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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 ——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

时间:2007-1-31栏目:

就是一个历史与文化的建构,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文学”,也没有永恒的文学“本质”。他甚至认为,或许有一天,莎士比亚的作品会被排挤出“文学”的大门。(14)而乔纳森·卡勒则更极端地认为:“文学就是一个特定的社会认为是文学的任何作品,也就是由文化来裁决,认为可以算作文学的任何文本。”他甚至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问“什么是文学”就像问“什么是杂草?”答案是:“杂草就是花园的主人不希望长在自己园里的植物。”在卡勒看来,“假如你对杂草感到好奇,力图找到‘杂草状态’的本质,于是你就去探讨它们的植物特征,去寻找形式上或实际上明显的、使植物成为杂草的特点,那你可就白费力气了。其实,你应该做的是历史的、社会的,或许还有心理方面的研究,看一看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会把什么样的植物判定为不受欢迎的植物。”(15)因而还不如转移视线,去探讨“是什么让我们(或者其他社会)把一些东西界定为文学的?”这个更有意思的问题。其实,他们的言论并非危言耸听,征诸中外文学史,“文学”的观念的确不是一成不变的。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更把关于“作家”、“艺术家”的界定看作是一种文化权力的斗争。他认为:“文化生产的场域是一个斗争的场所,在这里最为重要的是拥有一种关于艺术家的支配性的界定权力,以便划定那些被赋予参与界定艺术家的斗争权力的人的数量。业已确立的关于艺术家、作家的界定可能通过扩大在文学事务中有自己的合法声音的人的数量而被极大地改变”,“虽然每个文学场域都是争夺对作家的界定的权力场所,这一点是确凿的,但是事实依然是,科学的分析如果不想犯把特例普遍化的错误,那么,就必须知道他们只能与关于作家的历史性界定相遇——这种界定与争夺对于作家的合法界定的特定斗争状态相对应。”(16)



  但是,只是看到文化研究与文学社会学的相似之处,甚至把它们完全等同起来是具有误导性的。在我国,长期占据支配地位的文艺社会学模式诞生于西方19世纪。其中尤其以泰纳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兼进化论的文学社会学模式,以及以马克思开创的辨证唯物主义文学社会学模式影响最大。关于泰纳(又译为丹纳)的文学社会学,韦勒克曾经分析说:“泰纳代表了处于19世纪十字路口的极复杂、极矛盾的心灵:他结合了黑格尔主义与自然主义心理学,结合了一种历史意识与一种理想的古典主义,一种个体意识与一种普遍的决定论,一种对暴力的崇拜与一种强烈的道德与理性意识。作为一个批评家,从他身上可以发现文学社会学的问题所在。”(17)这段话指出了泰纳文学社会学的要点:1、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与兰克的实证主义史学。相信“客观规律”的存在。这反映了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进展及其方法对于人文科学的渗透,崇尚客观主义与经验方法,具有机械论特征;2、理性主义的历史哲学,“时代精神”决定论。相信通过理性可以把握历史的总体过程,相信历史的必然性,从理论模式出发而不是从经验事实出发,但是又把这个理论模式当作“客观规律”;3、进化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在泰纳的艺术(史)社会学中表现为环境决定论,适合于环境的艺术类型会得到发展否则被淘汰。他的《艺术哲学》频繁地使用生物学术语,用生物学“适者生存”的原理来比附文学艺术的发展。泰纳的《艺术哲学》由著名的翻译家傅雷先生翻译,早在60年代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一再重版,在文学/艺术理论界生产了相当大的影响。其机械决定论色彩与伪装在自然科学外表下的理性主义倾向在中国的文艺社会学中都有相当严重的反映。
  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社会学(其真正的学科形态是在前苏联建立的)建立在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个基本的社会理论构架上。在这个基本框架中,物质/精神、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存在/意识构成了一系列二元对立关系。文化/艺术被列入精神、上层建筑、意识的范畴。尽管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经有过对文化/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的强调,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许多当代的社会理论家看来,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基本框架决定了任何关于上层建筑、文化自主性、文学艺术相对独立性的言论在根本上都不能弥补其忽视文化与精神的独立性(即所谓经济还原主义)的基本缺憾。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那里,文化没有被视作一种基本的、同样具有物质性的基本人类实践活动,忽视文化在建构社会现实与人性结构中的重要作用。这一点已经引起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遍警惕。正如亚当·库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家(指马克思以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引注)已经避开了那种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简单的、使人误解的比喻说法,这种说法常常具有用经济还原论解释文化的危险,以及将文学和艺术仅仅构想为阶级和经济因素‘反映’的危险。”(18)葛兰西、阿多诺、哥德曼、阿尔多塞以及苏联的文论家巴赫金等都在力图克服马克思的经济主义方面作出了极大努力。
  总起来看,泰纳等人的文学社会学存在严重的机械决定论、实证主义、进化论倾向,忽视文学艺术的自身规律,这些都成为新批评与形式主义批评的对象。没有吸收西方20世纪语言论转向与文化论转向的成果。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社会学在前苏联文论界被极大地庸俗化简单化,而对我国文论界产生支配性影响的恰恰就是这种庸俗搬的马克思主义。 




  在澄清了传统文学社会学的缺陷以后,文化研究与它的差别就显得十分明显了。产生于本世纪60年代的文化研究是在反思传统文学社会学的缺陷的基础上、广泛地吸收20世纪语言论转向的成果以后产生的。由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为标志的语言论转向的成果充分反映在包括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新批评、符号学、叙事学等学科中。这些学科虽然存在文本中心主义的问题,但是却可以有效地克服文艺的庸俗社会学倾向。文化研究固然是对于文本中心主义的反拨,它要重建文学与社

会的关系,但是这是一种否定之否定,它吸收了语言论转向的基本成果,这种重建因而决不是要回到机械的还原论与决定论。相反,深受本世纪语言哲学、尤其是后结构主义语言哲学影响的文化研究,非常强调语言与文化是一种基本的社会实践,它具有物质性。比如英国著名的文化研究者斯图亚特·霍尔指出:“文化已经不再是生产与事物的‘坚实世界’的一个装饰性的附属物,不再是物质世界的蛋糕上的酥皮。这个词(文化,引注)现在已经与世界一样是‘物质性的’。通过设计、技术以及风格化,‘美学’已经渗透到现代生产的世界,通过市场营销、设计以及风格,‘图像’提供了对于躯体的再现模式与虚构叙述模式,绝大多数的现代消费都建立在这个躯体上。现代文化在其实践与生产方式方面都具有坚实的物质性。商品与技术的物质世界具有深广的文化属性。”(19)文化的物质化与物质生产的文化化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中有充分的体现,我们不难在今天这个所谓“知识经济”时代的日常生活中观察到这种现象。它不仅印证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同时也使得文化/物质生产、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二元模式受到挑战。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图雷纳在《现代性与文化多样性》中指出:“当前我们正目睹超越工业社会的社会的出现;我们把它们称为‘程序化社会’,其主要投资包括大批量生产和批发象征性货物。此种商品具有文化的属性,它们是信息、表征和知识,它们不仅仅影响劳动组织,而且影响有关的劳动目标,从而也影响到文化本身”“故尔说社会在前进,从有能力组织贸易进步到有能力生产工业产品,再进而到能生产‘文化产品’。给这些不同类型的社会下定义,不但要着眼于不同类型的投资,而且一定要看到对世界以及主体的特定的表征方式。”(《社会转型:多文化多民族社会》,第17页)
  此外,文化研究试图在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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