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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隐者——李柏思想构成探析

时间:2007-1-31栏目:文学理论论文

内容提要:李柏称为“关中三李”之一,是一位儒家的隐者。他在思想上对儒学(包括理学、心学、关学)的有关方面都有自己的独特体悟和阐发,特别是对儒家的隐逸思想有诸多发挥,这实质上是吸取佛道思想的结果。他以儒为本,兼取佛道,有揉合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倾向。李柏的学术思想在明清之际的关中乃至全国都有影响。
    关键词:李柏;儒家的隐者;思想构成
    一
    李柏,字雪木,号太白山人,陕西眉县人。生于明崇祯三年(公元1628年),“生而赤面伟躯,器宇异常儿。”①9岁一入小学,就常吐奇语,令师生惊叹。17岁时,偶读朱子小学,见古人嘉行嘉言,便焚去案头科举时文,受塾师怒斥而不顾,发誓要学古人。后来又屡次避乡试,漫游山野。后因母逼责,应试受博士弟子员。母逝后,他守墓三年,后只身入太白山中,发愤读书,成为关中大儒,与李二曲、李因笃并称“关中三李”。李柏饱经艰难,曾避兵移家入太白山,生计颇为艰难,但他安贫乐道,不为五斗米折腰。48岁时曾举贡太学,但旋即谢去。51岁时曾至周至访晤李中孚(二曲),切磋学艺。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李柏61岁,应好友之邀游南岳,漫游江、汉、洞庭湖、衡山等地,归后有《湘中草》诗集问世。南游归家后,正逢西岐大旱,李柏举家迁至陕西洋县等地,又有《汉南草》问世。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李柏自洋县携家北返,寓居樊川。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李柏卒于眉县故居。李柏生前有诗文集《槲叶集》问世,“其文率出自胸臆,不蹈袭前人;诗则自成一家”①(王尔辑《墓碣》)是其思想情感的结晶。
    综观李柏的一生,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他是儒家的隐者。所谓“儒家的隐者”是指信奉儒家学说,但又由于诸多原因,不出仁,不参与社会政治活动,隐以求志、坚定儒道的士人。一般学术界认为,儒家学说是人世的,汲汲于治国平天下的,这是对的。但不要忘了从孔子起就有了隐逸思想,如他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②如他还有想“居九夷”(《论语·子罕》)②想法,这都是一种隐者的“避世”思想。这种思想影响了他的弟子,出现了像原宪这样不追求官职,安贫乐道的隐者。原宪忠实地实践孔子“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论语·泰伯》)②和“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②的思想,在孔子卒后三十七岁时就“亡在草泽中”(《史记·仲尼弟子列传》)③。儒家的隐者之所以走避世之路,主要是在因时的思想指导下,根据社会政治的清明与否,治世还是乱世,以及自己的理想是否有实现的可能,自己的人格是否得到尊重来作出选择的。李柏就是如此,他自己曾说:“柏也,山林而儒服者。”这就是说他是一个隐匿山林的儒者。
    二
    从以严格的学术角度来看,李柏的思想似乎是丰富多样而又杂乱无章,多是灵感式的诗文,随感式的札记,包括题叙、书信和格言,没有构思精致、严谨充实的论文。他没有开门授徒,也没有留下师生切磋学问、阐发思想的材料,这一定程度影响了他在当时和后来的社会影响。然而,只要我们深入其思想深处,会发现他的思想还是有线索可寻的,可以整理出一个头绪来。概括地说,李柏作为儒家的隐者,还是对儒家学说及其各种变化了的新形态,如理学——心学、关学以及一些基本观点都有自己独特的体悟与阐发,特别是对儒家隐逸思想作了许多发展,它实际上是吸收佛道思想的结果。从总体上看,李柏思想是以儒为本,兼取佛(禅)道,有揉合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倾向。这里我得再说明一点,前面我说“儒家的隐者”是说明儒家内部有一个趋向于避世的隐者传统,这表现在思想上就是儒家隐逸思想。笔者是这样想的,儒家的隐者在“隐”(不仕、避世)上与佛、道是一样的,但儒家的隐者却笃信儒家的基本思想,如仁义礼智信,以及忠孝等,他们避世而不出世,不为官而作民,但也不抛弃家庭亲情和尘世的友情。这一传统最远可追到伯夷、叔齐、许由、巢父,春秋战国以后,特别是道教的确立,佛教的传入,儒家的隐逸思想从道佛中获得了许多启发和发展。汉代以后,儒学主流虽说取得了独尊地位,然而一则社会历史周期的动荡使儒士们遭遇困窘,二则儒学的独尊使士人都钻研儒学,可并不是每个儒生都得到重用的,于是总有那么一小部分人不得时用,怀才不遇,于是只好走隐逸之路。这其中也有个别人是试图走终南捷径的,但主体上还是安贫乐道,清高自守,往往成为地方贤达、乡间名士,成为正统儒学的朴素的花边。在腐败的时代往往还透露出一丝真实人性的亮色。
    作为儒家的隐者,李柏对儒家隐逸思想的诸多方面都有进一步的发展。
    选择隐居道路的原因 儒家士人选择隐遁避世之路,大都有客观的原因,往往是社会变革、动荡之际,政治黑暗,士人分化,思想混乱,一部分儒家学者看到圣贤之道不可能行于世,便为了守道而退隐。李柏生当明末,亲眼看到明王朝走向灭亡,却又无可奈何。他曾多次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首先,明末多盗,是因为“近世嘉庆天启以来,笃实君子在野,虚文小人满朝延,上欺其君,下虐其民,民不堪命,聚而为盗,盗满天下由盗满朝延也”①(《过函谷关论》)。其次,明代实行八股取士,培养出来的都是只知背诵时文,头脑僵化,无见解、无真才实学的“白面书生”,国家依赖这要样的人必然会落得个大厦倾颓的结局。李柏在河南看到李自成大乱后留下的千里无人烟的凄凉情景,但他把这一罪责归结到统治者,“明季文臣不能无罪矣!”正是对社会政治的观感,他既不愿参与社会活动,又极端反感举业。进入清朝,满人入主中原,强烈的正统观念和夏夷意识使他像许多前朝遗民一样,不愿与满清王朝合作,便走上了放浪山水,隐居求志的道路。对此,后人曾寄予深切的同情。赵舒翘曾说:“雪木先生生当明季,抱草莽孤愤无所发抒,遂放浪山水间,其志亦大可悲矣”(《跋淡园亦山园记墨迹卷》)。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李柏还从历史上寻找理论依据。在《岁寒斋记》①中,他说:“《易》曰履霜坚冰至,孔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皆圣人教天下以善处岁寒之道也。……伯夷遇岁寒于周者,庞德公、管幼安遇岁寒于汉魏之际者也,陶渊明遇岁寒于晋宋者也,……”。我们完全可以再补充一句:“李雪木遇岁寒于明清之际。”
    选择隐居道路的原则 李柏选取隐居之路的指导思想是“六则”: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都出自《论语》,应该是孔子思想的一部分,自然也应是儒家思想。李柏对这六句话多有阐发,他在《语录》中有一则,说此六则“何等决绝,何等勇断,认为当时士人“因循荏苒,以为通达权变,故终身不济事。”他还专门写了一篇《六则箴》①,认为六则的大义是“因乎时者也”,“时者无可无不可也,可以行则行,可以仕则仕,可以卷怀则卷而怀之。”并举历史上帝尧、许由、诸葛亮来说明知时的重要。关于知时,孟子曾经说孔子是“圣之时者”,

还说:“士穷不失义,大达不离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利天下”(《孟子·尽心上》)。穷达知时应该是原始儒家一个重要观点,这已为新发现的郭店楚简所证明。楚简儒家文献中有一篇《穷达以时》,这里的“时”就是指时遇、时世之意。或穷或达取决于“时”,君子应知时。在知时的基础上,才能作出选择。选择无非是廊庙或山林。在《驳王维与魏居士书》①中李柏引用严子陵的话:“士故有志,去山林,去廊庙,因乎时也。时可利见,辞烟霞而依日月;时可潜隐,弃轩冕而友鹿豕。”因时而异,作出选择。他自己就是这样的,“宇宙事业有两,曰山林,曰廊庙。廊非吾事也”(《寄张素石》)①,于是就走入山林。
    隐者之志趣 走山林之路,也得有坚定之意志、高尚之情趣,不然可能如唐朝卢藏用,把隐居作为追求高官厚禄的“终南捷径”,留下笑柄。李柏少有隐志,后来终生不仕,坚定不移,他曾经把隐志比如钢铁,“时不可为则存铁心,养铁膝,蓄铁胆,坚铁骨,以铁老汉可也,慎无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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