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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正、民族文化与现代化的张力

时间:2007-1-31栏目:文学理论论文

历史己可确凿无误地写上:新文化运动期间是20 世纪中国绝无仅有的多元文化得以自由论难的时期。
    新文化运动内部是多元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民粹主义……其中且有多种复杂的排列组合。
    反对阵营也是多元的:国粹派,“学衡派”,东方文化救世派,其化文化民族主义者,同善社及其他鬼神迷信组织……。
    两极之外还有形形色色的中间派与调和论。
    他们凭藉各自的阵地尖锐、自由地辩驳。个个自以为是,信心十足。没有什么人或什么派自甘堕落,卑鄙告密,勾引、煽动权势者去消灭对方。唯一的裁判是读者的自由选择。鬼怪云集的《灵学丛志》(中华书局出版)是因门庭冷落,香火不继而不得不自行关门的。它与《新青年》的读者群有很大差别。后者对它的猛列批判究竟有没有或起了多大作用,恐怕很难说清。
    凭吊当年硝烟,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这不是无是无非的混战。
    反对白话为书面交往和文学创作主要言的诸公肯定错了。言文合一,利国便民,为大众交往、文学创作、学术研究提供了良好工具。胡适、陈独秀、钱玄同诸人促成这一伟业,合当永志青史。林纾、梅光迪、章士钊等人尽管所持理由不一,就反对白话文而言,无疑都错了。
    至今莫衷一是的似是两大历久不衰的追求。
    一是如何解决社会公正问题。
    翻检当年文献,触目皆是对社会不公的忧虑。
    第一次世界大战历时4年零3个月;死亡军人约850万,平民约一千万;直接经济损失1805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1516亿美元。作为富强典范的欧洲百孔千疮,武装革命、和平示威风起云涌。从现象疑及制度,用梁启超的话来说是:在西方“科学愈昌,工厂愈多,社会偏枯亦愈甚,富者益富,贫者益贫。”[1]在国内,政治经济秩序都面临着转型期的混乱和痛苦。军阀混战,工厂盛行着资本主义初兴期的残酷压榨,贫苦民游民化……。面对如斯局面,中国人何以自处?
    这些世界性的难题,难为了剪下辫子不久的中国知识分子。
    “劳工神圣!”(蔡元培)、“劳作神圣为世界不可磨灭之公理”(梁启超)、“今后救亡之第一着当从事于社会革命”(许德珩)、“这种社会革命的潮流……将来必至弥漫于世界”(李大钊)、“俄国式的革命――社会革命――要到处散布了”(傅斯年)……。
    这些思想取向不一的知识界菁英,异口同声争说“劳工神圣”、“社会革命”!各人情况不同,总的说来是正义冲动推动下对世界“新思潮”的追逐。他们期望的是在中国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避免重蹈西方的覆辙。可是,这些善良的愿望基本上是空泛的理念,从“公正”、“公平”的标准,“社会革命”的具体内容,到实现这些的途径和手段,往往都不甚了了。他们大都是人文学者,笔力甚健;但通常对政治学,经济学和中国社会缺乏系统的研究,对资本主义和苏俄的历史和现状也缺乏深切的了解;加上当时虽有政党却没有健康的政党政治,社会科学大体处于介绍输入阶段;于是,除了一些激进者走上与国民党合作动刀动枪的道路外,多半停留在空泛的理念探讨或“第三种文明”的鼓吹。
    二是念念不忘文化民族主义。
    昔日辉煌与今日贫弱的反差一直困着19、20世纪的中国人。进入20世纪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突出地表现在东方文化救世论的兴起。开先河的是辜鸿铭。早在1901年,他就毫不含糊地给东西文化定性:
    “目前在欧洲和远东之间确实有一种文明之争在进行着。不过在我看来,这种斗争似乎不是一种黄种文明与白种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更似一种远东文明与那种可称为欧洲中世纪文明之间的冲突。”
    “……人类未来文明……依赖于中国文明的根基,或更确切地讲依赖于远东民族可称为儒家文明的东西。”[2]
    在辜老先生笔下,东西文化之争,是先进的东方与落后的奉行中世纪文明的欧洲之争;中国传统文化不但与现代文明没有矛盾,而且蕴含着现代性的精髓。他写道:
    “人们经常断言汉语中没有关于‘自由’的词汇,但令人惊奇的事实是,不仅汉语中有关于‘自由’的词汇,而且这个词还准确地表达了……‘自由’的真正含义……汉语中表示‘自由’的字是‘道’……当它在‘自由’这个意义上使用时,被义定为遵循我们本性的法则――率性之谓道。”③
    新文化运动期间,他更气壮山河地断言:
    “在中国历史上,只出现过一次专制即秦始皇的暴政”。
    “我认为在中国,我们一直拥有‘理性民主政体’,尽管从统治的形式上来说始终是君主统治。中华民族一直是个民主的民族。我敢说,就我所知,中国人……今天是世界上唯一的真正民主的民族。”④
    尽管此老的这些外文著作在国内影响不大,在海外却颇有一些读者。更重要的是他首创一个记录:中国人以所学西学为工具,努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现代性”。不管人们是否同意他的结论,仅就历史事实来说,毋庸讳言:时贤孜孜矻矻进行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类的研究,不过是他的未竟事业的继续。
    同时,辜鸿铭不是孤立的,各个时期都有同道,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几乎同步的新文化运动中起而呼应者更大有人在,而就东方文化救世论掀起轩然大波的是梁启超和梁漱溟。最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的立论:
    “我希望我们可爱的青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已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我们人数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我们对于人类全体的幸福,该负四分之一的责任。不尽这责任,就是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同进的人类,其实是对不起自己。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

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⑤
    两个都是世界性的难题。实质是如何处理现代化与社会公正、现代化与多元民族文化的内在张力。
    时代变了,即使是东方文化救世界论的鼓吹者也多半吃过洋面包,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他们不是19世纪弄不清有没有陆路可通英吉利的土老帽,也不像后者那样以坚决拒绝西方现化文化为职志。他们赞成有所选择地吸收西方文化;有的人笔下还不时出现民主、科学、自由、平等之类的字眼;有的争论甚至表现为是谁真正领会了西方文化之争。当今有的论者据此坚决否认他们是现代西方文化的反对者。
    如果弄清双方的确实主张,弄清各自的具体追求,也许有助于人们作出自己的判断。
    从社会公正和文化民族主义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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