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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生活的审美图景──对90年代中国审美风尚变革的基本认识

时间:2007-1-31栏目:文艺美学论文

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进行的制度性改革,不仅造就了整个中国文化领域的广泛的结构性变异,同时,它也在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内部,产生了相应的深刻变动,不断促成了广大民众在精神取向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迅速变更,进而形成了整个中国社会在文化层面上的精神分化与重组。这其中,也包括了中国社会审美风尚的变异。从总的方面来看,90年代、尤其是最近几年间,中国社会审美风尚的变异呈现出由统一向分化、由教化模式向消费模式、由社会活动向个人娱乐、由自发向自觉的转换,从而形成了整个社会审美风尚的大的改变。

一、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风尚的变革现状

     需要指出的是,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风尚的变革,在它发生、发展的具体过程中,潜在着一种相当明确的意识形态立场,即在放弃"政治──道德一体化"的文化价值理想的前提下,充分张扬大众意志的生活享受权利及其现实表现形式,在日常生活活动中追求个人基本生活利益的直接满足。很显然,这种意识形态立场的出现,是与90年代中国社会的整体结构变革和文化发展趋势联系在一起的。由于90年代中国社会本身处在一种不断趋近于以经济活动为中心的结构调整过程之中,由于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结构开始充分体现出"经济──商业"的利益主导性,所以,对于90年代的中国社会和普通大众来说,把现实活动的基本目标落实到物质生活积累和占有的过程中,落实到直接具体的日常享受之上,便是一个应和了现实社会与文化的基本结构且又非常实际的价值前景。它表明,在整个90年代中国社会中,"以经济为中心"既是一个十分诱人的社会政治纲领,同时,在现实活动层面上,它也是中国大众的具体生活信念和价值坐标,是引导人们自觉地进行生活改造和提高的基本力量。
     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风尚的变革,正是在这样一种潜在的意识形态立场上展开的。如果说,一个时代的社会审美风尚总是体现了这个时代基本的文化存在状况及其价值取向,那么,90年代中国社会的审美风尚正体现了在经济利益的强力驱动下,中国大众对自身生活的一种新的、自觉的要求。这一要求的根本之处,便在于它充分强调了现实生活满足的必要性和绝对性,强调了通过物质占有和消费实现大众生活享受的直接可能性。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弥漫于整个社会进程之上的生活"审美化"图景,已经非常具体地再现了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风尚变革的总体面貌。"审美化"成为今日中国社会的直观现实。
     概而言之,这种生活的"审美化",意味着:第一,大众日常生活需要的直接满足,既是整个文化建构的基本价值目标,也是大众对于社会文化发展方向的直接规定;第二,文化的生产与消费呈现了一种向感性"享乐"动机的充分归趋,大众生活过程呈现出十足的娱乐享受形态,洋溢着现实感性的快乐情调;第三,大众生活过程不再追求自身的历史意义和价值深度,而是主动寻求能够直接体现当下满足的活动形式和内容,以便在日常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实现生活的直接乐趣;第四,物质积累与丰富作为"审美化"的现实前提,在生活"审美化"过程中直接引入了物质功利主义的实践企图,从而使得"美"与人的现实物欲发展之间产生了一种新的互动关系,物欲的充分实现成了日常生活在"审美"方向上不断自我拓展的内在因素,而生活的"审美"情调则包装了人的具体物欲动机。
     具体来说,90年代中国审美风尚的变革,在总体上具有这样几个特征:
     1、大众日常生活需求及其满足的直接需要,在审美层面上催生了一种极具世俗化色彩的价值追求;满足大众最基本的生活享受需要,表现人在世俗幸福中最普遍的物质欲望,成为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风尚的一个突出特征。"世俗化"成为当今审美风尚发展中的一个具体标记。
     这里,所谓"世俗化",同一般意义上的"庸俗"、"低级"等等,是有所差别的。如果说,整个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的显著改观,突出表现了那种同最一般的物质利益相一致的大众意志、大众实践的急剧扩张;那么,在社会审美风尚的变革进程上,"世俗化"的特征正体现了人们在日常生活层面上,对于那些体现最广大群众的基本要求和欲望、体现普普通通的生活满足的对象和事件的爱好与感动。在这里,人们没有伟大的理想冲动,没有宏大的生活目标,也没有坚毅不拔的精神信仰,有的只是实现人际间在日常生活中那份脉脉温情的渴望、满足生活基本享受的热情。可以说,这种"世俗化"的审美风尚特征,一方面再现了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进程的基本脉动,另一方面则再现了当前中国社会群体精神的存在情形。我们从中不难看出,首先,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风尚的变革,具有一种对于理想精神价值的消解性。它意味着,人们不再把确立生活的远大精神理想当作一个现实的目标,也不再把重建生活的崇高意义当作自身行动的前提。相反,在日常生活的具体活动中,人们开始把自己的眼光从理想的天空收了回来,投向脚下的现实;生活的精神意义逐渐为日常活动的物质要求所代替,思想的追索道路为现实物欲的扩张冲动所截断。这样,为了实现当前利益和需要而从事的每一项生活活动,都这样或那样地指向了种种非常现实而具体的过程,并且力图从这些现实而具体的活动中获取直接的享受。生活变得非常实际,同时也变得令人可亲可近,是人们为满足自己的日常需要而进行的活动过程。在这种取消了精神的理想性和崇高性的日常生活过程中,人们所产生的,便是一种对于自身生活的感性表达和表达的快乐,一种源于最基本的生活热情的自我感动。   
     其次,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风尚的"世俗化"特征,具有一种相当鲜明的物质主义倾向。对于90年代的中国大众、尤其是城市居民来说,物质富裕如今已不是一个不可实现的目标;至少,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日常生活满足,正取决于其占有物质的丰富程度。由于社会物质生产和积累的规模日益迅速地扩大,今天,人们所能够掌握的物质条件已经越来越丰富,所以,对于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而言,在物质富裕的同时,要求获得一种令人满意的生活享受,也就不是什么奢侈的或不道德的事情了。因此,在"世俗化"特征的背后,我们总是可以看到一种大众物欲冲动和满足的感性形式,即:"美"仅仅是作为一个物质富裕的生活象征而存在;对"美"的感动和欣喜,由于物质上的可靠保障而益发地强烈且令人难以自持。生活之"美"不再享有往日高贵的精神气质,而成为一种点缀日常物欲满足的装饰材料;"审美"不再是超度芸芸众生的理想价值之境,它已然是人们为自己的生活编织漂亮外衣的感性凭据。   
     于是,整个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风尚的变革进程,在"世俗化"的方向上显示了:日常生活的享乐追求不仅改变了大众的文化价值理想,同时也从根本上改变了生活的审美表现形式。人们以一种直

截了当的方式,极端感性地构筑了日常生活的审美价值:富足与安逸是人在现实中的基本追求,对它的表达与满足则给了人们一种快乐的安慰。对此,90年代崛起于文学创作领域而又为广大中国读者欣然接受的所谓"打工文学",便做了一个非常生动的说明。《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我的财富在澳洲》、《上海人在东京》……这些小说往往以"出国"、"海外发迹"为叙事编码内容,在文学释义的广泛性上,将艰苦创业的乐趣置换为个体对物质占有的现实成就感,并以此来为大众提供有关"幸福生活"的世俗指南。浪漫的文学热情包裹着巨大的物质幻想,在审美价值领域横冲直撞,把精神体验的"崇高"当作一个遥远的神话故事逐出了日常生活的具体过程。它在以锐不可挡的姿态横扫一切精神目标的同时,充分显示了自己同整个社会大众利益相一致的审美本质──宏大的精神抱负无法为今天的需要生产出直接的欢娱,实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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