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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隐者——李柏思想构成探析

时间:2023-02-20 22:37:06 文学理论论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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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隐者——李柏思想构成探析

内容提要:李柏称为“关中三李”之一,是一位儒家的隐者。他在思想上对儒学(包括理学、心学、关学)的有关方面都有自己的独特体悟和阐发,特别是对儒家的隐逸思想有诸多发挥,这实质上是吸取佛道思想的结果。他以儒为本,兼取佛道,有揉合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倾向。李柏的学术思想在明清之际的关中乃至全国都有影响。
    关键词:李柏;儒家的隐者;思想构成
    一
    李柏,字雪木,号太白山人,陕西眉县人。生于明崇祯三年(公元1628年),“生而赤面伟躯,器宇异常儿。”①9岁一入小学,就常吐奇语,令师生惊叹。17岁时,偶读朱子小学,见古人嘉行嘉言,便焚去案头科举时文,受塾师怒斥而不顾,发誓要学古人。后来又屡次避乡试,漫游山野。后因母逼责,应试受博士弟子员。母逝后,他守墓三年,后只身入太白山中,发愤读书,成为关中大儒,与李二曲、李因笃并称“关中三李”。李柏饱经艰难,曾避兵移家入太白山,生计颇为艰难,但他安贫乐道,不为五斗米折腰。48岁时曾举贡太学,但旋即谢去。51岁时曾至周至访晤李中孚(二曲),切磋学艺。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李柏61岁,应好友之邀游南岳,漫游江、汉、洞庭湖、衡山等地,归后有《湘中草》诗集问世。南游归家后,正逢西岐大旱,李柏举家迁至陕西洋县等地,又有《汉南草》问世。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李柏自洋县携家北返,寓居樊川。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李柏卒于眉县故居。李柏生前有诗文集《槲叶集》问世,“其文率出自胸臆,不蹈袭前人;诗则自成一家”①(王尔辑《墓碣》)是其思想情感的结晶。
    综观李柏的一生,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他是儒家的隐者。所谓“儒家的隐者”是指信奉儒家学说,但又由于诸多原因,不出仁,不参与社会政治活动,隐以求志、坚定儒道的士人。一般学术界认为,儒家学说是人世的,汲汲于治国平天下的,这是对的。但不要忘了从孔子起就有了隐逸思想,如他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②如他还有想“居九夷”(《论语·子罕》)②想法,这都是一种隐者的“避世”思想。这种思想影响了他的弟子,出现了像原宪这样不追求官职,安贫乐道的隐者。原宪忠实地实践孔子“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论语·泰伯》)②和“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②的思想,在孔子卒后三十七岁时就“亡在草泽中”(《史记·仲尼弟子列传》)③。儒家的隐者之所以走避世之路,主要是在因时的思想指导下,根据社会政治的清明与否,治世还是乱世,以及自己的理想是否有实现的可能,自己的人格是否得到尊重来作出选择的。李柏就是如此,他自己曾说:“柏也,山林而儒服者。”这就是说他是一个隐匿山林的儒者。
    二
    从以严格的学术角度来看,李柏的思想似乎是丰富多样而又杂乱无章,多是灵感式的诗文,随感式的札记,包括题叙、书信和格言,没有构思精致、严谨充实的论文。他没有开门授徒,也没有留下师生切磋学问、阐发思想的材料,这一定程度影响了他在当时和后来的社会影响。然而,只要我们深入其思想深处,会发现他的思想还是有线索可寻的,可以整理出一个头绪来。概括地说,李柏作为儒家的隐者,还是对儒家学说及其各种变化了的新形态,如理学——心学、关学以及一些基本观点都有自己独特的体悟与阐发,特别是对儒家隐逸思想作了许多发展,它实际上是吸收佛道思想的结果。从总体上看,李柏思想是以儒为本,兼取佛(禅)道,有揉合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倾向。这里我得再说明一点,前面我说“儒家的隐者”是说明儒家内部有一个趋向于避世的隐者传统,这表现在思想上就是儒家隐逸思想。笔者是这样想的,儒家的隐者在“隐”(不仕、避世)上与佛、道是一样的,但儒家的隐者却笃信儒家的基本思想,如仁义礼智信,以及忠孝等,他们避世而不出世,不为官而作民,但也不抛弃家庭亲情和尘世的友情。这一传统最远可追到伯夷、叔齐、许由、巢父,春秋战国以后,特别是道教的确立,佛教的传入,儒家的隐逸思想从道佛中获得了许多启发和发展。汉代以后,儒学主流虽说取得了独尊地位,然而一则社会历史周期的动荡使儒士们遭遇困窘,二则儒学的独尊使士人都钻研儒学,可并不是每个儒生都得到重用的,于是总有那么一小部分人不得时用,怀才不遇,于是只好走隐逸之路。这其中也有个别人是试图走终南捷径的,但主体上还是安贫乐道,清高自守,往往成为地方贤达、乡间名士,成为正统儒学的朴素的花边。在腐败的时代往往还透露出一丝真实人性的亮色。
    作为儒家的隐者,李柏对儒家隐逸思想的诸多方面都有进一步的发展。
    选择隐居道路的原因 儒家士人选择隐遁避世之路,大都有客观的原因,往往是社会变革、动荡之际,政治黑暗,士人分化,思想混乱,一部分儒家学者看到圣贤之道不可能行于世,便为了守道而退隐。李柏生当明末,亲眼看到明王朝走向灭亡,却又无可奈何。他曾多次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首先,明末多盗,是因为“近世嘉庆天启以来,笃实君子在野,虚文小人满朝延,上欺其君,下虐其民,民不堪命,聚而为盗,盗满天下由盗满朝延也”①(《过函谷关论》)。其次,明代实行八股取士,培养出来的都是只知背诵时文,头脑僵化,无见解、无真才实学的“白面书生”,国家依赖这要样的人必然会落得个大厦倾颓的结局。李柏在河南看到李自成大乱后留下的千里无人烟的凄凉情景,但他把这一罪责归结到统治者,“明季文臣不能无罪矣!”正是对社会政治的观感,他既不愿参与社会活动,又极端反感举业。进入清朝,满人入主中原,强烈的正统观念和夏夷意识使他像许多前朝遗民一样,不愿与满清王朝合作,便走上了放浪山水,隐居求志的道路。对此,后人曾寄予深切的同情。赵舒翘曾说:“雪木先生生当明季,抱草莽孤愤无所发抒,遂放浪山水间,其志亦大可悲矣”(《跋淡园亦山园记墨迹卷》)。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李柏还从历史上寻找理论依据。在《岁寒斋记》①中,他说:“《易》曰履霜坚冰至,孔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皆圣人教天下以善处岁寒之道也。……伯夷遇岁寒于周者,庞德公、管幼安遇岁寒于汉魏之际者也,陶渊明遇岁寒于晋宋者也,……”。我们完全可以再补充一句:“李雪木遇岁寒于明清之际。”
    选择隐居道路的原则 李柏选取隐居之路的指导思想是“六则”: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都出自《论语》,应该是孔子思想的一部分,自然也应是儒家思想。李柏对这六句话多有阐发,他在《语录》中有一则,说此六则“何等决绝,何等勇断,认为当时士人“因循荏苒,以为通达权变,故终身不济事。”他还专门写了一篇《六则箴》①,认为六则的大义是“因乎时者也”,“时者无可无不可也,可以行则行,可以仕则仕,可以卷怀则卷而怀之。”并举历史上帝尧、许由、诸葛亮来说明知时的重要。关于知时,孟子曾经说孔子是“圣之时者”,

还说:“士穷不失义,大达不离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利天下”(《孟子·尽心上》)。穷达知时应该是原始儒家一个重要观点,这已为新发现的郭店楚简所证明。楚简儒家文献中有一篇《穷达以时》,这里的“时”就是指时遇、时世之意。或穷或达取决于“时”,君子应知时。在知时的基础上,才能作出选择。选择无非是廊庙或山林。在《驳王维与魏居士书》①中李柏引用严子陵的话:“士故有志,去山林,去廊庙,因乎时也。时可利见,辞烟霞而依日月;时可潜隐,弃轩冕而友鹿豕。”因时而异,作出选择。他自己就是这样的,“宇宙事业有两,曰山林,曰廊庙。廊非吾事也”(《寄张素石》)①,于是就走入山林。
    隐者之志趣 走山林之路,也得有坚定之意志、高尚之情趣,不然可能如唐朝卢藏用,把隐居作为追求高官厚禄的“终南捷径”,留下笑柄。李柏少有隐志,后来终生不仕,坚定不移,他曾经把隐志比如钢铁,“时不可为则存铁心,养铁膝,蓄铁胆,坚铁骨,以铁老汉可也,慎无捷径于终南”①(《铁墨吟序》)。在《后题牵饮上流图》①中他说:“士固有志,志在丘壑,无论生帝代即生皇代亦隐也。”他特别推崇陶渊明的人品诗品,许多诗文抒发这种思想情绪,原因便在于陶渊明的志向很坚定。陶渊明生为晋人,志在为晋,耻食宋禄。李柏认为既然走了隐者之路,就要有隐者高尚的情趣,这就是要追求一种淡泊、清白、高洁的逸情高韵。他写《淡园记》①阐发“淡”之大义:“子思曰:‘君子之道,淡而不厌’。诸葛孔明:‘淡泊足以明志’。邵康节曰:‘元酒味方淡’。庄子曰:‘虚静怡淡’,又曰:‘游心于淡’。”他例举了历史上辞富贵高位隐居求淡的人,说明“淡则心逸而日休,不淡则心劳日拙,是以学道君子为此而不为彼。”在《仲贞张公淡园跋》①一文中他还把“淡”看成一种至德之境:“淡之风清,淡之韵高,淡之用简,淡之致闲,淡之清静,淡之气穆,淡之思定,淡之操严,淡之行廉,淡之量弘;弘则不忮,廉则不贪,严则不滥,定则不扰,穆则不浮,静则不躁,闲则不劳,简则不烦,高则不俗,清则不污。……淡之德至矣。”与“淡”相近的是“清”。李柏多处歌颂隐者之“清”,还把清看成“圣人之道”。在《花之圣人》①中他通过梅花、菊花、莲花、牡丹花的生性及古圣贤逸爱各有所衷情进行比较,最后说“梅,花之圣人也”。因为“天下之名园胜圃,万花烂漫,逞艳斗媚,一旦时移运去,夏日烈斯凋残矣,秋风起斯摇落矣。惟梅也,万国飞霜而独傲霜,四海雨雪而独凌雪。”他把伯夷与梅相比,孟子曾说伯夷为“圣之清者”,那么,“梅之清,夷之清也”,“天下皆冬而梅无冬,与天下皆周而夷无周,同一清也。清之圣,圣人之道也。”李柏隐于山林后最爱太白山的雪和月,他写了许多诗文,抒发其高洁清白的情趣。如《太白山雪月》①云:“我爱月下雪,我爱雪上月。月光荡雪花,乾坤胥白彻。高士怀素心,宁与雪月别。一滴饮贪泉,雪残月亦缺。”在《太白山月歌》中描写冬天入太白山,见到的是白雪、白月、白鹤、白石,特别是太白山月在昏晓及春夏秋冬的不同美景,最后把雪月之清白洁净与历史上古圣先贤的事迹结合起来,如见山月思渭川,姜太公钓于渭滨,后辅周八百年;见山月思首阳,伯夷叔齐“清风吹? ?м毕恪钡鹊取@畎淄形镌⒅荆?杈笆闱椋?泶镒约旱闹救ぃ?源撕笕吮硎玖嗽尢荆骸跋壬?Р豢梢皇乐?牛?窘嘈蟹迹?ㄈ痪?住保ㄍ跸芍蕖吨乜?lt;槲叶集>》序)。
    孔颜之乐 隐居不仕,必然要守贫贱,手磨难。然而儒家之隐者大都安贫乐道,以贫贱为乐,自苦中寻乐,真乐在其中。李柏终生不仕,无奉无禄,又加之天灾人祸,生计一向十分艰难。他在穷愁潦倒之时,但在心灵上与孔颜沟通,始终保持乐观精神。在《万味珍馐解》①中,他写道全家人曾经“绝麦”、“绝盐”,每天只喝两餐玉米粥,但他以孔子绝粮于陈蔡、孟子绝粮于邹薛,子思居卫三旬九餐,陶潜归里叩门乞食为例,说明“大圣大贤犹有此厄”,自己的饥饿算什么呢?他在《山房咏怀》①中写道:“贫贱休嗟隐者骨,山家富贵世无知;茹毛口御三皇膳,结草身安帝王居。……客来如论玄薰事,笑指飞鸿过太虚。”在《可以集叙》①中写道:“贫贱之乐,孔颜之乐”,并举古人为例:古人有七日不火者,有三旬九餐者,有併日而炊者,有食木子像栗者,有采蕨茹芝者,有屑榆者,有咬菜根者,有一食常坐者,有餐氈齿雪十九年者。这些人都“主于中不动于外,抱节仗义不忘沟壑者之所乐。”他自己“母寡兄幼,兵盗赋役旁舞,萧条四壁,饥寒四十余年”,但“自信性能安贫且好读书,好与客谈山林,好看剑,好吟诗作文,好蒲团静坐,好临水把钩,故终日罗勒有余而尚未有戚戚不足之意。”
    李柏主体思想是儒家的,特别是对儒家隐逸思想多有发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佛禅和道家思想的影响。李柏隐退山林,自有众多的禅林、道庵,有浓厚的宗教氛围。他从历史上的高僧高道那里汲取智慧的思想,使他的思想呈现儒释道糅合的驳杂色彩,并有鲜明的三教合一的倾向。
    与李柏交往的禅师主要是憨休禅师。当时憨休住在敦煌寺院,二人之间多有往来,李柏留下了许多文字,如《憨休和尚语录叙》、《送憨休禅师敲空遗响集叙》等著名诗文,反映了他吸收佛(禅)思想的痕迹。李柏对憨休颇为崇敬,认为其乃“所谓英雄回首而逃禅者”。他与憨休不仅谈佛、谈禅,还谈儒学,“溯源象山,派分东越”,还谈经济、谈文章,这样自然会萌芽儒佛结合的思绪。他对憨休《敲空遗响》一文甚为欣赏,并循着憨休“空”的思路阐发三教合一的思想:“三教圣人,皆以空为把柄者。是故孔子曰:‘空空如也,空无知也。’老子曰:‘空无所空,空无物也。’佛曰:‘万法归空,空无法也。’”“空”实际上乃三教圣人所教人的无穷大道,它无形无相,长住不坏,圣人的传教,是以空敲空,空生响,空无尽,响亦无尽,空无坏,响亦无坏。因此,“三教圣人把柄在空”,“空之义大矣哉?”在《重修大兴善寺大佛殿碑记》①中李柏更明确地表示三教归一的看法:“天有三光,治有三统,教有三种。”他在与憨休禅师讨论这个问题时,憨休举例说,孔子曰欲无言,佛曰无一字。既曰无言复删修六经,不知其几千万言也,其几千万言不过言其无言而已。既曰无一字,可为说经八万四千,其说经八万四千不过说其不一字而已。儒曰爱人,佛曰慈悲;儒曰万物一体,佛曰昆虫草木皆有佛性;儒曰戒慎惧,毋自欺,佛曰念起即觉,以智慧剑斩断葛藤;儒曰不勉而中,不思二得,佛曰出有入无,法轮常转,自在无边等等,这些实质上是一致的,故说“教有三种,道归一致”。
    李柏对老庄也甚为喜好,对道学有自己深刻的体悟。他评价韩信,认为韩信的被杀,罪在不读《老子》。老子说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而韩信功成名遂而身不退,违反了天之道,并以张良与老子相提并论,认为张良深谙老子之道,老子被孔子视为龙,张良也有龙之德。什么是龙之德?李柏在《答焦卧云亢龙说》①中作了回答,因为《易》乾卦有亢龙之论,所谓亢龙即知进不知退,汉代霍光就是如此,而周公则知进知退,为有龙德之人。所谓龙德就是“因时变化”,“潜见跃飞无所不可”,“学者贵乎知时,知时则知龙德矣,则知《易》矣。”可见

,李柏论儒者隐逸时的知时之论,其实是吸取道家和《周易》的结果。李柏深受庄子思想浸润,如“齐生死,忘人我,泯得失,一寤寐”①(《语录》),就深得庄学之旨。他屡次阐发庄子“有用无用”之论,如说“君子处世露才不如敛才,有用不如无用,故瞽者鲜坑长平之土,而躄者不焚赤壁之火”①(《无才》)。在《柴关》①中表达了同样的思想,认为“桂以香伐,桐以声斩,……麝以脐灾,猩以血擒,自古然矣。”李柏还有许多诗表达庄周梦蝶,人生如梦如幻的思想。《游郡东湖序》①便是这样一篇洋洋洒洒,堪与《庄子》媲美的美文,情与景融,现实与梦幻不分,千万年与今日同一,我与蜂鸟混然同在梦中游,我化蜂鸟,蜂鸟亦化我,我梦蜂鸟,蜂鸟亦梦我,“往古今来,世界皆梦幻也”。《梦》①一诗还写道:“把梦思量梦更长,觉为蝴蝶梦为庄,因缘说破真堪笈,悔在邯郸做一场。”
    三
    尽管李柏思想中有浓郁的佛道色彩,但总体上他还是一个隐退山林的儒生,他是以儒为本,兼取佛道的,这一点应清楚。但是,在李柏当时和身后,是有人对他的行为和思想进行指责的,但真正理解他的人还是多数。钱仪吉在《太白山人传》①中说:“吾眉乾隆间县志称李雪木先生奇服诡行,任情放诞……不肯随俗俯仰,宜人以为怪诞,然其皎然自立,志在圣贤,则人罕有识者。”高熙亭在《重刻<槲叶集>叙》中评述李柏:“始则见朱子小学而燔时文,即则学业文章诚足羽翼六经,发蒙振聩。……而世之论者若谓其不专习程朱之书,刻程朱之集,袭程朱之语录,而为书攻其称异于程朱者,以张吾道之门户,遂不许为名儒而屏之关学之外,盖有不可解者矣。”沈杏卿《重刻<槲叶集>序》中说李柏“平生手不释卷,于书无所不读,贯穿百家而惟守关闽之学为宗旨。”近世贺瑞麟在《创修李雪木先生祠堂记》①中也写道:“吾秦当国初,多硕儒鸿才,博学高士。周至李二曲先生,富平李天生先生,及眉县李雪木先生,并称为关中三李。云二曲理学,天生文学,雪木则高隐。成就虽各不同,要其根本之地,未尝不一。……且先生(李柏)修德立言,亦自有其理学,亦自有其文学,与二曲、天生性情气谊深相契合者也。”余堃在《学宪余公履邑候》①中说:“故儒雪木李先生,亮节清风,征车不就……《槲叶集》逸情高韵,托旨深远,不谓永嘉之开,复闻正始之音,关中元气醇厚,代有绝学,典型不坠,端在斯人。”萧柳庵在《<槲叶集>叙》中曾引李柏自己在明亡之际,尝步观九原,顾墟墓累累,叹曰:“百年或化为荒烟蔓草,学者当为身后计。欲为身后计,当别有正学。”这“正学”就是先生追慕终生的圣贤之道。由以上看来,李柏总体上还是个儒者,只不过生不逢时,故知时而退,又始终生活在乡间山林,在社会地层,与许多平民百姓一样,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但他又不是普通的老百姓,他有思想有激情,上观千古,慕古圣先贤的佳言佳行;中述关闽,发展理学、心学;下顾及后世,将丰富的思想、高尚的德操、清白的志趣、高洁的人格留给后人;旁及佛道,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留有一定的地位;他以隐为名,然而在理学、文学上也有建树,有成就,成为关中三李之一。总之,作为一位带有强烈诗人风格的思想家,李柏在明清之际的关中乃至全国都有不可忽视的学术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关中、陕南的士风、学风,他的思想及情操至今仍有着现实意义和教育作用。
    [参考文献]
    ① 李柏.槲叶集[M].清光绪重刻本.
    ② 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③ 司马迁.史记[M].北京: 中华书局,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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