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接受，道德理想主义起了重要的作用。革命的思想武器--圣人救世、大同理想、仁爱精神，是广大民众的渴望和憧憬，也是极具感召力的纲领和口号。
    近代中国革命的基础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民众。作为旧制度的被压迫者，他们对旧文化的批判是在更为直接、更为严峻的生存危机下进行的，因而他们的批判更具有朴素的情绪；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和文化的限制，他们更容易非反思非批判地接受社会和道德理想价值。这一矛盾注定了革命思想对道德理想主义的矛盾情结。
    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英雄们对旧文化的批判及对西方文化的排斥，都带有强烈的情绪。典型的如洪秀全捣毁孔庙、焚烧经典、以荒诞的宗教语言让孔子这一"阎罗妖"接受天父天兄的惩罚。农民思想家对名教文化的偏激并不亚于"五四"思想家。然而支配他们与传统决裂的精神支柱恰恰来自传统，来自儒家的道德理想、圣人境界和仁爱精神。太平天国乌托邦的实质不是基督教，而是中国传统的道德理想：仁爱、平等、公正；天下男人都是兄弟，女人皆为姊妹；无此疆彼界之分，无尔吞我并之念，大家共享大同太平--改了装的"三代盛世"景象。农民思想家也像士大夫一样，对名教文化的价值理想如痴如狂地迷恋，虽然也无情地批判之。
    不仅如此，这一矛盾情结还表现为农民思想家对天地君亲之人伦精神的复杂情感。名教文化的人伦精神、江山社稷观念、纲常观念，是直接为专制王权服务的，因而下层民众对它怀有强烈的排斥心理。太平军英雄既用批判的武器，也用武器的批判对这种人伦精神进行了扫荡。然而他们恨的正是他们爱的。他们打碎为清廷服务的人伦纲常，不过是要确立为自己所用的人伦纲常。太平军一举事就有十足的称王做皇帝的瘾；定都天京后，他们更是提倡尊孔读经，强调君臣父子夫妇之道，开始向他们反叛过的传统复归。
    近代农民革命的思想家对传统文化的矛盾情结还表现在意识与潜意识的矛盾以及起点与归宿的矛盾。
    辛亥革命批判旧文化的方式是太平天国、义和团的发展，其理论思路则是对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的重新思考。章太炎、孙中山等人都把对旧文化的批判指向当时最关键的问题：推翻满清帝制。但如何选择中国的现代化？他们又陷入了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的情感纠葛之中。
    章太炎猛烈地批判专制主义，致力于个性解放和自由民主。在他看来，中国的现代化和个性解放不是民族虚无主义，恰恰相反，是复兴传统，弘扬国粹。这当然不无道理。问题在于，章太炎的国粹主义充满痴恋传统道德理想的浓郁的保守色彩。加上他对西方文化的失望（因其不符合儒家道德理想），章先生便从中悟出个"俱分进化"的哲理来。由于善亦进而恶亦进，乐亦进而苦亦进，文明进步带来的是兽性的扩张，所以章氏拒绝资本主义经济和近代工业文明，完全回到传统的道德本位立场。道德理想主义的魅力使得一代伟人终究没有走出传统的圈子。
    孙中山同样对以专制主义为核心的名教文化进行猛烈抨击，并把这种抨击转化为革命的实践和对新文化的构思。象康、梁、严、章一样，孙中山的文化批判和建构以欧美文化为参照系，但又对欧美文化产生双重的失望：一是欧美经济的发展与广大人民的贫困并存，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口号与广大民众无人权之实情并存；二是欧美人不是文明的使者，却是掠夺和宰割中华民族的列强。总之西方文化只有强权而无公理，是霸道而非王道。失望之余，孙先生也回到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之中：远古大同社会、先王教化文明、唐虞孔孟的"民权"、人类的互助原则、忠（改忠君为忠国忠民）孝仁义等。
    孙中山的文化建构模式，尤其是民生主义，始终在历史尺度和道德理想尺度的二难中徘徊。他既主张顺应世界潮流，发展现代工商业，又希望避免欧美工业发展的阵痛。导致这一矛盾心态的无疑是他思想深处的道德理想主义。孙中山明确指出："真正达到民生主义的目的，此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 "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 从大同理想出发,他断言中国的重要问题不是患寡而是患不均。为了均，他提出了"集产社会主义"、"平均地权"等方案，并部分地接受了共产主义。强烈的道德关怀和大同理想表明孙中山也是作为一个圣人来救世，而不是作为思想家来推进理性的。
    最后，作为近代文化批判和启蒙的各种思潮，都汇集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洪流，自有其必然性。其中的原因很多，但很关键但又被我们所忽视的一点是近代人物对道德理想主义的矛盾情结。中国是一个宗法社会和农业大国，它的民众基础是农民。这一社会主体的心声不可能靠纯学理的沉思来实现，而必须首先诉诸生存斗争。一方面，革命对旧文化的批判，情感的怨恨多于理性的冷观，从而，革命的激情压到理性的反思；另一方面，广大农民对"德先生"和"赛先生"未必能产生共鸣，但大同理想对他们却极富吸引力，道德圣人（"人民救星"）对他们极具感召力。共产主义正是在这点上与中国传统文化找到了结合点，从而引起了中国人广泛的共鸣。启蒙思想家也不例外，陈独秀、李大钊、甚至鲁迅、胡适都对社会主义感兴趣，这不能不说是道德理想主义强大的魅力。
    四
    近代中国文化批判和启蒙都有强烈的情感色彩。批得那么忿激，恋的那么深沉。结果，人们越是想超出传统，就越是陷入传统之中。我们能从中得出哪些富有启发性的结论呢？
    第一，文化的批判、选择和重建应避免实用主义式的急功近利，文化价值的重估应具有一定的超功利性。
    近代文化批判是在西潮的打击下激起的，因而具有紧迫的功利性，难以站在一定的高度冷观，这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不过我们今

天回过头来，必须看到，实用主义式的急功近利导致浮躁和偏激，理性的冷观不够深入。这样，我们既难以把握西方文化的真谛，也难以把中国文化放在新的时空中正确定位。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也不能说解决好了。例如为了赶超某个目标，为了达到某项计划指标，为了某个政治任务，搞"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结果导致大量短期行为乃至重大失误。文化批判应尽可能冷静些，超脱些，深沉些。康德 "无目的地合目的性"原则很适合我们今天的文化选择和重构。
    第二，情感主义和理想主义固然能激发国民精神,但它毕竟不是科学方法,历史和文化的现实发展是超情感、超激情的。
    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以情感主义和理想主义为特征。具体表现为：1、它以王化和伦理教化的方式，在人们心灵深处树起一套人禽之别、华夷之别的价值标准，激起耻感和羞愧感的情绪体验；2、中国文化虽然缺乏宗教理想意识，却有强烈的道德和乌托邦（大同）理想观念。这种思想的基础是情感和审美心理，而不是理性。在此文化中熏陶出来的近代思想家，当然也摆脱不了情感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影响。与西方启蒙思想家比较：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思路可以说是按"解构-建构"的方式演进。他们在做文化批判时，往往点破前人思想体系的逻辑基础，重建新的逻辑基础，有基础而后有体系。中国思想家不然，他们重在文化优劣好坏善恶的评价。支配西方近代文化的基本精神是科学理性主义，它重实证和逻辑；支配中国近代文化的主要是激情感染和理想憧憬。情绪、激情压到理性时，文化的批判就会在激进与保守、狂热与消沉中摇晃。
    第三，文化启蒙和建设是远比政治斗争复杂得多、深沉得多的历史任务，不能简单地用政权更替代替文化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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