “遍观众画,唯顾生画古贤,得其妙理。对之令人终日不倦,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身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不亦臻于妙理哉!所谓画之道也。”
    张彦远这段话,旨在谈鉴赏。顾恺之是东晋一代绘画宗师,他以“迁想妙得”之笔,绘“传神写照”之像,在当时和后世影响极大。他的一生画迹颇多,其中以《洛神赋图》、《女史箴图》等最著名。而张彦远所谈的正是鉴赏顾画时的心理感受,一方面是“终日不倦,凝神遐想”,另一方面是在鉴赏过程中“物我两忘、离形去智”。这就表明,张彦远的“妙悟”,不但含有“联想、想像的心理成分,而且还包含了老庄“虚静”、“坐忘”的思想(注:《老子》十六章:“致虚静、守静笃”。《庄子·人间世》:“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可以说,张彦远的“妙悟”说,是禅宗和老庄学说结合的产物。
    到了宋代,禅风大炽,文人士大夫谈禅说理,机锋四起,因此,“妙悟”便成了诗文评论的口头语,所谓“大抵禅道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便几乎成了宋人的共识,而且还深深地影响着宋诗文的创作和鉴赏。纵观有关资料,宋代谈妙悟的,有范温、吴可,吕本中、程颐、杨万里、陆游等人。他们的理论大抵围绕着以下有关内容进行。
        (一)强调学诗赏诗的悟入,而悟入的前提是饱参、活参。
    吴可说:“凡作诗如参禅,须有悟门。”(《藏海诗话》)范温说:“识文章者,当如禅家有悟门,夫法门千差万别,要须有一转语悟入。如古人文章,直须先悟得一处,乃可通其它妙处。”(《潜溪诗眼》)如果找不到悟门,就不可能领会到诗文的妙处。惠洪在《冷斋夜话》中以陶渊明及唐宋诗人的诗句为例,指出:“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造句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不知者困疲精力,至死不知悟,而俗人亦谓之佳。”因此无论诗文的创作或鉴赏,必须找到悟入之门,而悟入的前提则是饱参和活参。所谓“参”就是专心揣摩,仔细玩味的意思。如能对各个时期的诗文深入体味比较,时间一长,功夫到家,自然有所悟入。这一点,宋代的诗文评论家和道学家的意见是基本一致的。如吴可强调:“学诗浑似学参禅,竹榻蒲团不计年,直待自家都了得。等闲拈出便超然。”(《学诗诗》)韩驹《赠赵伯鱼》诗“学诗当如学参禅,未悟且遍参诸方,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所以吕本中说:“悟入之理,正在功人勤惰之间耳。”(《苕溪渔隐丛话》)“作文必要悟入处,悟入必自功夫中来。”(《宋诗话辑佚》)所强调的都是一个意思。而理学家程颐也强调这一点,《遗书》中云:“问:张旭学草书,见担夫与公主争道,而后悟笔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发否?曰:然。须是思方有感悟处,若不是,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张旭留心于书,若移此心于道,何所不至”。
        如果说吴可、韩驹、吕本中等人是强调学的功苦,那么程颐强调的则是思的功夫。程颐既是宋代理学的奠基人,又是陆王心学的先导,他是从格物明理的认识论角度来提出专思感悟的。《二程集》中指出:“人要明理,若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济事,须是集从理,然后脱然自有悟处。”
    

    (二)妙悟的对象及内容。悟有深浅,究竟悟到什么,各人的领会是不同的。
    江西诗派诸君在黄庭坚“点铁成金”,“脱胎换骨”的影响下,所悟到的大体是一套谋篇布局,练字选句的艺术方法。所谓“后山(陈师道)论诗说换骨,东湖(徐府)论诗说中的,东莱(吕本中)说话法,子苍(韩驹)论诗说饱参,入处虽不同,其实皆一关捩,要知非悟入不可。”(曾季狸《艇斋诗话》)所说的都是形式技法的东西。当然,吕本中的所谓活法,本是指“规矩具备,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夏均父集序》)的意思,但从根本上来说,也还没有脱离江西诗派的诗律与句法的范围。倒是先学江西诗派而后又能跳出其藩篱的杨万里、陆游等,经过长期的曲折的艺术实践,则悟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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